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权力结构中的美国

第一节　东亚权力结构中的美国

本节首先剖析美国在全球体系内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在全球体系下再看东亚次区域的权力结构分布，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在东亚地区体系中具有何种权力和影响力。

一、全球权力结构与美国霸权

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西方传统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迫使或影响他人做自身本不愿做的事情的能力。美国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家权力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不仅来源于实力（军事力量），还来源于经济和技术因素。一般来说，国际体系中权力得以体现。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配是决定其特征的关键因素。冷战中美苏两极分别组成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团，形成两级体系的对峙局面。随着冷战的深入发展，以美国为首的一边越来越占有综合实力上的优势地位，直到最后在军事竞赛中将苏联集团拖垮，形成冷战结束后独立主导国际体系的局面。对冷战后形成的新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众说纷纭，大致有“单极”和“一超多强”两种主流观点。本文认为，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以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成为唯一具有建构全球安全秩序以及主导国际经济事务能力的单极霸权国家。

到目前为止有关反映美国超强综合国力的文献已数不胜数。冷战的胜利使美国充分享受“和平红利”，“美国经济很好地抓住了全球化和IT革命所提供的机会，美国传统的自由和竞争性市场、风险投资企业精神和政府良好的市场政策都对美国经济能迅速适应新环境起到支持作用，造就了全球市场中最有效率、竞争力和实力的美国经济。”^[1]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实力使美国取得较强的国际行为能力，从而能够对东亚共同体产生重大影响。

新的国际力量对比为美国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要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一新秩序的基础就是全球自由经济体制，核心内容是各国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国际经济体系，而这一体系必须通过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权力结构来保障。为此，美国除在国际事务中有选择地实行单边主义以外，还持续加强与冷战时期形成的盟国的关系，试图使自身独霸的局面永远保持下去。冷战后美国军事领域的优势始终非常明显，不仅军事开支遥遥领先，而且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

美国既是现有国际体系的最大维护者，又是最大挑战者。体系结构论者所预言的后冷战时代美国单极霸权地位必然遭到他国（联合）制衡的预言也没有得到现实印证。美国有能力和意愿主导现有国际体系，其他国家所能做的基本上是追随或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霸权周期理论所谓的“不成功的挑战国”。鉴于传统的均势体系分析的局限性，一些学者重新解释了均势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的威胁均衡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沃尔特用均势理论分析的焦点不再集中在权力上而是集中在威胁和意图上。威胁是权力、邻近性、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共同作用的结果^[2]。笔者认为该理论提供了对冷战后国际权力结构较为有效的解释。

欧洲大国持老牌资本主义地位的余威，加上一体化进程走在全球前列，从而使欧盟在政治经济综合实力上稳居全球第二位。在当今的国际权力构成中，技术、教育和经济增长等因素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3]。东亚在这些方面正在得到飞速发展，从而带动了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提升，迅速跃升为全球政治经济中引人夺目的“第三极”。但是，这后两极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不同程度地对美国存在着依赖性。这种明显的优势地位使美国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独占鳌头。

二、冷战结束后的东亚地区权力结构

对冷战结束的一个现实主义解读是它意味着美国在东亚地区从承担更多义务的“保护者”（protector）转变为承担更少义务的“平衡者”（balancer）^[4]。东亚地区内部权力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上较为贫穷，国内问题较多，如两岸统一、贫富差距、资源短缺等问题有待解决。因此，中国目前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国内事务上，政府设定的国际目标主要集中在与中国国家利益相关的国际事务尤其是东亚地区事务上。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发展和外贸顺差急剧增长，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原材料采购、廉价工业品冲击世界市场、人民币汇率等问题的重视，这反映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力正迅速增长。东亚地区另一个大国日本尽管拥有超强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但由于历史原因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发展受到限制，其国际作用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韩国是东亚地区的中等强国，在复杂的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迅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使得韩国成为国际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与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一样，韩国虽然受了1997—199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崛起的脚步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阻碍。

在冷战两极格局下，东南亚一些主要国家站在美国一边，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美国。随着两极格局的逐渐解体和自己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它们的独立自主意识增强。这些国家不仅希望减轻对美国的依附，而且力图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事务安排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一些国家开始在政治上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人权、环保和价值观为借口对其内部事务的干涉，在军事上反对美国在当地的驻军和军事基地，而且在亚太经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上也与美国意见不一致。由于东南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虽然经济很快恢复增长，但其中的核心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国内局势迟迟得不到稳定，使得东盟的整体实力受损。

美国密切关注并积极参与东亚权力结构的转变。克林顿政府在上台之后第一年即发起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试图以加强这个国际论坛为基础实现自己“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梦想。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之后，美国与东亚盟国关系在苏联这样一个外部威胁消失的情况下，没有如人们所预测的那样显著削弱。在APEC的发展方向上，美国主张应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主，向组织化、制度化发展，实行谈判和集体行动；而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则代表发展中国家立场，主张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与经济技术合作并重，坚持平等协商的形式，实行单方承诺行动制。这些与美国针锋相对的主张妨碍了美国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意图的实现。

冷战后美国强调的“经济安全”在外交领域的反映是经济外交，并把扩大美国产品的出口作为一种政府行为。但这一战略效果并不明显，突出表现在目前在美国与东亚经贸关系中美国对东亚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说到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我们首先要有这样一种认识：一国的贸易逆差并不一定是由于该国产业竞争力差造成的，影响贸易收支的因素很多^[5]。就美国来说，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美国一直是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倡导者，其贸易壁垒相对于贸易伙伴来说始终较低；美国先于其他国家进入产业升级阶段，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很多传统产业在萎缩，因此需要大量进口传统工业产品；原油等原料价格上涨很快，而美国这方面的产品需求量与进口量非常庞大；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的美元汇率经常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使美国商品在国际贸易中价格上处于不利地位等等。由于美元在东亚乃至全球货币体系中的特殊作用，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并未显著损害美国宏观经济状况和国内福利增长，相反造成了东亚外向型经济体对美国市场的严重依赖。

三、东亚安全与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性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在东亚地区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下面借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经典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研究范式，从“不对称相互依赖”这一角度来具体分析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权力。

美国国际政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在《权力与相互依赖》^[6]一书提出了狭义相互依赖理论。该理论作为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学说，吸收了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用敏感性和脆弱性来概括国际相互依赖背景下权力的来源，对现实的国际政治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在国家权力的来源上，基欧汉和奈认为，应该把“把各种不对称相互依赖看做行为体的权力来源”。相互依赖这个概念本身包含着的代价，意味着国家自主权某种程度上的削弱。因为国与国的相互依赖关系意味着依赖双方互相承担着义务和代价，所以“当交往活动产生彼此（尽管不一定是对等的）都付出代价的结果时，就存在相互依赖，当彼此间交往活动不产生付出重大代价的结果时，只存在相互来往。”也就是说，国家自主权的削弱是相互依赖的一个基本特点。“相互依赖的具体特性包括，密切性即相互依赖度的大小；对称性体现为有关各方相互依赖程度的一致与差异；敏感性即一国对另一国经济增长的敏感程度；脆弱性即相互依赖的一国对另一国增长后果的承受或适应能力。”^[7]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参与国际分工时可供其选择的余地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只有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只能进行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对于日本等缺乏资源的发达国家，选择余地也不大，只能选择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而美国既有自然资源，又有资本与技术优势，则可在更大范围内根据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进行选择^[8]。在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中，依赖性较强的国家处于一个对己不利的贸易格局中，并可能受另一方的摆布。这种国家与他国的贸易在促进对方繁荣的同时，却可能使自己陷入贫困，甚至在政治上沦于被操纵的地位。

东亚国家对美经济和安全上的依赖性都是非常强的。经济上东亚所有开放国家几乎都以美国为主要出口市场，而东亚经济的特色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除非有国家贸易逆差，否则没有任何国家贸易顺差。美国就承担贸易逆差角色，使亚洲贸易顺差得以实现。美国国内需求旺盛而出口相对不足，反映了美国进口的兴旺和国际市场的萧条并存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赤字可以说是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他地区的劳动和生产通过以美国为销售市场而得以支撑。美国事实上为困境中的国外经济体充当了一种‘最后买家’的角色。”^[9]美国充当了东亚最主要的工业产品销售市场。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60、70年代，东盟国家在20世纪70、80年代都依靠出口导向型产业实现经济起飞。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在加深。即使抛开安全和政治因素不谈，单是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在国内资源、市场方面就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弱点，往往会被美国用来迫使日本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调整。由于国内市场的相对封闭性，作为战后经济增长先驱的日本，对东亚各国家和地区主要起到资金、技术提供者的作用，而作为一个市场吸收本地区工业产品的作用则十分有限。连东亚经济的领头羊日本经济尚且如此，其他更小的经济体对美国经济的依赖性往往更强。

东亚经济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运转的。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虽然很多，但往往是中间交易，最终产品往往要销往美国市场，所以东亚对美元依赖程度很高。亚洲各国为了稳定本国的货币而购买和储存以美国国债为主的美元资产。美国以较低的债券利息借钱非常划算。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与美国的贸易中必须支付大量美元以便进口商品，使其国际收支改善和外汇储备增加成为具有进口能力的必要前提。美元本身便是外汇储备，美国的贸易收支状况对其经济安全的影响小得多。

在包括日本的整个东亚地区内，不同的国家对美国市场和货币的不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表现出不同的形式。美日之间自二战以后一直存在同盟关系，经济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使得美日同盟呈现加强趋势。中国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经济上也对美国市场依赖严重，中国把对美外交作为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尽最大努力使中美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避免因双边关系发生大的波折而冲击自身经济安全。

对美国市场和货币的依赖是东亚经济脆弱性的重要根源。由于害怕失去大部分外汇储备来源的美国市场，东亚国家外交主动性受到限制。在外交和安全上，大多数东亚国家还把与美国的双边关系看得比亚洲地区内部的协调体制更重要。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后时期，“东亚地区主要国家都与美国有很强的政治联系，但它们彼此之间却不存在这种联系。”^[10]这使得东亚缺乏有效的政治结构，经济力量在地区一体化中处于明显的主导地位。

美国对东亚地区热点几乎都有较深介入。朝核问题、中国台湾问题、东南亚恐怖主义等从地区角度看都是东亚的火药桶，一旦失控会影响整个东亚乃至全球安全。中国台湾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制约台独势力；朝核问题也是美国在唱主角；美国军事存在对东南亚恐怖主义客观上形成威慑。按照权力与相互依赖关系，东亚地区国家对美安全上存在的依附性当然增加了美国的权力。

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依赖并非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消除分歧，带来互利，形成共同利益。而恰恰相反，相互依赖总是包含着竞争，需要付出代价，隐喻着对国家自由行使主权的限制。”东亚对美国相当程度上的依赖导致其经济和安全的脆弱性较强，从而使美国在美国与东亚关系中拥有较大的权力，便使得按照各方之间权力分配的原则得到加强。这种依赖性决定了东亚地区很难完全抛开美国独立考虑自身事务。由此可见，东亚共同体建设中美国的政策与影响绝对不容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