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艺术跨学科研究的体会

二、数字艺术跨学科研究的体会

20世纪以来，由于第5次信息革命的影响，人类媒体加速了多样化、全球化的进程。媒体生态的变动，有许多是和数字化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包括互联网的诞生(1983)、第二代手机上市(1991)、全数字化电影问世(《玩具总动员》)(1995)、英美等国率先开通数字电视业务(1998)、第三代手机开始商业运营(2001)、手机电视在日本和韩国首播(2005)，等等。数字化不仅催生了以网络和数字移动通信为代表的新媒体，而且推动传统媒体的技术改造。以此为背景，欧盟倡导的内容产业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国家倡导的信息产业殊途同归，和通信(Communication)、计算机(Computer)、信息内容(Contents)彼此渗透的趋势(即“3C融合”)是一致的。受媒体生态变动等因素影响，艺术领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变革，表现之一就是数字艺术大行其道。从广义上说，它包括数字动画、网络艺术、数字装置艺术，以及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短信艺术等分支。

在西方，由于网络出版系统开发深受“超文本之父”纳尔逊(Ted H.Nelson)等人相关理念的影响，数字艺术研究最初是在超文本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代表人物有美国布朗大学兰道(G.P.Landow)、北卡罗来纳大学博尔特(J.D.Bolter)、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盖吉(S.Gaggi)，以及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斯奈德(I.Snyder)等。其后，数字艺术研究主要沿着以下四个方向推进：(1)将视野扩大到“赛伯文本”，力求将被视为艺术范围之外或被边缘化(甚至与之对立)的东西包括进来，代表人物有挪威卑尔根大学阿塞斯(E.Aarseth)等；(2)着眼于数字艺术所处环境，发展“虚拟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有美国加州帕萨迪纳市设计学院艺术中心海姆(M.Heim)等；(3)探索数字艺术的叙事(尤其是交互性叙事)技巧，代表人物有美国西维吉尼亚查尔斯顿大学施伦(S.A.Schrum)、佛罗里达大学道格拉斯(J.Yellowlees Douglas)、普吉特湾大学斯隆(J.Sloan)，以及瑞士学者瑞安(Marie-Laure Ryan)等；(4)分析数字艺术的相关问题，如美国伦塞勒工学院布林斯约德(S.Bringsjord)、IBM公司沃森研究中心的费鲁齐(D.A.Ferrucci)等对人工智能与艺术创造的探索、维吉尼亚大学麦加恩(J.Mcgann)对数字图书馆的探索、底特律慈恩大学奥尔戈曼(M.O’Gorman)对高校文理结合教育的探索，英国新英格兰大学昂斯沃思(Len Unsworth)对儿童教育与数字艺术关系的探索等。在上述过程中，一大批与信息科技相关的术语进入艺术理论，如“各态历经”(ergodic)等。

我国媒体生态变动对艺术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与数字媒体相关的各种艺术形式、艺术范畴、艺术现象相继提上议事日程。现有研究重点包括：(1)数字艺术的由来及其与信息革命、文化转型、媒介变迁的关系；(2)数字艺术的创作动机、创作风格、创作类型、心理特征；(3)出版商、网络商等对数字艺术传播所起的作用；(4)数字艺术接受者的阅读环境、期待视野、心理活动；(5)数字艺术语言特点，如杂糅性、时尚性等；(6)数字艺术内容特色，如率真性、平民化(民间性)、叛逆性、生命意识、后现代情结、自由精神、狂欢色彩、游戏性、怪诞性、青春期症候等；(7)数字艺术本体特性，如多媒体性、非线性、互动性、虚拟性、“流”等；(8)数字艺术定位，涉及与传统艺术的关系，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和语种的作品比较；(9)数字艺术环境，涉及与语文教学、后现代语境、网络技术、大众文化、唯美主义、消费文化、乌托邦等的关系；(10)数字艺术的功能与价值，涉及产业化、社会化、艺术嬗变、审美教育等。

西方数字艺术起步较早，跨学科研究创新性较强，角度多样。国内数字艺术起步较晚，跨学科研究从整体上笼罩在后现代主义氛围中，视角比较单一，方法上多推论而少调研，思路不够开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校理论创新的途径主要是：其一，从媒体生态的角度切入，将媒体发展与艺术变革的关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把握，寻找突破口；其二，促进中西数字艺术跨学科研究的沟通，进而从全球化、本土化把握数字艺术的发展趋势；其三，透视数字艺术在当代文化产业/信息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探索数字艺术自身净化与提高的途径，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服务。

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把握媒体生态和数字艺术的关系：(1)媒体生态变动与数字艺术兴起。研究20世纪后期媒体生态变动与数字艺术兴起的关系，包括互联网服务(如BBS、WWW、博客)与数字艺术非线性特征的关系、诸网互联与数字艺术跨媒体取向的关系、当代社会思潮与数字艺术观念的关系，等等。(2)媒体生态建设与数字艺术创作。研究网络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数字艺术与当代艺术、网络艺术的关系，各种题材、风格、写法的关系，个人写作与产业化的关系，不同语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数字艺术之间的关系，网络写手、网民读者与网络商的关系，等等。(3)媒体生态效应与数字艺术传播。研究如何发挥数字艺术激浊扬清的积极作用，引导人们用主人公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化建设，净化网络环境，为解决因网络信息遭到滥用、误用而产生的网络生态危机作贡献。(4)媒体生态评价与数字艺术鉴赏。研究如何处理道德价值与策略价值的矛盾，为数字艺术树立正确评价标准。鉴于策略价值取向在当前很有市场(表现为恶搞经典等)，数字艺术批评的重要任务是增进其道德价值、恢复大众对于它的信任感。(5)媒体生态理论与数字艺术跨学科研究。(6)媒体生态发展与数字艺术前景。研究网络生态治理、媒体技术革新、精神生活变动与数字艺术的关系、重点考察网络法制建设、网络道德自律、文化产业发展与数字艺术的关系。

在研究思路上，要注意从中西沟通的视野把握数字艺术的价值和意义。既要探讨西方有关新媒体、赛伯文化、生态学等相关理论对数字艺术的影响，又要探索中国古典文论对于当前数字艺术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具体地说，可以解剖西方新旧媒体关系论、量子诗学、遍历诗学、数码叙事学、马赛克美学、计算表现主义、黑客激进主义、虚拟现实主义、混合现实理念、赛伯文本性、链接修辞、界面设计、位置媒体、数据库与人工智能等理论与数字艺术的关系，探索我国“不平则鸣”、“反常合道”、“以言去言”、“以故为新”、“假物为用”、“离形得似”、“望今制奇”、“义然后取”、“以意为主”、“技进于道”、“相忘形迹”等古典文论命题对数字艺术跨学科研究的价值。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提炼出新的数字艺术范畴。

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网络环境的精神，我们要着眼于网络文化建设的需要，将网络媒体当成亚生态系统，剖析当前数字艺术发展面临的问题，其中包括：(1)媒体生态整体观与数字艺术的定位。媒体生态涉及社会关系、传媒技术和人文精神等要素。数字艺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上述要素构成的媒体生态变动的产物。(2)媒体生态历史观与数字艺术的趋向。现阶段数字艺术所呈现出来的某些特性，其实是历史上媒体生态锐变期艺术特点的重现。考察媒体生态的历史性变迁及其与艺术发展的关系，总结相关历史经验，有利于数字艺术理论建设。(3)媒体生态平衡观与数字艺术的作用。当代媒体生态既包容了个人对于自身存在的体验，又汇聚了各种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数字艺术要想媲美传统艺术的成就、实现自身的升华，不能不注意摆脱虚幻的绝对自由感，更多关注人类现实家园建设。(4)媒体生态互动观与数字艺术的环境。互联网技术及网络带宽、网络法规等生态因子对数字艺术发展具备制约作用；数字艺术可以能动地适应变化中的网络环境，并对网络环境产生影响。

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以下几点：(1)不是孤立地看待数字艺术，而是将它与周边环境中的事物联系起来考察，从整体着眼。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不限于个别作品，而是包括艺术群体、艺术网站在内。(2)不是静止地考察数字艺术，而是具体分析它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强调多样化的信息生态系统的影响。(3)不是平面地看待数字艺术，而是视之为包含社会信息、传媒技术与艺术理念等因素在内的立体物，并从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考察数字艺术发展的内在动力。(4)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对数字艺术群体、社区与网站加以分析，具体考察代表性艺术网站的依生、竞生、共生、寄生关系、镶嵌、交错、分层现象、生态对策与协同进化，以及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如网络病毒)的作用等。(5)深入探索数字艺术与当前网络信息生态的关系，回答网络文化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6)要注意社会调查与理论探索相结合。通过调查研究，切实把握数字艺术创作状况(涉及代表性网站、网络写手、题材类型、作品形式、写作习惯、角色认同、虚拟社区、自我意识等)，了解数字艺术传播途径及效果(涉及互联网发布、移动通信、纸质出版、影视改编等)，弄清数字艺术社会接受状况(涉及读者心理反应及对相关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评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