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政策

第三节　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政策

本节聚焦于美国对东亚主要问题领域的三个主要部分：对东亚同盟国家政策，对东亚新兴大国政策和对东亚地区性安全问题政策。最后总结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判断与政策。

一、美国对东亚同盟国家政策

国际关系中的同盟是一种常态，它可以放大本国的国际影响力，达到单纯依靠本国力量难以实现的目标。小国在同盟中会有更多的安全感，大国也能够以同盟为条件换取自身势力的扩张。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同盟更放大了自己的超强影响力，使得美国始终握住东亚地区的战略主动权。在冷战中，美国的同盟战略是以经济上的让步（不平等）换取盟国安全（战略）上的配合，从而在自己身边形成经济发达、战略追随的一批盟国。能够较为充分地动员盟国战略上与自己密切配合，是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优势直至最后胜利的秘诀之一。冷战后，“在东亚，美国同盟体系与欧洲一样仍然处于重要地位，但美国作为地区安全动态（dynamics）中的环状支撑者（ring－holder）的作用仍然比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要大。”^[24]美国的这批盟国在维持美国全球和主要地区霸权地位上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

美国亚洲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说，美国政府认为，它们与东亚盟国关系的稳定，以及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是建立在美国承担义务保卫其盟国，抗击任何威胁的可靠性之上^[25]。冷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安全战略不再把重点放在谋求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上，而是主要加强与传统军事同盟伙伴的双边安全关系。东亚与欧洲安全格局都带有冷战遗留下来的痕迹。与欧洲的美国主导集体安全体制不同的是，东亚安全网络以美国双边同盟为主要特征，其中尤其以美日同盟为主要支柱。但美国想把双边安全关系变成欧洲式的多边关系很困难，因为日本、韩国、泰国与菲律宾几个盟国由于历史原因关系并不正常，而且它们之间也很少存在共同的战略目标。

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对日本的经济战略是扶植日本经济自立，然而，经济自立达到一定程度的日本反而对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一度形成威胁。但在亚太大国中，日本的战略回旋余地最小，它选择以美日同盟为基轴制定对外战略。日本做美国安全盟友也获得很多好处，例如减少了军费开支和减少了卷入战争的危险。美国为日本提供了远洋作战能力和核保护伞。虽然美国的保护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有用，但是任何日本潜在的对手在与日本冲突之前都必须考虑美国的反应。

美国庇护下的日本长期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造成日本对欧美各国高额贸易逆差。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数额尤其巨大。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美国施加强大政治压力的情况下，日本被迫有选择地、缓慢地开放国内一部分市场，扩大对美出口。“当‘日本威胁论’盛行于美国的那个短暂时期，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日本部分地取代苏联的角色，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充当美国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却越来越涂上了向美国‘领导者’地位挑战的色彩。”^[26]美国当时担心“日本将会利用其强大的经济资源，通过投资和贸易建立它过去用军事手段未能建立的共荣圈。”所以美国在保持美日同盟的同时，要“限制日本在东亚的影响力。”^[27]

1993年3月，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在任命听证会上对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描述了未来克林顿当局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十个目标，首先第一个就是“与日本建立一个责任更加平衡的和成熟的全球伙伴关系”，而同时对中国的政策是“在推动中国更进一步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基础上，重建与中国合作的牢固基础。”^[28]可见即使在美日贸易战非常激烈的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日本的总体政策依然是非常积极的。克林顿政府1995年对日出台的《奈报告》，提升了安全战略在其亚洲战略中的地位。美日同盟重新回到美国东亚政策的中心。

新世纪上台的小布什当局在“新单边主义”战略思想作用下，强调在亚洲优先加强美日政治、安全同盟关系，把美日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前。这种战略构想来自“阿米蒂奇报告”——2000年10月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发表的《美国与日本——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研究报告。主持研究的阿米蒂奇、林赛、帕特森、凯利后来分别被小布什任命为副国务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问题主管和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他们提出把日本变成“亚洲的英国”，使之在战略目标和行为上与美国完全一致。布什政府积极敦促日本修改宪法第9条关于不得参加集体防御活动的有关规定，推动日本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扩军，以加快TMD建设，建立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新框架。五角大楼的强硬派与亚洲政策的亲日派结合在一起，主张相对降低欧洲的中心地位，逐步将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移往亚太地区^[29]。

摆脱金融危机后的韩国虽提出雄心勃勃的国家发展目标，但受制于朝鲜半岛内部事务和东北亚地缘政治，所以在地区事务中很难发挥其自身期望的重大作用。号称有“反美”倾向的韩国总统卢武铉所能做的也仅仅是呼吁汉城与华盛顿之间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而继其之后上台的李明博总统又重拾亲美政策。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如果形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韩国摆脱与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与日本相比，韩国没有把中国的威胁想象得那么大，冷战后美韩同盟也似乎不如美日同盟那么牢固。

美国除了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这几个盟国之外，与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保持较为密切的军事安全关系。这些同盟或密切的军事安全关系加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强大驻军，使得美国在处理东亚安全问题上游刃有余。中国学者阎学通认为，冷战后新现象就是不完全一致的联盟，即“问题性的联盟”。比如，“日美同盟在遏制中国军事方面可能是一致的，但在同中国发展贸易问题上则可能是不一致的，在人权问题上更是如此。”^[30]这一判断对于我们全面认识美国的同盟关系有一定的意义。

在东亚多层次的政治网络中，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也是美国介入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支撑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双边同盟关系网络对美国亚太政策的贯彻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这种双边同盟关系不可避免会引起该地区非同盟关系国家的警觉。有专家指出，“如果美国欲使亚太地区相互依赖关系更加紧密，华盛顿就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双边和垂直（vertical）关系上，因为亚洲国家可能期望美国在其中承担更大和更多的责任。”^[31]与同盟国家的亲密关系必然会使美国疏远非盟国关系，还可能使美国在处理地区性问题时考虑到盟国的利益而有所顾忌。

二、美国对东亚新兴大国政策

20世纪上半期的东亚战略格局表现为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逐渐退出、美国与日本争夺地区霸权的格局。二战中，美中英等国建立战时同盟，击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0世纪下半期的前20年是美国全面保护日本，与中国作为其中一部分的社会主义阵营对抗。此后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美日三边关系成为东亚地区的核心。然而到了此时，与日本在东亚地区战略态势中由主动到相对被动的变化相比，迅速崛起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则经历了从被动到相对主动的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所面对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占全面优势的国际环境，美国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世界体系的接触（engagement）政策和“织网”（weave the net）战略明显体现出经济接触与战略遏制的两面^[32]。“当今之中美关系，物质结构的不对称显而易见，知识结构的不对称更不亚于前者。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及其对华政策就一直陷于矛盾之中。”^[33]美国对中国政策是双重性特征：对中国“接触”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深刻而复杂的互动关系。经济上双方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安全和其他国际事务上，双方也有诸多共同利益。美国要在中国谋求经济利益，在世界事务中追求其安全利益，都需要中国合作。美国对中国之所以“遏制”，是出于两个原因：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两国之间是矛盾和冲突的；从西方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迅速崛起和国际影响扩大必然会使其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从而成为美国霸权的主要挑战者。

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从“历史的终结”的兴奋中逐渐清醒过来，“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在地区范围内，日本也将中国看作是对其地区主导地位构成现实威胁的主要竞争者；在次区域范围内，印度一直把中国当成主要假想敌人，东盟对中国的崛起也心存疑虑。中国越来越处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处在国际斗争的前沿位置。”^[34]美国朝野非常关注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崛起，总是习惯于用现实主义眼光来看待，认为中国加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会不可避免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东亚地区最不好处理的国家：它既不是明确的朋友，也不是明确的敌人，既是战略威胁又是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35]。1992年美国舆论开始炒作“中国威胁论”，但当时美国官方并没有认为中国的实力足以成为美国的现实战略对手。而到了1995年，美国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的呼声就日益高涨了。约瑟夫·奈的名言“如果你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就将变成敌人”反映了这种心态。美国在东亚地区把主要防范对象确定为中国的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力量上升很快，是全球范围内最有潜力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挑战的大国；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不是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在遏制中国的同时，美国也认为，一个开放而自由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一味打压只会激起中国的对立情绪。美国在重要问题上又需要中国这个地区性大国的支持，所以对中国又拉又打。

从经济上看，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逐步取代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地区，并在1991年成为美国市场进口玩具、体育用品最大的来源国。同期，中国也开始取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并在1992年成为美国市场进口鞋子最大的来源国。10年后的2002年，中国取代日本、欧盟和墨西哥成为美国进口消费类电子产品、信息技术硬件的最大来源国。但是，中国没有在任何实际意义上生产电子和信息技术产品，它只是利用高附加值进口部件来装配这些产品。美国有识之士指出，中美贸易失衡越来越大的主要原因既非中国货币低估，亦非中国贸易保护主义，而是源自中国在跨国公司全球生产链上的作用迅速增加。中国已成为许多制造品的首要装配基地，这又主要由于外国企业将它们的装配业务从其他亚洲地方转移到中国所致。同时，制造这些产品的部件主要从亚洲其他国家而非从美欧等地购买。这就导致中国对美欧顺差，对亚洲国家逆差^[36]。

“9·11”事件以后，美国战略重点转向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中国这样的地区性大国的防范程度有所降低。2005年9月21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表题为《中国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的政策演说。在这篇精心准备的对华政策演说中，佐利克把中国定位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承认“如果没有中国提供更大合作，美国将无法维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承认“中国在亚洲多边外交中的有益作用”，并表示美国“能够与正在崛起的中国合作”。这是布什政府对中美关系的善意表达。这表明美国政府中的一部分力量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予以比较积极的评价。

三、美国对东亚地区性安全问题政策

冷战后克林顿政府一上台就确立经济优先的原则，加大对有经济活力的地区的重视。克林顿政府也认识到无论是传统安全还是非传统安全挑战，东亚地区都有不少。冷战刚结束时，“美国因此正值空前的太平盛世，美国人民尽可充分享受这一切，但美国外交和国防战略的制定人却不能沾沾自喜。”^[37]东亚地区安全格局对美国是有利的，美国的目标是“维持现状”，但也需要“居安思危”，主动发现并遏制任何潜在的挑战。美国因此要寻找新的对手，把它对美国的潜在威胁消灭在萌芽状态。崛起中的中国成为美国遏制的主要对象。朝核危机、台海危机、非传统安全挑战凸现都让美国决策者感到亚太地区并不太平。继续保持同盟战略是美国实现称霸世界这个宏大目标的重要手段。

1995年《奈报告》的出台加强美日同盟，此时美日同盟的作用除了作为美国重新安排地区安全结构的支柱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即为对付朝鲜、中国台湾等不测事件，提高了美国对付地区安全事件的能力。

到了新世纪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东亚地区的中国及其他东亚经济体经济崛起很快，朝核问题、中国台湾问题、东南亚反恐问题也接二连三，对美国的挑战很大。其中对美国安全上最大的挑战是朝核问题，该问题一旦处理不好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对美在东亚地区的势力存在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朝核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制造出来的，是美国长期以来孤立、敌视朝鲜的结果。美国在中东诸多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不希望东亚地区出现挑战者。但朝鲜执意以发展核武器为手段来提升本国国际生存空间和地位，令一直以地区秩序维护者自居的美国感到十分棘手。2006年10月9日朝鲜核试验是对日本、韩国与美国同盟的一种考验。最终并没有出现人们所担心的由于朝鲜核试验带来日韩乃至东北亚的军备竞赛，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日韩两国对于美国的同盟关系还是抱有很大信心的。但美韩同盟在朝核问题的冲击下，前景尚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与朝核问题一样，中国台湾问题的产生与演变也根源于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政策。美国始终深深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一则为牵制中国崛起，另外从地区层面上来看美国、中国台湾问题成为维护地区霸权地位的一个棋子。

从历史上看，美国当政者对中国台湾问题看法不一。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仅把中国台湾问题看作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问题，可以拿着与中国政府做交易。布什上台初期，他本人和政府中的鹰派把中国台湾问题当作遏制中国的一个筹码，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做交易。但紧接着美国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严重挑战，它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恐以及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挑战上了，中国台湾问题就不再主要作为遏制中国的筹码了，而是作为换取中国政府对美国国际反恐和应对反核扩散等功能性问题支持的筹码。中国台湾问题逐渐从中美关系的核心焦点角色淡出。

“9·11”事件后，美国把关注重心转向国际恐怖主义势力，其中尤其以伊斯兰恐怖主义反美情绪最为高昂。东南亚也是伊斯兰教徒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美国在东南亚的反恐斗争成为地区的一个焦点。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反恐的态度不一。表示公开支持的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其他国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愿公开支持美国主张^[38]。但它们事实上还是不同程度地对美国的行动有所配合。反恐是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并非东南亚国家的核心利益，配合美国反恐的各国政府很容易遭到国内人民的反对，加之数年前曾饱受金融危机煎熬的东南亚国家仍能回忆起当时美国是如何袖手旁观的。因此，美国在东南亚反恐问题上开展得并不十分顺利。

从东亚地区存在如此多尚未解决复杂的安全问题可以看出，东亚地区安全体系并不巩固。美国对东亚安全事务的介入之深，不仅引发不少地区问题，也使我们对形成中的东亚共同体不容乐观。

四、美国对东亚共同体的判断与政策

综合上面所述，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基本判断可总结为：（1）东亚是个安全上不稳定地区，安全热点较多，需要美国依托盟国前沿驻军以维护稳定；（2）东亚经济上发展很快，对美国依赖性很强，是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地，具有潜在的庞大市场等。这种判断直接关系到美国对形成中的东亚共同体的判断与政策。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对呼之欲出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设想，是美国分别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组成环太平洋经济圈。这种态势将会对美国有利，等于以美国为核心。而日本通产省1988年提出设立“亚太经济合作部长会议”构想，得到澳大利亚等国响应。最初排除美洲国家的设想遭到美国反对，最后经过妥协，美国和加拿大加入，最终于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了首届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

现在人们常常把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0年底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作为当代东亚一体化思想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的开端。当时为防止出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由美国完全主导的局面，以马哈蒂尔为代表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构想，来牵制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该构想得到东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日本求之不得，但出于对美关系考虑，日本不能公开表示支持，态度暧昧^[39]。这一设想包括日本而排除美国，美国担心一旦实现就会架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所以坚决反对。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说，美国强烈反对“沿太平洋中间画一条线”，坚持在新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中纳入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美国反对的是东亚形成封闭的、排他的区域性集团，而支持亚太地区“开放的”地区主义。美国需要在APEC框架内实现国家利益，在APEC范围内大力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即让美国贸易和投资更顺利地进入该地区。1994年APEC会议公布的《茂物宣言》规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目标（Bogor goals），对美国来说，意味着发达国家的产品和资金将不受边界限制并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倾销，美国积极敦促亚太各国拟定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时间表，其目的也在于此。

冷战结束初期的APEC是美国“新太平洋共同体”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最初把促进整个亚太地区一体化作为APEC的主要目标。这一时期美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的“Community”（共同体）还是“community”（大家庭）目标之争。两者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相当强的约束力而后者没有约束力。美国希望建立APEC“共同体”的战略意图是，实现以贸易自由化为基轴的经济一体化；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以美国价值观为标准的民主化^[40]。如果亚太地区实现一体化，那么开展排除美国的东亚一体化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1997年美国反对日本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主要是担心它会取代自己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借款国实施政策调整的能力。AMF与IMF的主要区别是它注重中长期贷款，并且不像IMF有那么多的贷款条件，从而形成对IMF正统地位的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区域性安排有时反对，有时默许，有时鼓励。鼓励发生在当这种合作有助于该地区的金融稳定，并可减轻基金组织融资负担时^[41]。它不能允许替代自己地位的地区性融资安排出现。否定了亚洲货币基金之后，美国主导成立了马尼拉框架工作组（MFG），其主要作用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发挥第二道防线。马尼拉工作组成员包括亚洲五个危机国、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的副手们。

进入新世纪，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过程的加速，包括“清迈倡议”和一系列贸易协定谈判，使美国再度产生焦虑。美国对由东亚共同体建成引起的连锁反应也有担忧，比如东亚共同意识增强之后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进行排斥、日本等国可能会发现在自己领土上驻扎美国军事力量不再符合自身利益等情况的出现^[42]。美国政府智囊、国际经济研究所（II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坦认为，美国应该重新把重点放在建立广泛太平洋地区的制度性合作关系上。“只包括亚洲的安排会严重破坏美国经济甚至安全利益。”只有开放的区域主义模式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还认为，东亚正朝经济合作方向迈进是个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姿态对美国十分关键。未来东亚合作能否采取开放的区域主义模式，日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43]。1997年秋反对建立亚洲货币地区主义的主要是美国财政部。到2000年美国财政部立场就软化多了，代表美国财政部参加亚洲银行年会的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部长埃德温·M·杜鲁门说，像“清迈倡议”这类的区域性倡议，从原则上说是建设性的，而且亚洲国家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是完全恰当的^[44]。

与1997年相比，现在美国虽不明确反对东亚地区合作，但还是设法影响该合作的进程以防止自己被排斥出东亚。美国为牵制东亚共同体所采取的政策手段包括：（1）强化东亚双边同盟体系，这是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集体安全体系，具体情况在下一节论述。（2）积极参加跨地区论坛，比如美国完全接受了东盟主导几乎包括全球所有重要力量的东盟地区论坛（ARF）这一现实，还有前面所述的美国积极参与并试图主导APEC，美国还力求将朝核问题六方会谈转化为东北亚安全对话机制等等都可作为佐证。（3）与东亚国家谈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比如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新加坡和泰国进行双边FTA谈判并缔结协议，这是变相地参加东亚经济合作的方式。（4）在自身不能或不便参加的情况下让自己一些西方盟友，同时又与东亚有着相近地缘关系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亚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参加，以东亚这些外围国家的加入来分化和冲淡东亚自身的凝聚力。（5）利用东亚安全和经济上对自己的依赖性，保持对东亚事务的干预力度。（6）传统均势政策，让中日两个东亚大国之间互相牵制，最好再加上南亚的印度。

美国政府上述政策转变的根源是，近年来亚洲国家间一系列合作成就使得美国政界和学界不断质疑小布什政府过于关注伊拉克和中东问题的弊端。不少美国人相信，美国因过度关注中东问题已严重削弱了它在东亚的地位。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批评说，“对于亚洲已经成为重心这一点，美国的认识不足。”“难以看清政府对东亚的政策和战略。”^[45]同时，由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进展不顺，也使美国担心自己在东亚合作中因被排除在外而处于不利地位。美国在2006年底召开的APEC河内峰会上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希望更多地介入东亚经济合作，主导东亚和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从而塑造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经济新秩序。但此项构想因为许多成员国反对而未实现。美国学者建议，在积极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或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构想由于其他APEC成员国的抵制而未能实现的情况下，美国应该积极谋求与区域主要国家，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建立全面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参与其中可在避免受到歧视性待遇上争得主动^[46]；2007年4月2日美国与韩国经过艰苦谈判达成自由贸易协议，成为美国积极参与东亚自由贸易的最新例证。

从横向与纵向对比角度看，美国对地区主义的立场不是非常明确。它曾推动20世纪50年代欧洲共同市场和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但在对待东亚地区主义态度上则反对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和日本建议的亚洲货币基金。但是，在美国默许西欧发生同样的行为、自己在北美创立NAFTA并积极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下，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告诫东亚国家说它们不应当推进经济地区主义这一更紧密的合作^[47]。只有地区主义没有妨碍美国将来与已有的集团开展合作或者第三方不受歧视地获得那些地区的经济机会，美国才可能不会强烈反对地区主义发展。

从总体上看，目前美国对于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态度是矛盾与消极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人员认为，在金融方面亚洲地区主义会阻碍由IMF或发达国家施压而创立更加强健的金融部门的改革，该地区的金融脆弱性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再次导致像1997年的金融危机那样的事情^[48]。中国青年学者王孜弘认为，美国对亚洲金融合作的政策包括：①保持影响力，视排除自己的地区性协议为挑战；②亚洲制度选择不能对IMF构成威胁；③在不影响美国地区和全球金融霸权的前提下，能减少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成本的区域性制度安排能被接受^[49]。这种政策也是美国承认现实的无奈之举。

最后应该看到，当前的东亚合作仅仅具备一点雏形，要想真正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还有非常多的困难需要克服。所以目前东亚合作还不足以成为美国关注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