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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分析

时间:2022-09-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大西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使得各个国家都尝试着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调整和重构。可以看到,后福特主义既保留了“福特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显露出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发展趋势也指明了摆脱福特主义调节的持续运动。但由于以下几个矛盾,并没有产生一种稳定的后福特主义调节模式。

第一节 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大西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危机使得各个国家都尝试着对经济社会政治进行调整和重构。大体而言,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策略将“弹性”设定为普遍目标,一场针对过时事物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锋芒直指福特主义时代的“僵化”。[4]现实世界的“战争”也引发了话语世界的竞争,对于如何描述福特主义之后的世界,西方世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弹性生产时代”、“高度福特主义”、“晚期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等,不一而足。杰索普似乎更钟情于“后福特主义”这一说法,认为“后福特主义”的表述体现了一种保存—瓦解的辩证意蕴:假如没有延续性的话,新的劳动过程、积累体制或调节方式就不会称为后福特主义,而是非福特主义;但是,如果没有断裂,那就不叫后福特主义,而仅仅是福特主义的另一个新阶段。

可以看到,后福特主义既保留了“福特主义”的特征,同时也显露出自己的特点。在对福特主义及其转型问题的长期关注,以及吸取众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杰索普对“后福特主义”的内涵作出了如下解读:作为一种独特类型的劳动过程,后福特主义的主要硬件是基于微电子的新信息和通讯技术,它通过弹性机器和弹性制度运转基础之上的柔性生产来确保范围经济和(或)网络经济的展开,少量多变的生产形态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特色;作为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在其理想—典型的意义上,后福特主义的有效循环将基于灵活化和网络化的生产,基于范围经济、网络经济以及过程创新联合作用的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技术和其他创新租金等基础上的利润的提高以及更灵活的生产装备和技术和(或)新产品系列方面的再投资;作为一个经济调节方式,后福特主义包含着供方创新和在主要调节方式结构上对弹性化的支持,从官僚主义的公司结构形式占据支配作用走向更瘦小、非中心化的和更灵活的组织形式,走向一个建立在通过因特网等交流、协调、控制基础上的不断一体化的网络组织形式;不过,到目前为止,还不存在一个后福特主义的社会化模式[5],当代社会的组织模式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具有混合性,民族认同和社会聚合也越来越难以形成。[6]

福特主义之后,尽管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范式,以具体——物质的使用价值要素为代价增强了不同结构形式中交换价值的抽象——形式的要素,以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失序赢得了经济重建。与此同时,与新自由主义相关的发展趋势也指明了摆脱福特主义调节的持续运动。但由于以下几个矛盾,并没有产生一种稳定的后福特主义调节模式。第一,空间上的抽象流动与地点上具体稳定之间的分离。新经济越来越在一个空间而不是一个地点运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经济交易将转移到这个新空间中。不过,即便如此,开辟领土依然是资本的根本,甚至计算机空间也不是超越资本和劳动、市场和政府、公共和私人的中性的第三空间,而是这些不同力量、制度和领域之间斗争展开的新领土。第二,经济计算日益增长的短期行为与越来越依赖超经济因素等稳定条件的对立。这一矛盾根植于这样一个悖论:最先进的经济运行越来越依赖于超经济的要素。该悖论产生于造成结构性竞争或系统竞争的经济和超经济力量之间的相互依赖。第三,生产力的日益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私人控制之间的基本矛盾,网络知识经济则进一步激化了该矛盾。第四,时空伸延和时空压缩导致对大西洋福特主义的时间—空间模式的侵蚀,削弱了大西洋福特主义积累和调节的时间偏好性以及空间标准,国家尺度已经失去其理所当然的重要性,而其他经济、政治和社会组织却并未获得类似的重要性,争夺仍在进行当中。[7]

大西洋福特主义的危机以及向后福特主义的转换,使得大西洋福特主义结构形式的主要和次要纬度已经发生逆转,其他的矛盾和困境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其得以表现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在大西洋福特主义中,工资主要被视为需求的源泉,工资的增长主要服务于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利益;货币也主要起着国家货币的作用,它在国民经济的流通主要被民族国家控制。而在后福特主义中,战后信用货币制度的崩溃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金融资本的跨界流动、海外金融资本的扩张使得国民经济中或国民经济间纷纷解除金融管制,资本的国际化使工资主要被视为生产的成本,而且只是次要地被视为需求的源泉。此外,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随着跨界交易的复苏和虚拟经济的兴起,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分离;结构或系统的竞争获得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并使知识基础培育的重要性不断增长,知识资产、制度厚度、社会资本、信任和集体学习的能力、独特的和具有吸引力的当地文化等越来越被纳入资本的增值过程。全球化使得时间和空间的含义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交通、通讯和智能(intelligence)等新的物质和社会技术的协助,时空延伸更为突出,社会关系在经历更长时间,跨越更长距离、更多区域的情况下也能得到协调和控制;另一方面则是时空压缩的加剧,空间被时间征服,同步发生的离散事件(discrete events)的联系得以进一步强化,既定距离中物质和非物质流动速度在增加。这使得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层级不断地相对化,空间层级不断地激增和复杂化,从而使竞争形式和竞争基础发生了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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