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合作

六、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努力方向:跨学科合作、实用和批判的双重路径与理论的建构

（一）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呈现的特点

1.研究的政策导向

根据对目前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献的统计，自2005年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献明显上升，到2010年出现猛升，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图2‐1）。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研究是2010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其中相关文章总体有34篇，2010年占到17篇，约占2010年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献的40%（图2‐2）。结合文化产业发展实际不难发现，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升温和我国文化产业不断深入的发展实践基本一致，和我国政府在2009年9月颁布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有密切关系。研究数量增长和热点与文化产业发展实际问题的一致性，表明在国内文化产业政策不仅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和导向，也是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推动力和导向。

2.多学科研究的介入和理论建构，研究路径的工具性、实用性立场

文化产业本身作为跨学科的领域，在其研究中亦形成多学科交叉的局面。根据目前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文献，文化产业政策研究主要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和文艺学等学科。对应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践，文化产业政策理论研究处于理论建构的阶段，研究路径和立场体现出实用性和工具性倾向。

3.文化产业政策研究逐渐深化、细化

以2005年为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一个起点，随着时间推移，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更加关注现实具体问题，专题研究增多。

图2‐1　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文献变化趋势

（来源:CNKI数据库，不包括报纸数据库文献，截至2011年5月12日，下同）

图2‐2　文化产业财政税收、金融研究文献数量变化趋势

（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研究视角的局限和重要问题的遮蔽

首先，体现在对政策制定主体关注较多，多从政府角度思考，缺少对企业和大众文化消费角度的考虑。文化产业政策的对象不仅是企业，还有文化产业链终端的大众，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的体现最终也不仅仅是其直接作用的企业对象，还有大众的文化消费。由此造成研究中对此相关问题的遮蔽。

其次，由于研究视角局限造成关注问题局限和片面性，目前多关注的是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理论和对策性问题。对文化产业政策执行过程、实施的效果的评价、反馈、问题等研究少，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理论建设和制定的理论根源和现实依据问题研究涉及较少。对文化产业政策在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经济发展中和其他相关部分之间联系的思考较少。

再次，以应用性建构视角的研究为主，缺乏批判性研究视角和对权力的关注。在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批判研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国内文化政策研究目前缺少这一路径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处于一种自然的介入状态，反思性思维不够。中外研究路径上的差异，不仅仅是文化产业发展实践阶段和研究传统的不同表现，更是对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目的、对象关注的不同造成的。我国建构性的实用立场体现的是对产业本身发展的关注，而西方批判性立场则是对最终的“人”的自身的思考和关注。而文化产业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对人的关怀，也就是人文性。

所以，西方学者将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一种文化研究。主张作为学术研究，文化政策研究不是对一个政府或部门工作的反映，政策研究应该对决策做出贡献，但不能成为政府的工具。“它还要维持并革新自己与进步运动的关系，以求得社会文化公正。”⁽³⁰⁾

2.研究方法单一，定量实证性研究缺乏

首先，定性为主，定量实证性研究缺乏。从目前研究文献的梳理来看，中国目前关于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定性分析，思辨式的逻辑推导。即使研究的是具体的应用性问题，一手材料的掌握也甚为有限。这是中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方法上的一种倾向。定量的实证性研究是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深入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一线、对文化产业政策实施过程效果进行跟踪调查的研究比较鲜见，一手资料的积累十分有限。而大量实证性量化研究数据目前正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制定和进一步有效研究的迫切需要。

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表现出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一方面表现出对文化政策研究作为为政府管理服务的工具性实用主义的一面，而另一方面，在具体的研究中，却缺少真正的、有效的定量实证性的研究。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目前我们在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本身还不够成熟和未形成明晰研究路径，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目前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对文化产业发展实践需要的滞后，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未能较好地为政策制定和决策提供有效的支持。

其次，跨学科合作研究缺乏。尽管文化产业政策研究已有多学科的介入，但是，目前还是散兵作战，各自为阵，多学科的进入并没有实现真正的跨学科联合研究的交叉平台，真正的跨学科资源并没有有效的整合。

3.研究表层化，深入细化和专题化研究有待加深

目前对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宏观性论述较多，微观深入研究少，造成研究的表层化和空泛化。如学者建议中国文化产业应加强人才培养和支持，但怎样加强中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国文化产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何做到人才更好地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这一系列真正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却少有论及；还有人提议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应世界化、市场化等类似问题，但世界化、市场化到底如何？如何去做到？这些实质问题也都未论及。即使面对金融、税收等具体问题时，类似现象也很普遍。正像有学者指出:“从研究现状来看，深层次的理论研究较少，简单的经验总结式的文化产业政策建议较多，而且政策建议流于泛泛而谈，大多数是对国家文化产业政策框架的阐释，创新性研究匮乏。文化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少，文化产业政策等同于文化产业发展思路、战略、文化产业管理等。”⁽³¹⁾

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还指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不应只从整体宏观概念上的文化产业政策思考，而应具体到每个文化产业行业类别来思考，面对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来思考，即针对具体文化产业门类有深入的专题化研究。

4.国外相关文化产业政策及研究成果的引入的宏观性和不系统

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的研究是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整体上来看，对国外文化政策研究还处在表层。对其大概的类型和特点介绍较多，但对其政策的制定和运行，以及效果和出现的问题却未有深入研究，而且大多研究的关注点倾向一致，缺少系统性的梳理和研究，甚至对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出现误读。⁽³²⁾

（三）目前国内文化产业政策研究状况和存在问题的启示

首先研究视角应从过多关注政策主体向政策客体倾斜，关注大众文化消费；加强政策执行和实施效果实证性研究，积累大量一手定量和定性数据资料，建立文化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终端的有效反馈机制。其次，加强跨学科联合研究，成立文化产业研究的跨区域、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对文化产业政策分类细化，开展专题研究，对具体问题深入挖掘；系统研究国外文化产业政策制定、运作和实施效果，加大国外文化产业政策研究成果译介。第三，增加反思性批判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