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与意图

第二节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与意图

冷战结束之初，新上任的克林顿当局积极调整东亚战略，为后冷战时代美国东亚政策定下了基调。当时确定的美国亚洲政策由三个部分组成：经济上，力促亚太国家尽快撤销贸易上的保护性措施，通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行投资和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本地区的经贸活动，开拓市场以争取贸易先机，提高美国对亚洲市场的占有率。安全上，对亚洲战略进行一定的收缩，维持其前沿战略部署和较高水平的军事存在，以确保美国在本地区的主导地位及政治和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上极力推销美国式的“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观念”，希望以自己的模式重新塑造亚洲发展中国家。但克林顿当局很快认识到执政初期制定的某些政策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在亚洲国家推行可能带来不利的后果，长此以往必将影响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克林顿当局又对冷战后世界战略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调整了对中国、日本和东盟政策。下面先从政治安全和经济两个层面来认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以此作为判断其意图的出发点。

一、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利益

美国主要国际目标是以较低的成本维护世界霸权地位。霸权是指根据一个处于支配地位国家的能力和行为而建立和维护的国际秩序。“霸权方式非常适合当代亚太地区，因为美国拥有实力上的优势，而且愿意承担稳定该地区安全秩序的责任。”^[11]当前亚太安全格局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轴辐”（hub and spoke）格局，即以美国为主导形成亚太双边安全同盟体系。

就东亚地区来说，美国政策的关键点是与中、日两个地区大国的关系，也就是决不能同时与两大国同时关系恶化。从本质上说，美国对中国和日本这东亚两强政策的相同之处是对两国都存在防范心理。日本曾经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对手，中国又是冷战前期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对手，两者都有潜力挑战美国的地区霸权地位。美国学者卡赞斯坦认为，中日两国军队各有优缺点，重要的是两国军队与美国军队的关系如何。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相比显然处于更有利地位^[12]。同样道理，中国与日本国力相比各有优劣，重要的是它们与美国关系如何。这一点上日本显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美国对东亚安全政策一直有重日派和重华派两种对立的观点。对美国来说，同时与中、日两国关系恶化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将失去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冷战前期美国与日本关系密切，冷战后期与中日关系同时密切。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中期与中、日两国关系同时出现问题。当时美国与中国政治关系恶化，同时与日本经贸关系恶化，这种状况对美国实现东亚利益十分不利。美国政府及时发现这一苗头并予以调整，90年代中期随着《奈报告》出台，日本重新回到美国东亚政策的重心。美国学者克里斯滕森认为，1995年《奈报告》出台有两个背景因素。首先，美国努力向东亚地区许多紧张不安的国家证明，冷战后美国不打算从该地区撤军。其次，启动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进程，以便它能在该地区未来的危机或武装冲突中经受住考验并发挥更好的作用^[13]。因此，90年代中期的对日政策调整还具有调整整个东亚地区的战略的意义。

东亚地区的两个火药桶——朝核问题与中国台湾问题都是美国关注的焦点。这两个问题一旦引爆，对美国力图维持的地区安全秩序会造成严重冲击。为此，美国的主要策略是与该地区国家合作，用多边主义的方式共同应对。“9·11”事件以后，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国际反恐上，作为国际恐怖主义“重灾区”、穆斯林教徒较为集中的东南亚也成为美国关注的反恐焦点之一。美国为此加强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安全联系。

二、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利益

东亚经济的强劲增长势头及巨大的人口规模所蕴含的庞大潜在市场使美国非常重视。根据专家估算，美国在亚洲市场的份额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30万个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机会。美国企业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显著特点是以美国的高技术与当地廉价而熟练的劳动力相结合，生产成熟阶段的产品。美国之所以积极推动成立APEC，就是为了拓展东亚市场。它要的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准入，防的是日本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掌握主导权，同欧盟同时兴起与它分庭抗礼^[14]。在APEC中，美国大力推动经济贸易自由化的目的是为美国企业大举进入亚洲市场扫清障碍。美国平均加权关税率很低，消除贸易壁垒对美国的损失最小。同时，美国的一些有很强竞争力的经济部门就会占领和控制东亚市场。从东亚地区生产贸易结构上来看，东亚地区以美国作为终端市场、以日本作为主要技术和中间制品来源地的分配格局将长期存在，其结果是对美国顺差、对日本逆差的持续。对日逆差靠对美顺差弥补的对外贸易模式仍将得到维持^[15]。

进入新世纪，全球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象越来越严重。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通过资本项目的失衡来平衡。亚洲用贸易盈余购买美国金融资产，美国用吸引外资、主要是亚洲资金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亚洲在向美国输出商品的同时向美国输出资本的局面形成。美资挣的是高风险的高回报。国外资本（主要是亚洲）则挣低风险的稳定回报。全世界的物流和资本流在这个意义上达到了新的平衡。

美元是东亚地区主导的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也是地区主导的外汇交易对象。以东亚国家为主的全球储备体系导致了资本从穷国向富国流动，美国是最大受益者。东亚美元外汇储备对美国国债的购买需求成为美国巨额财政赤字低成本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亚洲新兴经济拥有全球40%的外汇储备，而美国正在寻求为其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大规模的国际市场，所以美国对东亚国家的汇率和储备政策较为敏感。与20世纪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金融需要发达国家救援相反，目前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出现了“双赤字”，有赖于发展中国家增加消费需求和货币升值来帮助其进行经济调整。

三、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战略意图

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总的来说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军事安全，一是经济安全。这两者运用到对外政策时有时存在一定的矛盾。拿美日同盟为例，当军事安全考虑占据对日关系的首要地位时，美国便倾向于加强美日同盟；当经济安全的地位日渐突出时，美日关系便开始摩擦不断。以往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军事安全利益，美国需要依靠日本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常驻兵力。因而在美国认为军事安全远远重于经济安全时，它决不会忽视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1985—1995年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7%～8%，远远超过全球发展中国家4.3%的水平，更超过了发达国家3%的水平^[16]。克林顿在上台伊始的演说中即赋予经济因素以深远的战略内涵。面对生机勃勃的东亚经济，克林顿在1993年提出“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核心目标是积极参与并领导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的发展，谋求创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也就是从此时起，经贸问题真正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被纳入国家安全范畴，进而经济安全被提升到某种“超越”军事安全的高度。美国从经济利益考虑，不仅在东亚地区大量直接投资，而且在贸易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采用强势美元政策，当时人民币以较低汇率盯住美元正符合美国政策意图。新世纪美国政府政策开始逐渐转变到弱势美元上来，便把人民币币值过低认定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一再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美国希望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内需严重不足、依赖大量出口的国家来说打击是很明显的。美国的这种意图遭到中国政府的抵制。但是，中国政府为了减缓国际压力在2005年也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

如前所述，东南亚国家对美国在本地区推行的一些政策抱有一定的警惕，作为美国主要防范对象的中国也是如此。在APEC内，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巨大差异，各经济体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角度显然不同。比如对于APEC两个时间表和两个轮子的原则，就存在是“灵活的”还是“充分的”争论。美国方面坚持要“无条件的”国民待遇，“完全的”外汇自由兑换与汇出，反对规定投资产品外销的百分比。可是大多数发展中成员很难一下子做到而反对^[17]。中国也坚决抵制美国主张的在APEC中引入政治和社会问题，认为APEC仅是经济组织。这也是对美国利用APEC推行霸权政策的一种戒备。

出现上述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在充分享受霸权所带来的利益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提供霸权国职责范围的国际公共产品，它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来推行利己主义政策。随着国际竞争优势的衰退，美国从其战后初期承诺的建立和维系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立场上逐渐后退。美国不再愿意单方面承担最后市场的角色，转而希望西方盟国、乃至第三世界国家向自己开放市场，这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大力推动APEC的经济政策背景。两极格局下，美国出于遏制苏联的需要，为东亚盟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和市场，容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和一些自主要求。苏联解体后，美国在政治上的强硬对手已不存在，经济安全与国际竞争力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首要目标。此时东南亚国家几个迅速发展及由此导致的剧烈的经济竞争在美国看来已对美国构成威胁。1997年东亚遭受史无前例的金融风暴的摧残，危机之初美国没参加对泰国援助，据认为是美国希望打击东南亚国家以削弱其对美国的竞争与威胁。在危机处理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IMF对危机国的援助贷款附有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自主能力，便利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向本地区渗透它们的社会价值观和经济金融势力，有利于它们加强对本地区的控制。但是，这种行为同时也在东亚危机国家激起了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东亚金融危机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危机前在东亚地区占有绝对优势的日本资金受到极为沉重的打击，美国资本乘机大举收购东亚企业，一度导致美国在东亚经济地位和影响力提高。

四、东亚共同体对美国利益的影响

“十年前APEC在地区经济合作中表现得最为活跃，它的组织规则是亚太地区相互依赖的动力。而如今，没有美国参加的10＋3合作成为该地区最具凝聚力和活力的制度。”^[18]美国学者的这一句话道出了美国政府对东亚地区力量整合与变迁的惆怅与无奈。近几十年来，整个东亚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整合程度低导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是促使东亚国家构想形成东亚共同体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与东亚崛起互相加强的，带来的积极效应将会使东亚的整体实力显著提高，崛起的速度加快。

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显示东亚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制度脆弱性的同时，也暴露了国际金融结构的脆弱性^[19]。人们普遍认为当今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体制的核心家，在金融危机开始时无所作为，并且有乘人之危之嫌。著名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不管美国是否愿意，东亚国家有强烈的愿望去加强它们的正式的多边经济合作，因为像IMF这样的全球制度完全受美国控制，并因为对亚洲的需求置若罔闻而受到亚洲国家的广泛质疑。”^[20]总体来看，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会对作为地区霸权的美国利益造成明显的冲击。无论是充当东亚“离岸平衡手”还是霸权主导国，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存在都以东亚地区国家关系不和谐为前提。美国这种重要存在是美国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了这种重要存在，就意味着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力大大下降。而无论从经典现实主义还是从新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种降低对于美国的权力是有明显损害的。

东亚地区主义在贸易与投资方面的实质是给本地区成员国比外部国家更优惠的待遇^[21]。这不能不说是从经济关系上对地区外国家的一种差别对待。这种地区经济联系的意义是“当日益增长的地区贸易和投资联系塑造了比过去更强的地区认同时，亚洲国家之间在许多具体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将会得到弥合。”^[22]成立东亚共同体也意味着东亚主要国家之间基本消除彼此的不信任，这一结果很可能使得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关键性地位成为历史。很难想象已经成为共同体的东亚各国还会非常欢迎美国这个外部霸权国来主导地区事务。

最明显触及美国利益的东亚合作建议是1997年日本首先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AMF），当时东亚许多小国赞成，但因美国和IMF明确反对而失败。美国学者兰德尔·亨宁研究了美国对东亚金融合作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美国对东亚地区主义的矛盾态度^[23]。他说，“从根本上说，把美国排除在外的融资安排会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于控制具有广泛影响的危机及促进美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确有价值。……不过，维持美国的影响力也需付出代价，其中包括负有将精力和资源投入该地区的责任。让东亚国家政府在地区稳定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对美国也有较大吸引力。这样，可以说区域的合作性安排也服务于美国利益。”

亨宁接着指出，“这样的安排可以从四个方面使美国及范围更广的国际社会受益：第一，可以使东北亚三个外汇储备丰厚的国家在金融援助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第二，由于这些安排有助于促进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更加稳定，这样，美国便因此可以将其资源及外交精力用于其他地区的紧急情况而受益，这种稳定还可直接惠及私人部门，就金融的具体情况而言，地区稳定不仅可惠及亚洲的企业和投资者，而且还可以惠及美国和欧洲机构。”“第三，接受区域性倡议也可使美国在外交上得益。”阻止区域性倡议削弱了美国的地位，部分接受可以免受批评。“第四，美国接受‘清迈倡议’及其今后可能的发展可在政府极力与责任方面产生积极的效果，其中可迫使该地区的参与国对他们倡议的成败承担更大的责任。如果‘清迈倡议’下的融资协议适用不慎，起不到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那么东亚国家政府会成为潜在的批评对象。如果区域整合可更多地利用本地区的资金，而更少地使用‘他人的资金’（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那么，这样的融资安排便可鼓励该地区国际推进调整，并且在防范与管理危机方面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这些安排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当然取决于安排的具体特征。对美国有利的特征包括与美国及该地区外政府官员的磋商、决策的有效性与透明度及与基金组织的建设性关系等。那些不对美国政府官员公开，并使美国财政部在该地区国家倡导的政策改革受挫的东亚融资便利自然会与美国财政部利益发生冲突。因此，美国决策者对区域合作的支持必须是有条件的。只有当区域性融资安排符合美国的大多数条件，这些安排才可支持美国的利益。”

从上面可以看出，亨宁的基本思路是，东亚地区合作通过让更多国家分担地区责任而惠及美国。这样的地区合作可减少该地区出现的纷争恶化时美国调停该地区纷争的必要性，特别是假如东亚的政策对话与监督机制得以加强时。这样的安排还因有助于该地区的经济与政治稳定，也可使美国的公司和投资者直接受益。美国的安全利益还能得到保障。由此推断，东亚共同体带来的结果并不必然是美国东亚权力的丧失，美国还是有受益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