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研究

三、为什么要进行跨学科研究

虽然，关于如何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思考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从客观上说确实出现了对跨学科研究的迫切需求。仅就国际研究而言，这样的需求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以及跨国治理层面的需求。

我们既需要从单一学科角度作逻辑严密的切入，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各个学科的交流对同一现象进行综合研究。这已经是战略上、决策上、外交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比如，近年来的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现象是，无论在俄国、欧洲，还是美国等其他国家与地区，无论是政界、媒体，还是学界，讨论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问题在于中国持续发展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到底会是怎样的？其相互关系的界面和接触点何在？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经济扩散，未来是不是有一定的模式？中国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global power)还是一个地区性大国(regional power)？联系到俄罗斯研究问题，中国与俄罗斯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在中长时期将能够获得怎样的发展，未来的中俄关系又将对于全球事务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特别是普京总统的外事顾问谢尔盖·卡拉冈诺夫最近所称，全球资本主义已经划分成为两个阵营，一种是威权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另外一种是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较量将在很大程度上规划人类的未来。世界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对于未来世界的解说也正在出现来自各个学科的各种判断，所以，从国际政治这门学科的直接功能而言，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看来必须要对其发展所面临和产生的问题以及带来的影响提供某种解释。在这方面，学界，特别是国际研究学界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从学理，还是从决策角度讲，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回答是难以从传统单一学科得到完整全面的解释的，而必须从跨学科的角度才能够有一个比较确切的理解。

第二，急剧转型中的社会需要。

由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急剧社会转型不光使得国际研究越来越超越各个传统的知识领域，比如，转型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包罗广泛的概念，不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学科，甚至还涉及思想史、地理学、文化学研究等；而且，转型过程涉及了广泛的地区与国别，深入到社会变迁的各个层面。回顾20世纪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转型历程，我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首先从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国开始发难，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发生革命，开始全面走向市场与民主制度。当时，欧洲共同体的推动也起了作用。20世纪80年代之后，南欧国家的影响扩展到拉美，拉美的军人政权纷纷倒台，然后是东亚的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转型。20世纪80年代末，这股风又吹到了长期以来早有转型冲动和先兆的前苏联地区。面对这样繁复浩大的社会历史过程，难道原来意义上的简单的单一学科能够解决问题吗？换言之，我们不光需要以多种学科知识来丰富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认识，而且，我们更加需要对于各门知识的综合，以期在更高层次上的以多学科方法贯通的新认识系统。

第三，来自于学科知识形成和发展本身的挑战。

一段时期中，经济学曾经大大优先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今天这样的局面已经面临着挑战。一方面，是一些学科领域中某种程度上被经济学“殖民化”的现象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经济学领域本身也在深刻反思西方学理与具有非西方的当地传统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比如，近年来俄罗斯学界在阿巴尔金院士推动之下，开始讨论关于建立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学理逻辑的“俄国经济学”的问题。虽然有关讨论还刚刚拉开序幕，但是其中蕴涵的意义值得我们深思。与此相关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之初曾经大行于天下的哈耶克对于传统计划体制的批判。哈耶克的哲学认为，人对于事物的认识是从无知、混沌到逐步积累知识和进入有序的状态，以此论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较之于计划经济的合理性。但是，同样是哈耶克的知识理论，却不能挽救尔后“休克疗法”式的改革在俄罗斯的失败。原因何在呢？当时的“休克疗法”式的经济方案主要制定者之一的叶夫盖尼·亚辛博士曾经直截了当地说过：实际上，1992年“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之所以被迅速推行主要是由于政治动因，而远远不仅是简单的经济原因。可见，像经济学这样一种逻辑严整的学科体系也已经不足以解释俄罗斯转型经济的复杂现象了。所以，对于学科局限性，以及学科知识逻辑背后有可能包含着意识形态影响的复杂现象都要求着跨学科方法的出场，以期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工作范式的形成能够有所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