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应用与不足

二、跨学科研究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应用与不足

(一)主要进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人士的共同努力，跨学科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应用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从观念到体制都有体现。

1.观念上日益重视跨学科研究

(1)强调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有些知名人士就已经意识到了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在国际关系学科应用的缺失，并为此撰文疾呼，如王逸舟研究员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和教学工作，跟别的学科融合交汇比较弱”，“看看中国大学里结构雷同、观点近似的一本本教科书，就知道这方面的缺点有多严重：它们基本上没有国际关系学如何引进和消化其他学科的内容，没有关于国际关系学自身‘树状’扩展的分析”^[5]。进入21世纪后，跨学科研究的紧迫感和学术自觉性开始促使国内个别科研院所率先采取行动。2003年和2007年，吉林大学先后召开了两次与国际关系学跨学科研究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跨学科研究起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是其意图和远景规划还不是很清晰；^[6]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也从自身独特的地位出发，以杂志栏目和征稿启事的形式推动跨学科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的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提出跨学科研究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人士已经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心理学、环境学、法学、现象学、语言学、文化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尝试性地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尽管这种跨学科研究多以个体层次表现出来。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王逸舟的《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指出生态政治提供了观察国际关系的独特视角，生态退化带来的各种威胁无法低估和回避，生态问题的突出和解决势必影响国家主权，“地球村”的意识增长反映了生态政治压力。^[7]“个性、心理与国际政治”，提出人性的方方面面对于国际政治的形成有很大作用，由人组成的国际关系，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因素，人类政治关系的历史应当从人性的各种角度评说。^[8]马荣久的《“受害者心理”与外交决策——以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政策为例(1959—1962)》，引入心理学理论中的“受害者心理”，以1959—1962年中印领土争端中的印度对华政策为例，阐释外交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在“受害者心理”支配下的信息解读、形势评估以及方案选择。^[9]潘一禾、余潇枫的《中国加入国际组织的文化伦理定位》，分析比较了中国与西方在传统文化伦理上的巨大差异，进而指出中国加入国际组织进程的矛盾与障碍。^[10]潘一禾的《文化与国际关系》，探讨了价值观的取向、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与当代国际关系的联系。^[11]张海滨的《有关世界环境与安全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对1972年以来世界环境与安全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对环境安全的定义、战争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对冲突的影响以及维护世界环境安全的途径等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12]

(3)探讨应用跨学科理论方法。在理论基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迅速引进和消化了发端于欧美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为基石的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并尝试性地用其来分析解答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问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成果，如苏长和著：《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13]，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14]，秦亚青的《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从国际政治社会理论角度就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提出三个假设，并对其做出初步验证。^[15]

在研究方法上开始将自然科学领域广泛使用的定量研究大胆地引入国际关系学科，开启了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新气象。例如，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阎学通等就在《双边关系的衡量方法》一文中分别以1979—1997年的两伊关系、1993—2000年的中美关系以及2001—2003年的中美中俄关系为例，通过确定事件、建立编码系统、赋值、分析分值来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6]外交学院的秦亚青则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一文中以1946—1988年美国霸权时期为例，假定霸权稳定与国际冲突的负相关关系，通过设定自变量和因变量和一系列的验证分析，批驳了霸权稳定理论。^[17]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张清敏等则在《首脑出访与中国外交》一文中，以定量分析的方法，通过系统考察从新中国成立到2006年的中国首脑出访活动，直观地揭示了中国外交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和特点，探讨了首脑出访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18]

2.体制上为跨学科研究开启平台

观念的解放带来了体制的变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科研院所通过内部挖潜等方式组建了一些带有跨学科研究性质的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组建的欧洲研究中心(参见下表)。

三校欧洲研究中心校内专兼职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分布情况表　　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三校欧洲研究中心网站2008年研究人员信息综合。

通过这张表格，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三校都组建了自己的欧洲研究中心，但是各自的研究重点还是有所侧重的，比如武汉大学就把欧洲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自身较为擅长的国际法领域，复旦大学则把欧洲研究的重心放在了世界经济领域，而中国人民大学由于自身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因此其欧洲研究是政治和经济两大领域并重。同样，三校也都注意到了欧洲研究的跨学科性，因此都无一例外地引入了其他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

二是国家逐步有意识地以各级社科基金项目为载体，引导社会研究资源关注和解决跨学科性的国际关系问题。以近三年(2006—2008年)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问题研究类为例，除了对传统的政治关系、经济贸易等问题继续给予重视外，其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课题的资助数量显著提升，2006年1项，2007年2项，2008年跃升为5项，占当年该类别总数的13％。^[19]

(二)主要问题

(1)跨学科研究的学术自觉性和自律性还不够强，跟风情况比较严重，自觉或不自觉地沿用既有的熟悉的理论和方法，对跨学科研究存在畏难情绪，盲目机械地进行多学科知识堆砌，以攀比追风为荣。比如，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的引入，国内国际关系学界迅速出现了一股“建构主义研究”热潮。在这中间，既有脚踏实地虚心消化吸收的学者，如郭树勇等，也有许多追赶时髦的文章，不仅没有什么学术创新，甚至连建构主义的基本内容都没有掌握就仓促上马，其结论的可靠性可想而知。跨学科研究出现的初衷，本来是解决问题的客观需要。言下之意是，如果你不进行跨学科研究，就无法获知事件的本质，难以正确解答问题。但是，在当前中国学风相对浮躁的大背景下，有相当多的研究人员开展跨学科研究，并不是从问题入手，而是以吸引眼球换取发表率和名声为目的，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仅限于机械地拼凑多学科的知识，大玩特玩一些自以为高深莫测的概念和名词，而对问题的阐释却没有实质性的帮助。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不仅达不到换个角度多一个突破的目的，反而会混淆视听，败坏跨学科研究的名誉。

(2)跨学科研究的视野较为狭窄，多学科结合度还较为欠缺。

目前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研究人员，还过多地执著于经济学、社会学等成熟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和应用，选用的多是西方已经比较成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制度主义、建构主义，而对于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以及其他新兴学科的关注和涉猎较少。同时，跨学科研究选用的方法也较为单薄，定性方法多于定量方法。目前，有相当多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即使进行跨学科研究，也多只使用两种学科的知识，很少涉及三种及三种以上的学科理论和方法阐释同一个问题。

(3)跨学科研究人员整合不足。尽管如前表所示，国内跨学科研究机构已经起步，但是面还比较窄，还主要局限于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个别科研院所，全国其他地方的跨学科研究中心还为数甚少。此外，跨区域、全国范围内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则更为少见，这不利于从更广的层面更有效率地去开展涉及多学科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再有，目前已有的跨学科研究机构研究人员构成学科背景相近的较多，学科构成还较为单一。以武汉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为例，现有的研究人员主要为从事国际法研究的法学类人士，而经济学、政治学人士则很少，至于其他学科的则几乎没有。以中国人民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为例，尽管人员构成学科涉及面相对较广，但许多学科的研究人员仅为1人，并且多数还是以兼职、客座的形式参与研究。如果从全国所有的欧洲研究中心大范围来看，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人员构成也较为单薄，也主要由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主要是世界经济)、法学(主要是国际法)、社会学等学科人士构成，而心理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人士则甚为少见，至于自然科学各学科与国际关系学科的整合就更为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