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研究的新尝试

四、跨学科研究的新尝试

我们在考虑从单一学科向着跨学科研究推进时，有一些做法可以作为参考。比如，若干年以来出现了对于一些“中间等级”的范畴的研究。借助于这些“中间等级”的范畴的研究，有可能在一个比较有限的观察区间之内，对于复杂社会现象予以综合，而不是从一开始，在跨学科方法本身都还有着不少问题的时候，去仓促地推动所谓的“跨学科”研究。

根据我们的经验，近年来在采用“中间等级”范畴观察俄罗斯现象时感受到了这一方法的有效性。以下举两种情况加以说明。

其一，是所谓的“帝国研究”。

“帝国研究”一方面是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角度对帝国进行比较研究。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多米尼克·列文教授的帝国研究就值得重视，他对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进行比较研究，从结构上分析它们的财政、军事、政府官僚体系、市民社会建构、社会阶层，等等，然后对于这些帝国后继者的走向进行判断，得出了相当有分量的结论。另一方面帝国研究是关注于帝国跟外部世界的关系，即帝国式的世界秩序问题。帝国研究之所以被重新提上日程，除了那些夕阳西去的帝国之外，现在我们面临的还有挥之不去、仍然存在的帝国情结——这里既有对于唯一超级大国、作为新帝国的美国单边主义的批判；也包括曾经有过帝国经历的俄罗斯，其历史文化遗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当代的问题。运用“帝国”范畴我们不仅加深了对于诸如苏联解体问题的理解，而且，在“帝国”范畴的背景之下，我们尤其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空间的地缘政治竞争的状况和预判获得了不少启示。

其二，是“革命”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能带来改朝换代的革命，我们曾经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神圣的社会变革。

但是如果从学术上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革命的起因、革命的过程、革命的终结以及革命终结产生的影响，等等，诸如此类很多问题还不是传统意识形态能够完全解释的，意识形态式的解释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比如，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就是革命”，转型是不是革命呢？搞转型研究的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毛通过比较研究拉美、俄国的现象得出结论：转型的结果往往不是如设计者初衷所想象的自由主义，而是出现了一个以自由主义动因为起始，而以平民主义的兴起告终的戏剧性的历史过程。拉丁美洲出现了上述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俄国会不会也出现这种结果？

与“革命”问题有关，在苏联解体以来十多年的巨大变动之后，在俄罗斯获得普遍认可、但在西方却遭受广泛批评的普京总统该如何评价呢？其历史地位类似于欧洲历史上的哪一位巨人呢？有人说他像十月革命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斯大林。但也有观点认为，普京更像拿破仑。马克思说，“革命死了，但革命精神永存”，这是对巴黎公社的正面评价。同样，18世纪末的法兰西革命过去了，但是在革命过程日益走向保守化的情形之下，出现了一个形式上作为君主的拿破仑。这位君主通过战争和立法，实质上延续和推广的却是民主体制。今天的普京总统正在努力重新恢复俄罗斯的国力和影响，是否也会像拿破仑一样，在一个“保守”的形式之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维护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原则。显然，这将是令不少研究俄国问题的学者感兴趣的议题。

还有，在国际社会普遍地面临着社会迅速分化和贫富矛盾激化的情况之下，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个地区或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这是一个看似唐突，但却是近来国际学界至少是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开始深入思考的学术问题。当然，这不太会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不能够像前一段发生在前苏联地区国家中的情况那样，把一些并没有多少深刻社会经济含义的戏剧性政治变动也称作为“革命”。但是，反思“9·11”现象的发生，恐怕这倒不是一个简单的偶然现象。我们既不能夸大极端主义势力的作用与影响，但也不能忽视这种极端现象的深刻社会背景。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广大范围之内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同时国内也经历急剧又深刻的体制和社会转型的情况下，普京政府回归平民主义，中国提倡建立“和谐社会”，正是希望寻求社会平衡的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持续，其价值导向是人类的福祉和老百姓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以上所说的这些“中等层次”的范畴研究，是在多学科研究难以着手的情况之下，希望通过一些较为明确和较为有限领域的深入探讨，来寻求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某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