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功能主义到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在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的思想关联，有不同说法。库克拉在Social Constructiv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中指出：“建构主义处于社会学历史中两种潮流的交汇点：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由三个思想家的观点所奠定的：马克思、曼海姆和杜恒。这三个思想家都强调社会因素在形成个人信念中的作用。曼海姆（1936）和杜恒（1915）从各自的视角拓宽了相关社会因素和知识态度的广度。但像他们的前人马克思一样，曼海姆和杜恒从社会分析的角度免除了来自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信念。科学信念被认为是理性的而不是被决定的，因而可以超越社会和文化的影响。”^〔234〕

但马尔科姆·沃特斯在他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中认为，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建构主义脉络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两位德国理论家齐美尔和韦伯，特别是他们的功能主义。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是在19世纪的功能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35〕在20世纪中叶的欧洲社会学中，特别是在舒茨的著作中，^〔236〕人们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韦伯的影响。舒茨从柏格森和胡塞尔相关联的欧洲现象学哲学传统的立场出发，来阅读韦伯的著作，创立了一种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重点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或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舒茨考察了各个个体通过哪些方式，将各自的类型化通过主体间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考察了社会学家的类型化和行动者的类型化之间的种种联系。

其实，在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中，社会建构主义直接来源于伯杰和勒克曼，甚至“社会建构”这个术语都是伯杰和勒克曼创立的。正如西斯蒙多在Science without Myth—On Constructions，Reality，and Social Knowledge所说：“社会建构背后的基本思想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至少自从马克思开始，社会建构的基本思想就有了，在马克思很久以前也有某些思想家具有这种思想。但是，伯杰和勒克曼（1966）的‘实在的社会建构’是‘社会建构’这个术语的最近的来源，同时也是这个术语强调社会建构过程这个含义的最近的来源。我从伯杰和勒克曼的这部著作谈起，这是因为这部著作说明了建构的一种形式，制度的建构。我认为，对于S＆TS的修辞学而言，制度的建构即使不是它的核心，也是它的主要部分。”^〔237〕

建构主义的另一个根源是默顿（R.Merton）及其追随者的科学社会学。^〔238〕从名字上看，似乎科学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一个分支。但这并不是默顿的全部思想。默顿学派研究科学组织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他们试图研究专业科学家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鼓励科学活动的科学奖励系统，等等。正如库克拉所说，默顿主义的科学社会学被描述为科学家的社会研究。而科学知识本身仍在社会学分析的视界之外。

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直接对准现代主义的一元论、决定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结构主义，倡导一种多元论、反决定论、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结构主义的哲学理念。

桑德拉·哈丁在《科学的文化多元性》中就提出了这样一种后现代哲学的知识观：“对于科学家运用策略跨越异质文化实现交流和合作共事所作的这种分析，还不能归结为通报常识。不过，深思能使每个人意识到：为了使科学知识得到增长，科学变革必须向供选择的自然秩序模式更加开放，而不是仅仅像‘一个世界、一种真理和一种科学’的理想（以及一种文化上独特的理想的认知者）可能建议的那样自我封闭。在后库恩时期、女性主义和后殖民时期的科学研究活跃30多年后，上述理想不可能像广泛理解的那样准确地反映科学史。通过假定多个人类世界、多种真理、多种科学和文化上不同的多种认知者，这些科学研究学派勾勒出为知识增长提供的资源的轮廓。”^〔239〕

让弗朗索瓦·利塔奥等人试图通过解构策略论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后现代状况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动性偏执，如同异乡人逐渐熟悉了环境，摆脱了乡愁。但是后设叙述学说之后，合法化要依傍什么才成立呢？答案是靠科技性的运作指标，但这种指标和真理正义毫无关系。合法化是否像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建立在相互沟通所达到的共识上？这等共识，只能破坏各种语言游戏规则之间的异质多样性。后现代知识并非权威者所役使的工具：它能使我们形形色色的事物获致更细微的感知能力，获致更坚韧的承受力宽容异质标准。后现代知识的法则，不是专家式的一致性，而是属于创造者的悖谬推理或矛盾论。”^〔240〕例如，角色—网络理论（active network theory，Callon，1987；Latour，1987；Callon＆Latour，1992）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角色—网络的建构的结果。这种角色—网络是由社会的、自然的或技术的等异质要素所构成的，这些要素都参与了技术的形成过程，这些要素在技术的定型过程中都发挥相同解释力的作用。^〔241〕

因此，“后现代科学本身发展为如下的理论化表达：不连续性，突变性，非修正性（nonrectifiable）以及佯谬。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倍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缺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后现代科学将知识的本质改变了的同时也解释了这种改变的原因。后现代科学所生产的是未知而非已知。后现代科学提供了一种合法化的模式，这一模式和理想的操作效果风马牛不相及”^〔242〕。

利塔奥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分析，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按照各自理想建构起来的关于SST的知识体系，分解为由“异质要素”构成的角色—网络。这种分析方式有助于消解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人本主义或科学主义等），但却陷入了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按照这种理解方式，SST是由许多“家族相似”的异质要素构成的，是一种没有规则的语言游戏，或一种永远也不能达到、也无须达到共识的“商谈”。当然，后现代主义也就失去了对现代科学技术的价值判断。

为了破解解构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思潮。

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ay Griffin）在《超越解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奠基者》一书中指出：“当前，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类型被称为是‘后现代的’（postmodern）。在一种类型中，偏重的是解构（deconstruction）；而在另一种类型中，尽管也施行了很多解构，但偏重的则是建构（construction）。后一种类型的后现代主义一直被正式地称为‘重构性的’（reconstructive），以便更清楚地表明预设了一种解构性的要素。总之，这两种类型的后现代哲学的区别不在于必须解构那些对现代（而且有时是前现代的）世界观来说至关重要的概念，而在于建构一种新的宇宙论（它可能成为未来几代人的世界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两种哲学中的哪一种更有理由被称为‘后现代的’，乃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每一方都可自称享有使用该词的优先权。”^〔243〕

格里芬赞成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我是根据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的观点而写作的。……而且甚至乐意接受用‘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来作为这场运动的名称。”^〔244〕

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如下纲领^〔245〕：我们预计目前的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依据是什么呢？第一，从前的反现代运动主要是号召回到前现代社会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中去，而不是呼吁向前进步；而人类的精神是不能够后退的。第二，从前的反现代运动要么拒斥现代科学，对其轻描淡写，要么就是从根本上假设它是合理的；因而，这些运动所号召的基础只能建立在现代性的消极的社会和精神后果之上。而目前的运动把自然科学本身当作反现代世界观合理性的根据。第三，对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目前的运动比以往任何运动都揭示得更加透彻。第四，也许是最与众不同的是，目前的运动意识到了：现代性的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随着人们对现代世界观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军国主义、核主义和生态灾难的相互关系的认识的加深，这种意识极大地推动人们去认识一个后现代世界观的特征，去设想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界及整个宇宙之间关系的后现代方式。正因为如此，先前那些反现代运动的失败并不能说明目前的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

不论是解构主义还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都对消解现代主义及现代性具有重大意义，但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并没有成功地克服现代性的经典传统。……解构主义在80年代是最时髦的，但现在已经消退。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缺陷是它不能回答后现代社会的规范基础问题。如果社会科学具有一个公共功能，那么这种社会科学就必须回答它的理论客体问题。总之，后现代主义为激进的建构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但却不能回答知识的确定性问题。”^〔246〕

这就意味着，经历了结构功能主义、解构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炼狱之后，建构主义特别是激进的建构主义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