1947年至1994年，日本众议院选举采取“中选区、单记制”[3]。伴随经济高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为适应城市地区选民数量的增加，1950年4月颁布的《公职选举法》在实施后历经数次修改并增加众议院议员定额，从1950年的466名增至1985年的512名、1992年的511名。该时期，中选区制的比例结构大体上相当于五人区30个、四人区40个、三人区50个。三人区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而四、五人区则主要以城市为中心。[4]
中选区制比例结构的深层内涵，是政治过程中的“农村偏重”：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与城市化急速推进，并未能促使议员名额及时调整，农村地区一直拥有相对有利的议员定额并且越是在大城市居住的人收入越高，但其参与投票却越少。结果，农村地区的居民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影响力。[5]
上述中选区制对自民党权力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为其长期执政提供制度支撑。
农民是自民党的传统社会支持阶层。据统计，自民党在各类选区所获议席的比率，随着选区城市化程度的降低而提升，且保持稳定。自民党在1958年至1986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其大城市选区议席率在30.1%—52.5%波动，非城市选区议席率则在68.3%—76.8%波动，且震荡幅度小。[6]相反，在野党势力很难渗透进农村选区，最大在野党社会党在三人区的农村选区往往只能获得一个议席，公明党和共产党的势力则局限在城市。在20世纪70年代，革新自治体的出现，也主要集中在东京都、京都府、大阪府等大城市地区。
针对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选区人口比例失衡（即“同票不同权”），“由于自民党政府不愿失去传统的农村地盘，只能通过增员的办法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对于现职议员来说也是皆大欢喜的事，因为减员对于任何一个选区都会遭到所在选区议员的激烈反对和抵抗”[7]。另有研究表明，自民党在众议院中选区制下的议席率，比其得票率平均高出7.3%。该数字在朝野伯仲的激烈选战中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在1990年众议院选举中，自民党的得票率为未过半数的46.1%，但其议席率为53.7%，仍可继续单独执政。[8]
建党之初，自民党内已拥有号称“八大师团”的八个派阀，随后其势力发展受到中选区制的“鼓舞”。因为自民党若想在中选区制下的众议院选举中获得过半数议席、维持执政党地位，就必须在每个选区提名复数候选人。处在同一选区内的多名自民党候选人，除了获得来自党本部的同一选举支持之外，相互激烈竞争的结果，迫使各方都去寻求“本部以外”的党内支持，即通过派阀来寻求额外的选举援助，而很难以“政党”为单位展开选举运动。同时，“如果派阀太大，同一选区中出现同一派别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其中必然有人落选，显然对本派不利”[9]。于是，各派阀达成在五人区均拥有一名候选人的最大限度共识，自民党内派阀数量逐渐整合为五个。
对于派阀成员个人而言，自民党的派阀具有如下功能：候选人作为政治家被认可（从派阀或党的角度看是挖掘新人），资金分配，陈情处理，职位分配。[10]特别是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由于党内、内阁的重要职位数目有限，自民党采取了“派阀均衡”的分配原则，各派阀又进一步按照所属成员的当选次数及其对本派贡献度大小等因素进行职位二次分配，形成所谓“派阀政治”。
派阀政治的发达，意味着自民党政权是“派阀联合体”执政，甚至一度达到“有派无党”的程度。例如，尽管自民党在1983年众议院选举中议席数减少，但党内最大派阀田中（角荣）派的势力却不断扩张。
在中选区制下，自民党候选人在同一选区激烈竞争的另一结果，导致政治资金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作用更为凸显。与选举运动中的政党政策竞争相比，自民党候选人更为依赖个人选举后援会的援助。为维系个人选举后援会的日常运作，除了必要的政策关照外，自民党候选人还需要聚集巨额的政治资金用于支付相关经费，竞选实际上是“竞钱”。在20世纪80年代，根据对十名初次当选的自民党众议员的调查，平均年收入额为1.265亿日元，六成来自政治捐款及宴会券收入；平均年支出额为1.164亿日元，六成用于维系事务所费用（人事费、事务所费、交通通信费）支出。[11]可见，自民党年轻议员的政治活动耗资巨大，仅靠年薪是难以支撑的。
并且，“金权政治”也是自民党政权的统治方式之一。为获取各个利益团体的选票与资金支持，自民党最大限度地利用执政党地位与政府行政资源对其予以回报，大搞权钱交易。但是，包括洛克希德案件、利库路特案件在内，一系列“金权政治”丑闻的频发，则意味着自民党聚合和表达社会利益的民主渠道严重受阻。这不仅导致自民党的执政党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而且迫使其面临政治改革的强大压力。
政治改革压力释放的结果，就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于1993年下野，以及中选区制的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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