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第二节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一、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

2001年1月小泉首相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明确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同年由包括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学者、退休大使在内的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指导原则为：共有的认同、以人为本、综合性、国际规范、地区思考、渐进的制度化、与全球系统相协调。2003年在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日本再次公开提出了东亚共同体设想。会后发表的《东京宣言》提出将强化双方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立“理解亚洲传统和价值的开放型”的东亚共同体^[4]。随后小泉又在联大演说以及众议院施政演说中专门提出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各大媒体也纷纷报道及评论东亚共同体构想。东亚共同体战略的提出表明日本在区域合作中迈出关键性的步伐，反映了日本对东亚区域合作态度的重要变化。

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以中、日、韩三国和东盟合作为基础，充分发挥“东盟10＋3”机制的积极作用，同时基于国家战略利益考虑，强化日美同盟并尊重美国在东亚地区事务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注重东亚共同体在结构上的开放性和延伸性。日本强调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应作为独立的经济行为体加入，同时吸收不属于传统东亚地理范围的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成员国，以平衡东亚合作中各国间的政治实力并打消美国对日本的疑虑，构建独特的“东盟10＋6”模式的东亚共同体，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加强与环太平洋、中亚和欧洲国家的联系。可见，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由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和这两次区域间的合作共同组成。有学者指出：日本设想的东亚共同体范围不仅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包括美国。日本不顾现状，构筑这样一个比APEC小比“东盟10＋3”大的东亚共同体，其实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在合作内容上，日本强调经济合作与安全保障相联系，实现“共同发展的共同体”。小泉提出，要在打击恐怖和海盗行为、确保能源安全、防止传染病传播、保护环境、禁止贩毒和偷渡等跨国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并在促进地区和平、裁军与防止核扩散、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进行合作^[5]。众所周知，欧共体是一个以经济、文化等领域高度的一体化和约束性为特征的旧地区主义。与欧洲一体化的内生性的需求不同，东亚的合作动因主要来自外生的结构性压力^[6]。东亚共同体是一种不同于欧洲模式的开放型新地区主义，因此，笔者认为东亚地区合作应从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政治、文化、安全等更为宽泛的领域，由自由贸易区到货币联盟到经济共同体再到安全共同体，由低到高，先易后难，渐进发展，直至最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东亚共同体。

二、日本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动因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国际关系系统自身具有一定的结构，国际关系系统结构约束国家行为，同时其结构变化会对国家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会破坏系统中原有力量的均衡，从而导致新、旧国际关系系统的交替，在此过程中各行为体需重新定位、进行战略调整以适应系统变化。苏东剧变后国际关系中军事因素下降，经济、科技因素上升，国家间相互依存增强。当前美国一超独霸，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并成功运行进一步巩固其优势，欧盟东扩加快并正向政治、安全共同体过渡，新的国际关系系统日益成型。相形之下，东亚地区合作明显滞后导致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历史上日本曾通过制定积极的贸易政策在第二次全球化大潮中成为新兴强国。在当前的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大潮中，东亚国家共同组建区域集团参与国际竞争，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和规模效益，各国可在更大程度上获得国家利益。正如日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设想宣言中提到的那样：“我们应尽快在本地区实现与其他地区经济集团相匹敌性质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因此，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东亚共同体从而形成欧洲、北美、东亚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乃是大势所趋。

系统理论认为一国综合国力的升降直接影响其在系统结构中的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持续发展，中国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积极推动者，其地区经济地位和影响力大为提升。作为东亚最早的区域合作组织——东盟计划建立包括安全、经济、文化在内的“东盟共同体”，此外，东盟积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组织全面构建合作网络，如中国和东盟决定建立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在当前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盟纷纷出现的情况下，显然日本主导地区合作目标的实现将受到来自包括中国、东盟在内的各方挑战。为避免在东亚合作中被边缘化，日本明确将东亚共同体作为其新的地区主义的长远目标。

除了国际系统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国家行为变化外，一国国内的自身系统结构的变化也将会改变其对外行为和认知，研究一国对外政策可从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情势中探寻缘由。日本加快区域合作步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日本的国内经济因素。战后日本国内形成了高效率产业、低效率产业和非贸易部门同时并存的“三重构造型”的产业结构，高效率产业保护了低效率产业，低效率产业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的贸易赤字，最终造成“产业空洞化”。此外，经过多年的政、官、民一体化经营，形成了日本得以繁荣的社会和经济体系^[7]。但其独有的“政商”体系已越来越阻碍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在国内改革受到阻力的情况下，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不失为良策。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加上诸多社会问题，其内需增长空间有限。日本急需开拓国外新市场，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分工，摆脱经济困境。东亚国家已经历了随意性发展、理性发展以及束缚性发展三个阶段，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目前东亚正处于自律性经济复兴阶段^[8]。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需要实现从“泡沫经济”到“可持续经济”的重新定位。因此建立东亚共同体是实现日本自身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

系统认为，某一重大事件或系统中某些成员的行为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从而有可能对系统结构产生反作用力。亚欧会议的召开，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了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轨迹。金融危机前日本忽视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大潮，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日本深切感受到东亚金融合作的紧迫性。“新宫泽构想”提出以来，日本对东亚合作的态度明显变得日趋积极。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区域合作主要从属于以美国为主导的亚太区域合作，东亚各国力图通过参与亚太区域合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但美国只关注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这引起了东亚各国的普遍不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隔岸观火的冷漠态度和APEC的无能表现使其原先提倡的建立以APEC为主导的东亚区域合作构想，受到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抵制。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各国深刻体会到团结一致、共同抵御风险、推动东亚金融合作的必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出炉。

目前由基欧汉首先提出的后霸权合作理论成为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主要指导思想之一，该理论是对“霸权稳定论”的补充和修正，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多国间的合作而形成的国际制度来维持国际秩序。该理论认为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仍要依靠盟国的合作维持战后建立起来的以美国为主宰的国际体系，同时鼓励第三世界国家参与上述合作。二战后美国试图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全球霸权。日本虽然是全球经济大国，但由于对美国政治、军事的依赖，因此在对外经济战略制定方面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掣肘。日本随着自身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开始谋求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经济圈”，但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导致日本在地区合作中态度矛盾，东亚区域合作发展缓慢。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的日益崛起，美国开始强调盟国间的合作，希望在东亚地区依靠日本加强对华制衡，因此对日限制有所减少，为日本开展东亚经济合作提供了积极的外部因素。由于近期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日本国内民族主义上升，要求拥有与其作为经济大国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为保障日美关系的稳定发展，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曾经明确表示，欢迎小泉首相重振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谨慎支持日本提出的东亚共同体设想^[9]。美国的认可推动了日本加快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步伐。

建构主义认为社会认同反映了利益，而这种利益推动国家行为。在自我和他者间建立积极认同关系，在行为体间构建集体认同，可以促使行为体间建立信任，进行真诚的合作^[10]。目前东亚地区已形成以“东盟10＋3”为代表的一系列合作机制，东亚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日益发展，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兴起促使日本对东亚认同感加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种资源超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国际竞争加剧。欧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欧美国家普遍对日本高竞争力的出口部门推行管理贸易，双方贸易摩擦日益尖锐。对日本来说，传统的欧美市场已相对趋于饱和，通过建立东亚共同体可以减轻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目前日本对外贸易增长重心正从欧美转移到东亚。2000年日本从东亚地区进口比率为39.6%，远远超过美国的19%，说明东亚地区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产品供应基地^[11]。快速发展的经济交往必然产生经济一体化的迫切需求，地区共同利益的产生无疑将使日本对外经济战略带有更多东亚地区主义的色彩。

东亚地区既有经济大国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的亚洲“四小龙”，还有被誉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之一”的中国。目前东亚被公认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和最有潜力的地区，美国、欧盟等纷纷将与东亚的经济合作视为对外经济战略的重中之重。日本对东亚认同感的增强和对东亚未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乐观预测，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加快东亚共同体建设的决心。2002年日本对外关系工作组所作的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的报告中提到日本经济最重要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东亚。日本“应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应成为同心共进的“共同体的核心国家”^[12]。可见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是顺应时代潮流、具有长远眼光的明智之举。

三、日本与东亚经济合作

日本参与东亚共同体建设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当前东亚共同体的经济合作层面主要可以分为金融、贸易和投资合作。

（1）日本与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金融合作是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的基石。东亚地区长期维持着“产业优先、金融从属型”体制^[13]，明显已不适应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东亚展望小组”所作的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报告中建议在金融领域采用分阶段、双轨方式，一方面以“东盟10＋3”合作框架为基础，建立区域性自助机制，通过区域货币金融合作预防和降低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另一方面建立一个被普遍认可的汇率机制，推动经济领域中东亚现存的机制逐步向共同体方向发展。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东亚金融合作提供了契机。危机爆发后许多东亚国家认识到单靠一国力量很难阻止危机的蔓延，加强地区金融合作是保证金融市场稳定、防止金融危机爆发的有效举措。1999年“10＋3”峰会发表的《东亚合作共同声明》，同意加强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对话、协调和合作^[14]。2000年以建立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体系为目标的《清迈协议》问世，其主要内容包括建立以备救援之用的贷款基金，建立预防金融危机的监督机构，扩大与加强东盟各国间的货币合作。《清迈协议》作为东亚国家之间金融紧急救援机制的实践探索，开创了东亚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的先例。目前东亚国家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愿望已不如危机时期强烈，但金融风险并未减少。《清迈协议》发展至今面临着诸多挑战。此外《清迈协议》本身的不完善性导致其预防和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大打折扣。1997年日本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倡议由东盟以及中、日、韩三国共同集资一千亿美元援助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同时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要补充。由于日本银行在亚洲地区发放了大量贷款，金融危机使日本银行不良债券剧增，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提供危机救援机制符合日本自身利益^[15]。但是，遭到美国的极力反对。日本受政治文化中结交强者思想的影响，同时为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需要美国的支持，故在对外经济战略上受美国制约，最终亚洲货币基金计划落空。此后形势有了转机，1998年日本提出经过修正的“新宫泽构想”，计划为亚洲地区提供3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贷款，其中150亿美元用于短期贸易融资，剩下的则满足遭受危机国家的中长期资本需求^[16]。基于诸多原因，美国对此不但没有反对，而且积极为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了贷款和贷款担保。

欧元在全球巨大的影响力及其对美元独霸地位的挑战激励着日本为推动日元国际化而努力。为摆脱经济持续低迷的困境，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同时促进东亚地区金融合作，日本政府积极推动日元国际化进程。一种货币国际化的主要标准是它在国际储备、国际贸易以及国际借贷中的比重高。随着日本金融自由化的进展，日元国际化有了新发展。在国际贸易中，日元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在国际借贷中，日元的比例上升^[17]。由于在亚洲金融危机初期，作为东亚金融大国的日本出于本国利益考虑，采取日元贬值以促出口的做法，严重损害了日元形象，导致“信誉负债”；此外，日本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以及因日本经济低迷造成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下降，都成为日元国际化的障碍，需努力克服。一般来说，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该货币发行国的经济规模相对足够大；（2）拥有自由发达的金融市场，以保证自由地使用该货币投资、融资以及交换其他货币；（3）该货币具有较高的国际信用度^[18]。因此日本需积极培育、整顿以及开放日本国内金融市场，增加对东亚邻国的日元供给，不断提高日元的市场信誉。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区域金融合作有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机构、固定汇率区、单一货币区四个发展层次，其中创建共同货币是区内金融一体化的最后阶段^[19]。随着最优货币理论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归纳出货币一体化的条件，即强调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调经济的高度开放，强调产品的多样化，金融市场的一体化，通货膨胀的趋同性，强调财政一体化与区内成员间的政治合作^[20]。就目前东亚现状来看，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将是远景目标。2001年在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日元和欧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设想。此外日本学者伊藤龙敏还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彼得·罗布森认为一体化区域内的各种汇率之间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固定关系；区域内必须有完全的可兑换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区域内没有任何针对货币及资本交易的外汇管制^[21]。建立东亚货币联盟需要成员国主动让渡部分主权。由于目前东亚各国政治互信度低，各国对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持保留态度；此外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东亚地区的显著特征，而东亚各主要经济体的大致均衡发展是建立东亚货币联盟的前提条件，因此形成东亚货币联盟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现阶段建立作为银行融资补充的东亚债券合作网较为可行。目前东亚债券市场容量小造成直接融资的比例低，据统计2003年东亚债券市值不到世界GDP总量的4%。日本银行和证券公司、长期金融和短期金融分离，资本市场整顿滞后，对银行体系过度依赖，缺少一个有活力的远期外汇市场和有固定利息的债券市场，金融中介渠道狭窄，现存的东京国际债券市场制度性设施不完备、融资成本高、发行审批周期长^[22]。日本应加大债券市场开放力度，在此基础上加快地区债券市场的建设。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谷川浩也从促进东亚经济良性发展的角度分析并建议废除国家间制度性壁垒和建立东亚金融货币合作框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东亚经济合作网。未来日本应积极推进东亚资本市场统一，建立东亚金融中心，创建东亚货币债券发行和交易流通市场，确立金融援助体制，逐步实现东亚货币联盟。

（2）日本与东亚贸易和投资合作

二战后日本主要将东亚邻国作为资源供应地和出口市场，对东亚邻国的直接投资较少，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在东亚推行“赔偿外交”，向东亚邻国大量输出初级产品，以战争赔偿为名行开拓市场之实。日本外相声称：要把赔偿当作政治问题来解决，规定必须用日本的赔偿金购买日本产品^[23]。日本在东亚地区建立地区性生产联盟和一种垂直多层次地区性生产体系，使东亚各国紧密依附于日本，并利用其作为争夺全球市场的跳板^[24]。日本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落后国家，在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设置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基地，避免了产品从日本本国出口时所受的抵制。同时日本集中精力研发新产品，努力保持东亚技术创新中心的地位，促使东亚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此情形下，东亚各国纷纷实行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建立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开放型国民经济体系，日本通过区域化的方式使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在地区层面得到了实施^[25]。由于日元升值导致金融资产大幅上升，为降低生产成本，日本加大对东亚地区的投资力度。日本最初将直接投资重点放在东南亚国家，随后又转向中国沿海地区。但近年来，东亚国家吸收的外资中来源于日本的份额在下降，而欧美的投资份额不断上升；日本对东亚的间接投资一直过少，同时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不断下降。由于金融危机后东南亚货币贬值，日本企业纷纷在东南亚构筑生产基地。但是增加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在一定条件下会通过J曲线效应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26]。因此日本应推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促进东亚其他国家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完善的地区投资体系是维持东亚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要前提。日本的跨国公司必须有参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东亚共同体的使命感，在进行投资时不仅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应使东道国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得到提高。

东亚的增长是外向型，是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实现和高水平国内储蓄的成功以及相对优秀控制结构的结果^[27]。贸易和投资是相互促进的，日本对东亚邻国的直接投资极大地改变了地区贸易结构。经济的发展促使东亚其他国家增加了对日本产品的消费需求，拉动了日本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也逐步从否定到认可东亚新地区主义转变。东亚国家间相互贸易的扩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亚国家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形成了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实现了区域内国家共赢的目标。一般地区合作发展要经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共同体等阶段，具体区域经济整合采取何种形式取决于现实状况。比照现状实现东亚共同体的首要突破口是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与“东亚展望小组”的观点不谋而合。

目前东亚国家间双边互惠贸易协定迅速增加。21世纪日本贸易政策重心开始向双边转移。作为东盟中最发达的国家，新加坡与日本历来在农业问题上矛盾小，经济水平差异较小。2002年日本与新加坡签订了东亚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倡导双方在服务、投资等广泛的领域进行全面合作，扩大信息交流，促进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日、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东亚地区合作取得了重要的实质性突破，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地区FTA缔结谈判的进展。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国家，在高科技领域与日本形成了较高程度的水平分工。日本与韩国缔结FTA，不仅可以加速东亚市场一体化步伐，促进双方伙伴关系的发展，同时又可以积极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缔结日、韩FTA成为日本对外FTA谈判的重要目标。但是日、韩FTA谈判也面临着一些负面因素的困扰，其中最棘手的是日本对外开放度低的农产品类贸易问题。此外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导致的日韩关系恶化也对日、韩FTA谈判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对此，日本提出了“搁置农产品问题，其他先行”的方案，有助于避开分歧，推进日、韩FTA的缔结。

相对于全球FTA的发展情况，日本仍处于落后状态，时任经济产业大臣的中川昭一直言不讳地称：“在世界155个FTA中，日本恰似锁国状态，形势非常严峻。”^[28]为此小泉内阁决定进一步加强FTA战略。2003年在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日本与东盟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标志双方新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从2004年起，东盟和日本就开展商品、服务互惠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进行谈判。2006年东盟与日本在东京签署了《面向新千年日本—东盟合作关系东京宣言》，宣言指出双方将加强商贸交流，建立统一市场。日本准备在未来几年内向东盟各国提供大量的政府援助。为有效落实该宣言，东盟和日本还签署了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巩固全面的经济伙伴关系，加强政治和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信息、文化及社会公共事务合作，解决全球化问题，促进东亚共同体建设。

日本积极推进与东盟的合作，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其中最重要的缘由是日本在东盟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东南亚地区是日本的能源、材料来源地，贸易、投资市场，海外生产基地以及主要的政府援助受援对象，被视为日本的经济后院。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东盟已成为日本第三大出口市场。此外，作为日本的“海上生命线”，东南亚对日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日本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及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大量能源物资，绝大部分需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日本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战略利益，也必须积极提升与东盟的合作关系。

目前东亚各国都在积极发展双边FTA，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张应该先与新加坡、东盟以及韩国缔结FTA，在此基础上再与中国台湾缔结FTA，最后与中国签订FTA^[29]。从上述观点看，日本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政策的主流倾向是在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同时，积极倡议成立日、韩自由贸易区，力图在日本主导下建设东亚共同体。从“贸易转移”理论看，经济互补性越大的国家其缔结贸易协定的收益越大。中日间互补性最大，但日本却将中国放在区域合作对象顺序中的靠后位置，采取倾向于防范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是不可取的。基欧汉认为应对协议产生的结构背景给予持续的注意。在全球化大潮中，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东亚共同体的前景从根本上将取决于中日合作的实现，两国应努力寻求合作的突破口，学习和借鉴法德合作经验，树立共同的地区意识。

面对东亚地区合作进展的新形势，日本采取了更为求真务实的态度，不是片面地注重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的争夺，而是谋求东亚地区合作的实质性发展。2006年日本政府制定了FTA新战略，强调今后日本与各国的FTA谈判不仅关注传统谈判领域，而且重点解决贸易关税问题。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提出了横跨贸易、投资、人力资源、知识产权保护等诸多领域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此协定不仅是日本地区战略的核心部分，同时也是日本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柱。日本拟定在2010年前分别与中、韩、东盟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构建东亚共同体。此构想若能实现，将形成占全球GDP总量1/4、可匹敌北美经济圈、欧洲联盟的巨大经济圈。此外，二阶俊博还提议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由日本全额出资创建“东亚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主导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政策、地区产业政策以及地区能源、环保合作制度等的制定。此次，日本政府不仅力图掌握FTA中主要规则的制定权，而且以抢先取得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权为目标。日本的新战略不仅弱化中国、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将牵制美国东亚战略的实施。目前东亚已形成了一个竞争和互补相结合并且竞争性大于互补性的区域贸易体系。未来东亚国家间通过静态贸易获得的收益将是有限的。东亚国家应共同努力，加快地区产业结构的重组升级，设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总部，统一各国分别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基于动态收益和规模效应基础上的崭新的东亚自由贸易圈。

四、日本与东亚技术合作

卡赞斯坦认为：“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技术水平而言，日本及亚洲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始终处于一种跟从性地位。”在20世纪后半期，亚洲的技术秩序呈现出一种等级化的地区劳动分工特点；从根本上说，亚洲技术秩序的特点是等级化、国家化以及市场化^[30]。

自20世纪60、70年代起日本以“技术立国”为指导，大力发展新技术和新产业，综合国力急剧上升。80年代在东亚形成了雁形发展战略，作为“领头雁”的日本将国内成熟化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而后“四小龙”又将其成熟化产业输出到东盟国家及中国，通过技术转移，带动了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和发展。雁形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提出，后经小岛清和山泽逸平不断加以完善的雁形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经过国产化，满足了国内需求后再将此产品和技术输出，然后重新引进新技术和新产品，形成周而复始螺旋式上升的循环，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3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未能实现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连续性，延缓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新主导产业的发展，致使经济陷入衰退^[32]。随着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世界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90年代美国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明显在技术竞争中处于劣势。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技术贡献力较高，加快信息技术建设，可促进日本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自日元升值以来，日本国内生产成本剧增，大量企业移居海外。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日趋扩大和完善为东亚技术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日本不断加大对东亚邻国的技术转让，东亚部分国家已逐步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技术体系。目前日本的技术研发体系越来越国际化，但日本在参与区域技术合作，实行信息资源共享方面仍有不足：对于那些仍有商业开发价值的技术，日本企业不愿意转让，对于合资企业的高级管理者实行严格控制^[33]。以中国为例，基于不希望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从而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考虑，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偏于保守。日本的这种技术孤立的做法产生了消极后果：促使东亚邻国更积极地寻求与技术转让更为开放的欧美国家合作，从而使得日本在地区技术结构中的软力量受损。

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相互依存增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东亚经济结构发生显著变化。2001年，日本《通商白皮书》明确指出：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雁行形态发展”时代业已结束，代之而起的是“以东亚为舞台的大竞争时代”。2005年的《通商白皮书》以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为主线，采取二维分析法提出“螺旋形态发展假说”^[34]。可见无论是雁形发展战略还是“螺旋形态发展假说”，技术都是其中的关键因素。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于1975年提出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公式，指出在国民经济增长率中减去劳动和资本的贡献率后即剩下技术贡献率，足见技术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技术竞争不仅关系到经济竞争，而且也关系到综合国力的竞争。未来经济繁荣将主要取决于技术竞争尤其是高新技术的竞争。技术发展是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构建区域技术合作网络，将对东亚地区的稳定和繁荣产生积极影响。曾提出过“技术立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技术研发中心，应向东亚其他国家提供技术开发、引进、消化、吸收方面的有益经验，更多地开放国内高、新技术市场，积极建立技术开发、协调、合作机构，加强与东亚其他国家的技术交流，制定相关的技术规范，统一技术产业标准，加快区域高、新技术交流和合作，从而引领整个东亚地区的技术合作与发展。

五、日本与东亚政治安全合作

东亚共同体建设不应只关注经济领域合作，也应重视安全领域合作。目前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已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有助于保障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进一步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东亚区域的合作进程，从而进一步加快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步伐。

冷战终结后东亚地区权力结构日益分散，多极多层地区战略格局正在形成。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和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上升加剧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此外，朝鲜和台湾问题长期潜在地影响地区安全。“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毒品与武器走私、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因素进一步凸显，特别是恐怖主义给东亚安全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东亚各国之间加强了在共同对付恐怖主义方面的安全合作。作为美国的盟国，日、韩已经成为基地组织报复的重要目标，印尼恐怖暴乱频发，东亚各国面临共同反恐的重任。此外，东亚地区存在的领土纷争也增加东亚安全的不确定性。在这种形势下，要谋求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必须加强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目前“协治安全”、“合作安全”等新安全观盛行，寻求合作以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成为东亚各国的共识。

早于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就借鉴欧洲安全合作，提出创设东亚多边安全保障机构的设想。东盟地区论坛是东亚已存的唯一安全协商机构，但是它形式宽松、议题狭窄，功能有限。为此，日方有人提倡，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美韩、美新、美澳等安全合作的有机结合构成彼此共存的“多层次地区安全网络”，“建立一种反应型安全保障功能和预防性安全合作相互作用、彼此补充的安全模式。”^[35]为维持亚太的和平与安全，有识之士建议日本在以日、美两国的合作伙伴关系谋求安全的同时，必须与东亚各国建立互信，加强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和交流。构建地区反恐中心，建立平等型互惠关系和地区多边安全合作体制，以避免军备竞争和减少潜在冲突因素，防止热点问题升级，推动东亚地区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和协治安全的发展，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奠定基础、提供保障。

六、日本与东亚共同体的机制建设

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被看作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中的调解性因素或者是干扰性变量。国际机制的形成取决于共同的或者互相补充的利益的存在，随着相互依赖的增强和政策空间密度的增加，对国际机制的需求会不断增加。对自身利益的认识既取决于对可能的结果的预期，也取决于它们本质性的价值观念。国际机制在一些条件下对有效地追求自身利益来说是必要的。国际机制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和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信息的不对称性，有助于合作。在东亚的区域化进程中，各国非常重视和谐、一致和灵活性，多边合作条款和议事程序设计中缺乏正式的制度支持，缺乏明确的仲裁和协调机制，表现出非正式性、渐进性和约束力低的特点^[36]。基本相当的经济水平、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相似的国家制度是地区一体化的三个关键因素。

目前，东亚地区缺少以地区一体化为目标，由各种双边、多边条约为基础的制度体系的支撑。东亚共同体的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东亚各国政府间存在多重议题和多重联系，有效的国际机制将节约政府决策成本，同时促进国家间的交流和合作。东亚共同体建设过程中需要构建诸如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以互惠、贸易自由化及非歧视性原则为基本支柱的东亚贸易机制等一系列机制。如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那样，国际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体系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那些最有力的成员所设计^[37]。日本在机制构建中越是能掌握制定权越是有利于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机制的维持依赖于政府对维持良好声誉的渴望。因此，日本在东亚共同体机制构建中还应注重自身软力量建设，做一个负责的国家。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限制强势国家从这种局势中的获利能力，通过提供规则使行为者不仅出于工具性原因而关心他国利益，而且使得一国意识到别国收益的增长也会促进自身收益的增加，各行为主体间形成情势性相互依赖关系。此外机制需要具有潜在的共同利益模式和充分有利的环境。如果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势必影响东亚合作的发展；同时东亚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日本自身发展。因此日本应与东亚各国培育更多的共同利益、树立共同体意识。东亚共同体的目标是追求多赢，但必要时也需要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作出主权的部分让渡乃至局部利益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