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观念与权力结构

经济、军事、社会和观念都是社会权力的来源，这些因素往往互相交织在一起。社会结构和社会权力，必然与思想观念紧密相连。观念影响行为，行为影响结构和权力。当然，观念本身也必然是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产物。流行的思想观念必然受到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必然要为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所接纳。传统中国思想观念，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观念结构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思想演变与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

上古中国的思想史源远流长，然而真正系统性的思想观念还要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谈起。孔子的思想，恰恰与他的时代紧密相连。虽然他的施政方针不为各诸侯接受，他的思想观念在当时产生的影响仍然可观。这些思想不仅在他的学生之中流传，实际上也在整个上层诸侯士大夫之间流传。诸侯士大夫对他的从政才能未必认同，但对他提出的思想观念，都表示了敬意。孔子本人及其学生，在诸侯中有较大的影响。诸侯对孔子的态度，大多是敬而远之。敬是真的，因为这是当时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远之也是真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套快不行了，但又找不到新的替代学说，也不敢公然与之对抗。这便是孔子及其思想在春秋的境遇。

孔子是掌礼之人。他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为礼制提供了一套思想基础。扩大了礼的仪式含义，将仪式提高到政治、社会、道德规范层面。因礼制而扩及仁政、仁爱、信义。周礼是孔子学说的基础，周礼本身体现的就是周代开国者们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的渴望。而春秋时期，礼制遇冷，背弃礼制的行为萌发。在这一时期，以礼制的官方意识形态来约束诸侯的行为，继续维持原有的封建秩序，便是孔子所代表的一群保守主义者的理想。在政治坏乱初期，保守主义至少在观念上是占据主流地位的。然而封建制的崩溃，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进程，这一点作为实际的政治家们心里清楚。即便是孔子的弟子，一旦身为人宰，也要为主人谋。所谋者，也是“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这种礼制崩溃的事态，已经成为政治实践者们的共识。面对这些忧思，孔子能做的就是继续发发牢骚。他劝服不了身为人宰的弟子，当然也劝服不了当世诸侯。

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一旦系统化，便为后世思想的继起提供了榜样，也提供了标靶。赞同或反对，都围绕着儒家提出的基本问题。思想自由的空气，一下便被激发出来。在封建时期，各层级对下级的控制能力本就不强，加上战国时期，封建制面临崩溃。对思想的限制几乎不存在，这就为整个社会的思想自由，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社会空间。而儒家的系统化思想，恰恰为其他思想的系统化所激活。诸侯士大夫虽然不敢直接挑战正统的礼制思想，然而当其他的思想出现，并能够提出有利于诸侯的思想规划时，诸侯士大夫们显然会欢迎。

战国的产生也有思想家的功劳，思想家们公开表达了他们对于儒家所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思想与现实的力量相结合，诸侯士大夫在征伐的时候再也无需畏首畏尾，而是理直气壮。诸侯士大夫们需要的，就是能够为他们的兼并式征伐正名的思想。这些思想能让他们征伐的时候不再偷偷摸摸、遮遮掩掩，而可以理直气壮、毫无顾忌。思想多元性的出现，特别是对主流思想的突破，是战国乱象、封建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

百家争鸣既要为诸侯突破封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武器，也要为诸侯征战提供实际的功利性策略。对于诸侯士大夫们来说，采用最多的是法家和兵家。法家思想就是为富国强兵、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管理能力、提高战争动员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武器和战略。法家最受诸侯士大夫们喜欢，贯彻法家思想最得力的秦国，最终统一了六国。法家思想就是中央集权对封建分权的彻底突破和毁灭，只有在边陲野蛮的秦国，封建势力最弱小，最容易接受法家的思想。

封建制度崩溃，走向中央集权，这一政治形势与法家思想十分契合，但这一认识属于事后诸葛，当时的诸侯士大夫未必都清楚。对于当时的诸侯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想点法子，争取改变现状，在诸侯竞争中获取有利地位。只要不是儒家那一套老主张，什么都可以尝试一下。如果阻力太大，或者收不到什么效果，中途放弃便是。也有些诸侯认死理，最后搞得自己身败名裂，甚至做刀下枉死鬼。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只要一张好嘴，能够说得诸侯们动心思，就不愁功成名就，裂地封侯也不是没有可能。对于那些几乎沦落为庶民的破落士大夫来说，学得一手好文章、好口才，巧舌如簧、滔滔不绝，就是扬名立万的好方法。正是有那么多人想要拜师学艺，以文采奉献于人主，这才为那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奇思妙想的各种各样的思想家提供了市场。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影响之大，一时之望。诸子百家就是这么来的。到了战国时代，即便是儒家的卫道士孟子，也是口若悬河，气势蓬勃。说起话来，跟他们的开山祖师孔夫子的刚毅木讷相去何止万里。

思想这东西，不一定非要围着诸侯士大夫转。能够成为诸侯座上宾的士大夫毕竟不是多数，还有一大批被时代冷落的人。他们看着封建制衰落，看着自己的生计不断破落，又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寻求精神上的安慰。带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和鄙视的眼神，看着舞台上的诸侯士大夫和他的王国兴衰成败，对那些诸侯谋士的喜怒哀乐冷嘲热讽。实在无聊了，就研究点身体健康、长生不老的法子来打发时间。老庄用辩证法和玄学，把这种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提高到哲学高度，自成一派，形成了道家思想，成为后世中国所有仕途受挫知识分子的疗伤圣药。

随着秦一统天下，百家争鸣的弊病立刻显露出来。从中央集权的视角来看，百家争鸣会极大降低中央集权官僚系统的管理能力。焚书坑儒，本质上跟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思想领域统一标准。争论少了，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就强大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需要的就是行政管理能力，法家要的就是这一套，以吏为师是最好不过的策略。从秦的焚书坑儒开始，中国的思想进入了第二阶段。

▶二、豪强政治时期的思想结构

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政权建立，确立中央权威，提高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和管理能力是中央政府最关心的事情。西汉初年社会凋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既无必要，也无意义。一旦国家经济开始繁荣，国家意欲开展对外战争，强大的行政能力和战备动员能力便是必要的选择。对汉武帝来说，加强中央集权、提高行政效率就是实现雄图大略的首要条件。而要提高行政效率，首先必须统一思想。在行政体系内部，甚至于全国范围内，统一思想，是极为必要的。

统一思想，提高行政效率，道家思想显然不行。法家思想本来最符合需要，但是法家思想被大家普遍认为是暴政的源泉，也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思想根源。儒家思想历史最悠久，而且一直被视为正统。最关键的问题是，儒家思想具有天然的保守性，它强调维护礼制，就是维护君君臣臣的基本社会秩序，而且鼓励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为朝廷效力，为天下谋福利。汉武帝雄才大略，正在用人之际，这样的思想当然符合他的需要。所以从价值层面上来说，中央集权需要用儒家思想为天下士人提供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是儒家的强项，却刚好是法家的短板。法家强调的是策略，也就是所谓的工具理性，法家在终极价值导向上的功利主义和虚无主义，使得所有法家思想的崇拜者都对它只做不说。儒家则相反，儒家提供了价值理性，为整个社会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导向，但在工具理性上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因此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对它只说不做。汉武帝或许是认识到了这一点，从统治和动员的立场上来说，他需要儒家思想来号召天下，同时需要用法家思想来管控天下，两者兼而有之，给人以外儒内法的印象。实际上，汉武帝所做的是将儒家和法家结合起来，公开喊儒家的口号，采用了儒家的价值导向功能;具体操作中行法家的权谋，利用法家的行政管理能力。自汉武之后，所谓英明神武的明君，都按照这套路子来。

但统一的中央政权毕竟能力有限，行政管理能力远远未能达到控制地方和豪强的能力，这便给豪强政治留下了空间。豪强政治的需要，使得那个时代的儒者对儒家做了新的解释。孔夫子的学说，一直未能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的合法性问题。简单说来，谁才是合格的皇帝人选，这一点儒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和标准。孔子继承周礼，周礼讲究天命。天命原本与鬼神连接在一起，孔子对天命和鬼神之事不感兴趣，所以一直没谈及谁才是真命天子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孟子又讲民贵君轻，这一点大家都不喜欢，而且如果将民视为真正的普通百姓，那样的观点皇帝、豪强和读书人其实都不喜欢。中国的士人，打心眼里看不起老百姓，把他们当作拯救的对象，但又不能直说。孔夫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虚悬，给汉儒提供了空间。

在谁是合法的皇帝这个问题上，战国以后直到秦汉，都信奉阴阳五行的观点。阴阳五行实际上就给天命循环提供了基础，这一观点暗示了天命循环的必然性。按照这个观点，豪强大可以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对于那些不想被中央集权吞并的豪强来说，继续生存下去的办法就是把朝廷推翻，改朝换代，自己做皇帝。那要这么做，就必须在理论上把阴阳五行说摆出来，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豪强有阴阳五行的需要，整个社会推行的又是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儒学先生们将儒家与阴阳五行相结合，顺便钻钻孔夫子的空子。既然孔夫子没明说谁才是合法的真命天子，汉儒们就根据豪强的意思，用阴阳五行来弥补儒家的缺陷，所谓天人之际，天灾预示人祸，就变成了自然神论。一群群儒者开始干起了给老天和王朝算命的活计，恰好《春秋》里面又有不少关于气候天象的记载。从董仲舒开始，汉儒就当起了巫师，把孔夫子的仁义道德抛到九霄云外。

汉儒的巫师化，造就了王莽的闹剧，也造就了两汉的崩溃和三国时代。巫师化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把儒家釜底抽薪。儒家教导士人要忠君，可巫师化的儒家思想，一会说这个是合法的皇帝，一会说那个是合法的皇帝。连谁是合法的皇帝都说不清楚，士人就只好收起忠君的调子。忠君已经不可能了，那就只能忠于他们的豪强主公了，这就为军阀混战做好了准备。儒家思想走到这步田地，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三国之后，儒学彻底崩溃。政权的频繁更迭让豪强们认识到，在豪强政治时代，出面做皇帝改朝换代，是最危险的事情。因为一旦想要做皇帝，立马与天下人为敌，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家族都难。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安心做一方豪强。只要不想谋反做皇帝，无论谁做皇帝，豪强都会得到重用。只有安分守己，才能做政治不倒翁。无论儒家还是法家，都是豪强门阀政治的大敌。什么也不干，维持现状，才是门阀士族的最佳政治选择。

既然在政治上什么也不能干，最有权力的人完全漠视权力，士族们就只能谈谈生活和艺术。一大群富豪们在一起，又不能搞阴谋诡计，只剩下娱乐游戏和互相攀比。攀比的结果，就是大家竞相奢华。档次低点的豪强，比的是珍珠宝器、排场美女。档次高点的奢华，比的就是文学和艺术。中国史上最华丽、繁琐的文字游戏，就这样产生了。为文学而文学，为奢华而奢华，在奢华里看不到一点思想，在形式里看不到一点内容，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豪强攀比的最高境界，就是清谈。从思想层面来说，儒法都不合时宜，道家无为刚好为豪强们维持政治现状提供了绝好的政治理论。更为重要的是，道家的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种虚无缥缈的学说，永远不会有结论，而且也永远没有止境。这是富豪们最佳的娱乐游戏，豪强们可以在这里互相攀比，却又永远分不出输赢。魏晋玄学，代表了豪强政治时代的思想顶峰。此外，对于豪强们来说，炼炼仙丹、修修房中术，求个长生不老是他们想象得到的最高人生追求，这又促成了将道家所肯定的自我形躯化的道教的重大发展。

▶三、思想观念与集权社会

随着豪强政治结束，中央集权的兴起，社会产生了对新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儒家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重新被人们所认识。中央集权需要儒家的保守主义，需要严守秩序规则，也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提到的“礼”与“分”。中央集权的政治必然需要统一的价值导向，儒家忠孝就是统一的中央集权所需要的价值理论。但是传统儒家的思想显然还存在很多缺陷，这些缺陷对中央集权制度下士人的思想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宋明理学的出现，正是儒家思想在中央集权时期演变的产物。

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还缺乏有效的工具理性。士大夫们只有价值导向，只有口口心心的仁义道德，但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具体的行政事务。提高官僚集团的行政管理能力，需要儒家士大夫有事功的精神。简单说来，孔夫子的儒学有价值观，却没有认识论和实践论。宋儒所做的事情，就是为儒学提供一个全面的世界观、认识论和实践理念。理、气、天理、人欲这些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宋儒开始为儒家的思想注入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基础，并以“格物致知”、“知行合一”作为儒学的认识论和实践论。这样一来，儒学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认识论、实践论和价值观的体系，在学术上更加完备。最关键的是，宋儒一方面将认识论和实践论囊括到儒学中来，从而为入仕的官僚做好行政事务管理、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哲学基础，避免了儒学官僚的空谈义理。在这点上，朱熹和陈亮之间是没有区别的;另一方面，通过天理、人欲的区分，将礼仪制度上升到天理层面，从而为维护礼、分的社会秩序，为忠君爱国提供了更加稳固的哲学基础。这要求人们更加忠心于皇权和国家，甚至于遵守更加严苛的日常礼仪秩序。这样的制度，将官僚集团所需要的法治规则道德化，并将其扩展到整个社会，从而为中央集权提供了神圣的基础。在宋儒之后，背叛中央集权已为社会风气和思想观念所不容。中央集权及行政管理能力扩张，找到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宋学的强势地位，特别是宋学与科举考试的结合，最终将儒学完全官僚化、程式化，从而失去了作为思想的活力和乐趣。当科举与儒学相结合，统一的价值观便与官僚考试所需要的确定性、客观性、程式化结合起来，八股文的兴起代表着儒学的停滞和呆板。八股文的兴起，往往让儒生将儒学内容视为一整套死板的公式化材料，失去了道德、规范和思想的价值，更失去了其原有的活力和价值吸引力。这样一来，儒学便成为士人获得功名的主要手段。儒学成为科举的工具，正如宋儒成为中央集权的工具。八股文的兴起是宋儒思想的内在逻辑，而八股的停滞及其功利化也是宋儒内在理路的必然结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复兴儒学的规范价值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明代儒学，根子上就是要反对宋儒的官僚化。把儒学从一种官僚化、公文程式化的零散考据材料中解放出来，重新焕发出儒学的思想和道德价值魅力。心学强调儒学的核心在于个人内在的价值引导，个人依据自身对经典的解释，阐释出儒学的经典价值，从而引导个人的价值生活，引导个人在实际生活中采取正确的策略。心学教导儒士们尊重儒学的价值教导，重新审视儒士对社会道德社会规范的引导作用，强调儒士不仅仅是被动尊重现有的社会秩序，也需要对中央集权的政治秩序中出现的具体错误进行评判，并提供相应的批评。心学将儒生从官僚机器下解放出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中央集权的弊病日益显著的情况下，对中央集权的批评显得尤为重要。阳明心学的诞生，标志着儒学思想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心学的产生，在儒士们反抗阉人专权的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心学所涉及的价值争论，降低了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明末党争不断，道德优势与行政能力的冲突再次显露出来。严重的价值分歧极大消耗了明末朝廷的战备能力，在边疆民族的武力威胁面前，明朝彻底覆灭。不少后世学者认为，心学对价值规范的强调，创造了一帮道德圣洁却百无一用的书生，他们对道德瑕疵的零容忍，对政治军事人才的人品和行事风格的严酷批评，不仅仅是因为对文字狱的恐惧，还因为他们对心学的世俗功利价值所持的怀疑态度。

总体上说，儒学的保守主义心态，使其成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被西方拖入近代社会之前，历史还原论及其所支持的保守主义一直是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学成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奇怪，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儒学随着中国历史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内容，这正体现出中国历史与观念的复杂。在儒学里，清晰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的变与不变。

复习思考题

1． 中国传统社会是否一阶级社会?

2． 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是乡绅自治社会吗?

3．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权力与观念系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进一步阅读建议

1． 刘岱等: 《中国文化新论·社会篇——吾土与吾民》，三联书店1992年版。

2． 刘岱等: 《中国文化新论·思想篇——理想与现实》，三联书店1992年版。

3． 费孝通等: 《皇权与绅权》，岳麓书社2009年版。

4． 费孝通: 《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张仲礼: 《中国绅士》及其《续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

6．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 瞿同祖: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 瞿同祖: 《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9． 瞿同祖: 《中国封建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金耀基: 《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 金耀基: 《中国政治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 韦伯: 《中国的宗教》，《作品集》第五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