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客观认识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明显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战略投入，高调宣扬“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到来，拉紧同地区国家军事同盟，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插手地区热点问题，利用东亚峰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力图主导区域合作方向。但同时，美国受到内外牵制很多，其亚太战略调整不乏虚张声势的成分，能否持续投入仍待观察。美国更多是拉拢地区国家为其出钱出力，对美国开放市场，帮助美国脱危解困，并没有给地区国家发展带来多少好处，其煽风点火的做法有悖亚太和平发展的大势。地区中小国家努力在大国间寻求平衡，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

第一,客观上，美国推进亚太战略的每一举措均无法完全“回避中国”；主观上，美国这些举措也多多少少、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

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综合实力、同亚太各国之间的广泛联系以及中国多年积极参与地区合作，中国的利益与影响已深入到亚太各个角落，形成与亚太各国的深度相互依赖，中国并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和亚太经济链条的中心环节。美国推进其亚太战略，无论是对涉朝等热点议题的处理，还是对南海、钓鱼岛等主权争议的介入，抑或是同日、韩、俄、印、东盟等域内战略力量的双边互动，以及扩容东亚峰会、参与次区域合作等多边行动，都无法绕开中国，并将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同邻国关系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总之，中国在亚太的快速崛起与美国对亚太的全面“重返”这两大历史性进程，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着相当程度的重叠。这一客观现实预示着，中美在亚太的互动与博弈将具有前所未有的全面性和深刻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两国在亚太的处境及亚太秩序的未来。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亚太影响持续扩大，亚太格局内在稳定性下降，局势发展不确定性增强，美亚太战略针对中国很可能成为长期现象。如果管控不力，任其发展，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系统性和战略性风险，使中美双方陷入相互认知的困境，战略误判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对被边缘化的焦虑以及在具体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做法，很可能加剧中美关系中的这样一种负面倾向，即双方均多多少少带着一种“受害者”的心态去检视对方的行为和揣测对方的意图，一方的防御性行为在另一方眼里则变成进攻性的，双方均基于最坏的可能做好自身准备，从而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比如，对于近期中国捍卫领土与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防御性立场，美国战略界和公众舆论解读为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与“和平发展承诺”的先期信号，揣测中国意在将美国挤出亚太；然而美国近期围绕涉朝问题同日韩等国的频繁联合军演以及在亚太安全布局上的系列动作，也让中方感到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试图给中国造成更多牵制。在这种相互猜疑中，双方的战略互信受到很大削弱，并造成中美关系波折不断。这一负面趋势如不及时加以阻止，极可能引发重大战略误判。

第二,美国亚太战略推进程度如何，步子迈得多快，将受美国全球战略资源分配、自身在该地区的战略定位以及亚太国家如何反应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如何平衡战略资源分配问题。就地缘政治意义而言，中东和南亚地区依然是美国对外战略重中之重，美国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此。伊拉克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仍有5万驻军。阿富汗塔利班势力潮进潮退，美军伤亡人数持续攀升。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每年投入1 500亿美元，占美国财政赤字的10%～15%。为尽快摆脱困境，美国正积极寻求俄罗斯、中国等阿富汗周边国家的帮助。另外，西亚北非阿拉伯国家持续动荡，埃及、巴林等亲美国家政治走向不明，利比亚内乱使美国骑虎难下，这些新的不稳定因素不仅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安全，也危及美国与传统盟国的关系，还影响其反恐战略部署，美国部分军事力量和外交资源将被拖回到该地区。尽管美国有多么不情愿，但该地区在客观上分散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注意力，换句话说，美国“战略回眸”将在一定程度上牵制美国“战略东移”步伐。因此，美国对亚太地区热点的介入程度会有所克制，更多的是调动盟友的力量，既达到警示的目的，又不致形势失控。

其次，如何认识自己在亚太地区的角色扮演问题。美国是亚洲成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亚洲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亚洲国家。美国是亚洲的技术、管理、合作和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但亚洲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后发优势，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具有互补性和相互依赖关系。许多亚洲国家，包括经济发展成熟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澳大利亚，以及印尼、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欢迎美国能够继续参与亚洲的经济活动。同时，亚洲国家也支持东盟10＋1、10＋x模式，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发挥平台作用，但美国高调宣称“领导亚洲”，有违“平等合作”这一基本精神，与东盟利益相悖，也势必引起亚洲大国的警觉。另外，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增多，亚太国家面临的挑战与从前大不一样。美国不应只是盯住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本国国家利益，而应切实与亚太国家增进共同利益。日本东北大地震和福岛核危机表明，在应对地区灾难问题上亚太国家内聚力上升，而美国的支援迟缓、航母闻核却步、单方面宣布撤离范围等曾一度遭到日本国民批评。随着地区国家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上升和日本内顾倾向的加强，美国亚太外交议程的侧重势必会做出一些调整。

再次，如何看待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诚然，由于历史原因，亚太局部地区存在冷战遗产，部分国家存在敏感的主权争端问题，但区域合作势头正在使各国之间的分歧减少、安全争端的风险降低。如果美国参与亚太合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赢，那么亚洲国家自然欢迎。如果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阻止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挑拨和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以确保美国霸权治下的亚太秩序，那么美国将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对。在2010年美国—东盟峰会上，部分国家不愿撇开中国而与美国讨论南海问题，实际上就已反映出地区国家不希望看到本地区成为大国争夺之地。泰国外长表示：“如果东盟在没有中国出席的情况下与美国讨论这个问题(南海问题)，那可能不大恰当。我们不希望被认为是试图与美国拉帮结派对抗中国。”尽管美国散布“中国军事威胁论”，但马来西亚副总理穆希丁撰文说“应积极看待中国军力”，“中国的军力增强可看作是使中国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多贡献。对中国安全的水路对其他所有国家的船只也是安全的”，认为尽管中国军力增强，但仍通过现有多边关系同亚太其他国家合作，马来西亚并不感到威胁。

第三,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问题。鉴于中国在东亚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力量的不断上升，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将决定其亚太战略长远效果。

首先，美国对中国的判定既有互补性，又存在对抗性，既有合作性，又有竞争性，因此显然不能应用一种单一的政策来处理美国中国之间复杂的关系。正是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使美国从自身出发，希望建设比较稳定的中美战略关系框架。通过“接触”，在有共同利益的经济领域、安全领域扩大合作，获取实利，并借中国压制日本，牵制俄罗斯、欧洲，保持美国的战略优势和亚太战略的实现。然而显然不可忽视的是美中之间深刻的矛盾与分歧，以及美国对中国日渐壮大的防备，使这种“接触”不可能是全方位、无条件的。美国依据自己的国家利益，一方面力图通过“接触”寻求利益和冲突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必要时采取强硬手段；另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封堵中国的战略发展空间，不使中国的崛起冲破现有的于美国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危及美国的亚太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所以，在实践中，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选择像有一个共同利益为支点的跷跷板，面临不同的具体问题，以自身利益为基础，做出或缓和或强制的决策。冷战后中美关系起起伏伏就是美国这种遏制下“接触”战略两面性作用的结果。

其次，中美两国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性，两国对地区问题的处理方式和侧重不同，摩擦在所难免，但是，分歧可以采取协商解决，或者采用管理的方式，使其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或者暂时搁置，不让其影响双方的合作。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杰津斯基指出：“中美两国对分歧不应忌讳坦率的讨论，而应本着相互理解的精神去对待；如果两国不能巩固和扩大合作，那将不仅有损于两国利益，也将有损于整个世界。”倘若美国亚太政策的设计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对中国施压，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对中国进行围堵和牵制，那么，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势必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从而冲击美国的整体利益。美国如采取积极的、建设性的合作态度，与中国建立功能性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探究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之道，共同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那么与中国的合作将会越扩越宽，两国将在互利双赢中与亚太国家实现共同繁荣。

总之，美国主流观点将中国的发展定位为“机遇为主，潜在挑战”，故遏制中国也是遏制美国自己；另一方面，当前美国在国际国内的行动都已捉襟见肘，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围堵中国的成本已超出其可以承受的范围。因此，美国更倾向于在姿态上高调呼应亚洲国家的邀请，而在行动上则低调与主要大国协调，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深化两国的交流与合作，这样既能继续借助外部推动力来促进美国的经济复苏，又能利用与中国的接触掌握中美关系的主动权。目前，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尊重中国合法利益的同时继续稳定地维持美国霸权；对中国来说，则是如何在应对中国不断扩展的海外国家利益的同时，避免过早地和美国发生正面冲突。未来中美在战略、外交和防务领域内的关系可以说有一定的相对稳定性。美国的中国政策将会继续在“压制中国”和“牵手中国”中极端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