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争端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影响

第三节　领土争端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一体化趋势成为世界一大潮流，作为与欧洲、北美并行的三大地区之一，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近几年来，东亚合作成为东亚各国政府的共识，各种各样的合作框架逐渐建立。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向在文莱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提交了研究报告——《走向东亚共同体：一个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报告选择出了一些可能在东亚取得实际进步的合作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26个可实施的具体优先措施^[48]。对这份报告，萨缪尔·金（Samuel Kim）评价道，“这表明（东亚各国）在地区主义方面的某种含混不清的立场：一方面，地区主义仍然是一种幕后的背景，但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明显地显现出来。”^[49]这样的一种立场，说明一方面东亚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地区合作来应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挑战；而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地区合作又不能操之过急。2001年“10＋3”峰会上，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了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多个领域的“东亚共同体”。同时，由东亚地区26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在2001年向会议提交了关于“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包括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开展多领域合作，加强机制化建设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性建议。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它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东亚合作的长远目标^[50]。2003年12月，日本与东盟国家在东京举行了特别首脑会晤。期间，日本不仅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且继2001年小泉首相之后，又一次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小泉的计划是建立一个包括“10＋3”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扩大的东亚共同体。在2004年11月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支持东盟的决定，于2005年年底在马来西亚召开东亚峰会（EAS）。东亚峰会将改变以往“10＋3”会议以东盟峰会附属会议召开的现状，首次以东亚整体的形象出现。可以说，东亚的区域合作已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但是，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发展过程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其中的领土争端问题就是一大障碍。可见，东亚共同体的建构正在经历着由理想到现实的转变，其中既有积极的因素，亦有消极因素。

一、领土争端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政治影响

东亚共同体建设首先是一种政治建设。中国、日本和韩国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对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和日本对共同体的建设进程起着关键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决定东亚共同体发展的方向与深度。中日之间的竞争亦有可能最终打乱“东亚共同体”合作目标的实现与落实。目前中日两国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利于东亚共同体的可持续成长，虽然东盟在东亚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但作为东亚大国、主要是中日两国的支持和参与对共同体的建立仍是不可或缺的。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民族感情、主权争夺上的问题，也有来自战略、经济、能源上的问题。

首先，在国内层次上，领土争端易引发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历史上，许多冲突与战争是由民族主义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是很大的不稳定性诱因。由于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民族利己主义，当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时，民族主义会以国家利益为重；当利益不一致时，就容易引发国内的不和谐乃至冲突和危机。同时，当两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对双方的政治关系会产生极大的危害。由于领土问题直接涉及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因此也成为各国国内民众关心与关注的重点。在日韩独（竹）岛争端中，韩国民众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国家的政策和政府的态度。2005年3月18日，在韩国出现了市民团体号召抵制日货的活动，各地方政府也纷纷宣布中断与日本的交流等，集会抗议和游行蔓延至全国。同日，一名50岁的韩国男子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外自焚，以抗议日本侵占独（竹）岛。而作为回应，日本政府召回了驻韩国大使，并随后向日本国民发出赴韩旅游警告。民间不断高涨的呼声已经在韩国政治方面产生影响，5月3日韩国国会统一外交通商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旨在维护独岛主权的《独岛决议案》，并已提交国会的全体会议审议，决议案要求日本立即废除岛根县议会通过的《竹岛日条例案》，马上删除在部分新编教科书中关于独岛的歪曲记述，并呼吁韩国政府以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本着始终如一的原则，认真且慎重地应对。

韩国总统卢武铉发表讲话时强调，独岛争端是历史问题而不仅仅是海权争端。“独岛是日本侵略朝鲜半岛时，最先遭到侵吞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日本声称对独岛拥有主权是主张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下的占领地权利，广义上也是主张对过去殖民地的领土权。”^[51]2005年6月韩国媒体公布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90%的韩国人不信任日本^[52]。2005年中国民众对日本民众的友好度仅为25%，对韩国民众的友好度达到79%^[53]。就中日关系而言，自2005年以来，由历史问题引发的中日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摩擦与对立愈演愈烈，中日关系一度陷入自1972年两国建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困境之中。同时，日本在处理钓鱼岛、东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上的立场日趋强硬，日方打破1978年中日双方关于搁置钓鱼岛领土争端的默契，强化了对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实际控制权，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引发强烈的民众抗议活动。1996年9月26日，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试图登陆钓鱼岛时不幸溺水牺牲，11天后，大陆、香港、台湾的保钓人士成功登岛，并第一次将中国国旗竖立在了钓鱼岛上。这之后，大陆、台湾、香港、纽约等地的“保钓联合会”纷纷成立，继1971年之后，再一次掀起“全球华人保钓运动”的高潮。2005年2月14日，香港民主建港联盟约50名成员游行到日本驻港总领事馆递交抗议信，抗议日本政府日前片面宣布接管钓鱼岛上由右翼团体设立的灯塔，并作为日本的“国家财产”予以保护。在东海油气田开发与大陆架划分问题上，日本要求中国停止在靠近日本单方面提出的所谓“中间线”的海域勘探油气资源，并要求中国将东海油气田相关数据提交日本，随着中日两国在东海地区竞争的加剧也使得两国在东海面临冲突的危险。目前，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钓鱼岛问题容易被一些人利用以制造对中国的不满情绪，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海洋扩张论”。新加坡媒体称：“对亚洲真正的威胁是日本和中国之间正在酝酿的冷战”。

其次，在国家和地区层次上，领土争端容易引发国家间权力结构不平衡，并造成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加剧解决问题和谋求合作的难度。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社会中，国家的行为是由于对权力的追求所驱使的，国家之间进行的战争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其本质上就是追求权力的角逐关系，国家追求权力的根本动机是出于国家利益。汉斯·摩根索认为权力来源之一就是自然资源。同传统现实主义一样，新现实主义也认为国家生存存在于自助原则控制的战争状态，要安全就必须获得权力。在影响权力的各种构成要素中，领土和地缘因素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利益的核心部分必然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是因为领土涉及国家的主权，英国学者罗伯特·汤普逊为权力设计的公式是：国家实力（权力）＝（人力＋资源）×意志^[54]。克莱因也认为国家力量＝［（人口＋领土）＋经济能力＋军事能力］×（战略意图＋贯彻国家战略的意志）。可见，在国家权力方面，领土与资源占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东亚现有的主要领土争端出发，不难发现这些争端几乎都与海洋相关。著名的海权论者马汉认为：“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狭窄航道对于大国的地位至关重要。”^[55]同时，马汉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必须首先控制海洋，从而统治世界，海洋权力对于国家的实力与繁荣是至关重要的。日本是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大国，领土面积仅37万平方公里，在世界各个国家中位居第61位，但根据海洋法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规定，日本可获得的专属经济区面积是日本领土面积的10余倍，居世界第7位。如果以钓鱼岛作为依据划界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范围，这样日本将会得到约2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和15万吨/年的捕鱼量与约80亿桶的油气资源^[56]。这对日本国家权力方面来讲的影响和意义是非常巨大的，权力的改变势必更改地区原有权力结构平衡模式，打破原有的均衡，一国权力的增加会对另一国产生多重效应，在心理上引发对该国的恐惧，在行为上谋求增加自己权力的机会和方式。同时，由于一国的国家实力的上升必然导致其他相关国家国家实力的下降，这在双边及多边磋商、谈判中造成双方地位和发言权的不平等，扰乱原有的争端解决方式和步骤，增加争端的解决难度。

二、领土争端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军事安全影响

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含义是指国家不面临军事武力上的威胁状态，包括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不受侵犯等方面。从东亚的整体安全现状看，东亚地区仍处于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传统均势安全模式之中，停留在大国制衡的层面。冷战时期两极格局消退，所谓“安全困境”的问题开始困扰着东亚地区各国，凸显了加强各国间相互信任和集体安全的紧迫性。当一国的权力增强时就会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国权力的增加会使其周边国家产生不安全感，其周边国家也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权力，从而使该地区呈现不稳定的态势，从而打破地区原有的权力制衡模式，破坏原有各国的力量对比，进而改变整个地区的安全状态。另一方面，随着东亚各国都有相互合作以发展本国经济的愿望，彼此间进行的协商、对话、合作的增加降低了传统军事安全在目前东亚范围内的地位。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军事安全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作用，尽管经济全球化及区域化趋势不断冲击着民族国家的主权以及原有的领土观念，但就目前民族国家发展水平来看，东亚各国还没有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的范畴。同时，领土和资源的争夺对于国家实力和权力的增加会有直接明显的效果。由于领土争端问题造成的双边关系紧张，外交风波屡见不鲜，并且亦发生过一定范围的军事对峙和冲突，无论是中、日、韩三国还是东盟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1990年3月，菲律宾海军在其控制的岛礁附近扣押了7名中国渔民而引发中菲外交关系紧张；1996年2月，韩国政府在岛上修建码头工程使得日韩关于独（竹）岛的矛盾再度激化，并使两国关系从政府至民间普遍趋于紧张；2004年中日东海油气田争端导致中日政治交往上的中断和双边关系的紧张；在国家间的冲突与摩擦方面如1974年的中国的西沙保卫战，1988年中国与越南进行的“三·一四”之战，日韩在独（竹）岛的军事对峙等。

东亚领土争端对安全方面的影响还表现在各国军备的改变，特别是对于海军的军事建设的加强。争端各国为了取得、保卫领土、资源也会采取扩充军备，提高军事水平，研发和装备新型武器等措施。日本国防预算增长水平在亚洲保持第一，2006年国防预算为48 137亿日元（413.5亿美元），比2005财年增加了1.2%，主要用于采购直升机航母、潜艇、F－2战斗机、坦克，并计划在2010财年年底前购买124枚“爱国者”三型地对空导弹。韩国2006年的国防预算预计为23.3万亿韩元，比2005年增长16.5%，韩国空军即将得到40架F15K多用途战斗机，到2009年将服役3艘“神盾”级导弹驱逐舰，此外，韩国正在建造三艘1 800吨位的潜艇。中国2006年国防预算为2 838亿元人民币，约351亿美元。2005年底，8艘改良基洛级潜艇全部交付使用，2006年，得到8套新式的S300PMU2地对空导弹；同时，中国还向俄罗斯采购S－300防空导弹系统、伊尔－76型军用运输机等武器项目。

东亚各国的军费持续增长，东盟国家军费开支在1988—1996年实际增长52%。东盟各国的军备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各国武装力量已经从维持国内治安与稳定朝向国土防卫转变，防卫区域由内部向外部扩展。东盟国家军费年增长率达10%左右，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形成一种扩大军备的趋势。各国普遍提出10年到20年的国家防卫计划和军事现代化计划，并且国家防卫战略由以陆地为主向以海洋为主，加紧向海洋进军，扩大战略纵深，以保证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安全。据不完全统计，东盟各国与美、俄、英、澳等国签订了20余份双边和多边防务条约或协定^[57]。菲律宾将海军现代化作为军队建设的头等任务，拟更换大部分海军装备，计划再购买3艘护卫舰和2艘大型的巡逻艇，到2010年前，新购置的各种舰艇将达94艘，基本实现海军装备的现代化。马来西亚海军拟于2010年前采购54艘新舰艇，用来替代老旧舰艇，包括再定购2艘护卫舰、1艘排水量5 000吨的登陆舰、24艘近海巡逻艇、4艘潜艇、部分快艇及数十架舰载直升机^[58]。越南重点发展大中型水面舰艇部队，组建潜艇部队，进而真正具备一定的远洋作战能力，并从俄罗斯购买3艘“毒蜘蛛”级导弹舰，从美国购买数架F－16型战斗机。印度尼西亚计划将海军总兵力由6.5万人扩充至9.3万人。

三、领土争端对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影响

东亚领土争端不仅影响东亚的政治、安全，同样对东亚整体价值、认同产生重要的影响。无论是从东亚各国的历史还是地理上考察，东亚一直处在一个相同文化的区域内。在历史上的华夷秩序体系下，华夏文明大规模地输出，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东亚地区已经开始形成地区认同，东亚观念也逐步深入人心。东亚观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是本国对东亚各个国家的认识和评价；第二是以这种认识和评价处理与东亚各国的关系；第三是从自身的发展道路上说，把东亚视为自己发展战略的中心^[59]。东亚地区各国之间合作的增强，促进了地区认同，使得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有利于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但是，东亚认同和东亚观念还处于起步的萌芽阶段，地区整合度不高、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等因素依然是东亚认同的障碍。因此，从长远看，东亚认同必须思考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统一性的结合^[60]。

根据建构主义的共同体和平理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只有建立在国家自律、互信和集体认同基础上的和平才是牢固的和平^[61]。在长期的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实践中，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彼此之间的信任，逐渐拥有共享的和平观念和文化，这种共享的观念和文化是行为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它重塑行为体的自身利益，影响和规定着行为体的对外政策选择，从而使行为体之间产生了对诸如互不使用武力、通过协商合作解决分歧等规则的集体认同^[62]。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就在于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互信，而领土争端的负面效应就是加剧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例如，由于中日东海划界争端的不断升级，日本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攻击中国军费问题，企图在意识层面上和现实政策上遏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同样，中国的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中国未来国家发展和政策走向产生很大的担忧，这势必对国家间关系的良好发展产生负面的作用。并且领土争端使争端当事国政府加强宣传本国的政策以及寻找有利于本国的历史、法律依据，这也会在各国民众之间产生相互排斥，甚至敌视的影响，从而破坏原有的或者正在形成的东亚认同和东亚价值观，对东亚共同体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