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功能主义与管理

一、结构功能主义与管理

功能主义论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流派。这个理论把社会跟有机体作类比，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构成的整体系统，社会生存发展必须具备一些条件，社会的各组成部分的功能就是满足这些基本条件。进行功能分析的主要任务就是了解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功能主义有时又被称为“结构功能主义”。

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帕森斯构造了社会系统分析框架。他的分析方法强调系统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提出“系统指的就是关系网络”。^[2]首先，帕森斯从社会行动出发，将行动系统分成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个性系统、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这四个子系统分别承担环境适应（Adaptation）、目标获取（Goal attainment）、模式整合（Integration）、系统整合（Latent pattern maintenance）四种功能（AGIL模式）。其次，帕森斯由系统分化和功能对应推广开来，认为社会的任何子系统都可以被分成四个部分并对应上述四种功能，这四个部分又可以分成四个次级子系统来对应四种功能，这种分化和对应过程持续不断。系统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各自具备不同的功能，输出能量和信息，彼此之间进行跨越边界的交换，以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行。

以此为前提，帕森斯着重分析了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从角色互动和社会化出发来界定社会系统，指出，当各种倾向的行动者根据他们行动与价值取向的构造互动时，他们逐渐形成了协定，并确立互动模式，这一互动模式变得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模式可称为社会系统。^[3]按照帕森斯的观点，社会系统要得以生存，也必须满足环境适应、目标获取、模式整合、系统整合四项功能条件。为满足这四项条件，这个社会趋向于分化出子系统来专门执行这四项功能。社会系统为执行四项功能的需要而分化出的四个功能子系统分别是：经济、政体、社区共同体和价值系统，如图4-1所示。

图4-1　社会系统的四个子系统

经济是执行环境适应功能的子系统。其主要作用是对环境进行改造，保证系统能从环境中获得可支配的手段和资源。经济子系统让人们在经济合理性的价值观指导下，通过从事一定的职业来获取财产，并以合同的方式对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政治体是执行社会目标实现功能的子系统，其作用是选择、确定社会的共同目标和目标的优先秩序，并动员社会力量去实现这些特定的目标。政治体产出的“一般化能力”是权力，政治体通过权力动员社会资源（包括财富和其他成分如忠诚、政治责任等），以完成系统共同的整体目标。社区共同体执行社会系统的整合功能，这一子系统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保持制度化的规范体系使整个社会免受不适当的内部震荡和其他协调失灵。社区共同体首先是作为社会控制的机制而存在的。社区共同体产出的“一般化能力”是“团结”，它要根据社会系统的整合需要，使系统内部的各单位的行为保持一致，并抑制或扭转偏差行为的干扰，以促进形成系统能够均衡和和谐的条件。价值系统执行社会系统的模式维持功能，这一子系统着重于维持社会公认的基本价值模式，并主要依靠社会化过程造就符合社会价值规范的各种角色，同时控制和消除行动者的个人动机与制度所规定的角色期待之间存在的实际或潜在的冲突和紧张。

当然，社会系统的每一子系统也有其AGIL功能必备项。比如政治体的AGIL功能必备项如图4-2所示。

图4-2　政治共同体的四个子系统

系统的理论和思想直到20世纪后半期才受到管理学的重视，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律而存在。无论是否有人意识到，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有机的系统——像自然界一样。这个有机整体由许许多多的子系统构成，每一子系统又由自己的子系统组成，如此循环嵌套，最后分解为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个体本质上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管理学对管理活动中动机、激励、约束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个体人格系统的理解过程；对社会运行规律的研究，也就是对社会及其各子系统的结构、功能、整合的深入理解。

系统的各部分相互依赖又发挥各自功能，共同对系统目标作出贡献。一个社会单位的特定形式及其实质由它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之间的关系所决定。系统各部分也不可能独立发生变化，如果某一部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要么通过和其他部分的联系传递到整个系统，要么被系统维系自身结构的惯性拖回正轨。

这种系统的观念可以广泛地运用于管理活动，从而在管理中以系统的管理代替传统的单一的、就事论事的管理。在现代组织设计、制度创新、权力运用等管理理论中，无不闪耀着系统思想的光芒。事实上，对任何管理学对象的把握都可以通过两条途径来达成，一是结构的途径，一是功能的途径。对于任何组织体、任何制度、任何权力或其他实体性及非实体性的管理对象，我们既可以分析其结构，找出其各组成部分的联系，也可以从整体上看看它实现什么功能，还可以看看其结构和其功能是否匹配。一句话，系统的结构决定了其功能，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要求其必须满足某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