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

“科学”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个舶来品，“科学”的诉求是中国走向近代的产物。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严复最早提到“科学”，他所说的“科学”除了作为自然科学的科学外，还指一种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学术、思维模式，是一种“科学”精神，用严复的话说是一种“茂朴的精神”。“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口号使“科学”的概念深入人心。“五四”后，“科学”的概念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胡适等人的科学概念，一个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30年代中国学术界经过唯物辩证法讨论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得到广泛承认，此后在中国哲学史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家中即出现了追求“科学化”的诉求。40年代，侯外庐等人提出了这个目标。如前所述，“文革”前学者认为日丹诺夫范式下的哲学史研究就是科学的。“文革”过后，鉴于日丹诺夫模式的种种弊端，学界重提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的目标，把这一目标和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反思结合了起来。

什么是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石峻强调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服从真理、学科的独立性、不做神学的婢女等，这些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他指出，“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具体实践”，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必须指出，“马、恩、列、斯并没有仔细研究过东方各国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一系列问题，乃至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很少作过什么理论上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就是毛主席论到过中国历史人物和思想，虽然很有启发性，可供参考，但是除去近代部分以外，也很有限。要想只根据这些革命导师的现成语录来拼凑成一部系统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146]所以，必须认真学习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具体问题的解决，只能“提倡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要‘反对本本主义’，丝毫不允许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只能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为指导，要从批判审查过去的广泛的思想史料的研究中，引申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要做到这样，得以一个名副其实的哲学家的头脑来研究‘中国哲学史’，他敢于反对任何偏见，有打破旧传统的勇气。还必须切实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将这门学科的研究，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从而使它成为一种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不再如欧洲中古社会是什么‘神学’的婢女”。^[147]不过，石峻仍然是把中国哲学史的价值放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上。他说：“科学的哲学史，应该既是哲学，又是历史，它的研究，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思想的，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又在不断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是一种革命的科学，它有特定的任务，又是决不能脱离现实的，否则，它如何可以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48]

关于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石峻提出，首先，“不能只着眼于‘一般’的概念，单从定义出发”。其次，要注意“哲学史的发展观”。社会历史永远在变化发展之中，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之一的哲学，也必须在变化发展中，因此，历来唯心主义的“道统”论或“法统”论都是非常荒唐的。“科学的哲学史研究，一向是摧毁什么‘顶峰论’乃至两个‘凡是’说一类荒唐的迷信的思想武器”。石峻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决不意味着抹杀中国哲学史的固有特点。相反，要从实际出发，“显示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来，它跟过去那种简单以‘欧洲哲学史’来比附‘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完全不相同的两码事”。又次“注意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石峻强调：“简单地从阶级对立的关系，来直接推论哲学战线的斗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不免近乎虚构，是不科学的。……只能是根据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规律，在某种整个环境和有关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实事求是地估量某些哲学和某些哲学思想体系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最后注意“哲学与生产斗争的关系”。石峻指出，解放后，理论工作出现了逆流，某些人为了“突出政治”，斩断了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这也影响到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致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也讲得非常贫乏和没有发展了”，所以，“今后必须特别注意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以及唯心主义世界观是怎样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并进一步总结这一方面有用的教训”。石峻认为，这“肯定对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关于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学术界也召开了不少会议进行讨论。1980年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召开年会，会议主题即是“哲学史研究科学化道路的探索”。会议指出，不能把哲学基本问题当做抽象的公式，而应具体研究哲学史的基本内容。唯物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子结构”揭示了认识运动的深刻实质，但“螺旋结构”阐明了认识的形式，不能抛弃任何一方面。1980年6月26日，《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夏季学术讨论会，^[149]议题也是“为中国哲学史学的科学化而努力”。^[150]会议对“文革”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标签，捏造“儒法斗争史”，阻碍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进程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指出要建立科学的哲学史，必须从理论、方法和资料三方面着手。会议对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提出了否定意见，认为这个定义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带来了教条、僵化、绝对化、公式化、片面化的后果，所以应该抛弃。应当采用列宁的定义，哲学史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或者说是最一般的认识的历史。中国哲学主要讨论的问题是迹和所以迹的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套到中国哲学头上不合适。用“两分法”概括中国哲学史，会遇到许多困难，如程朱、陆王之间的斗争，如果按照两分法，就不属于两条路线斗争，就不能进入哲学史的内容。其他如经今古文、贵无与崇有都有这个问题。非彼即此的“两分法”是形而上学的产物，受了政治运动的影响，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从认识根源上看，是思想认识处于低级幼稚阶段的表现”，应该用“三分法”来划分历史上的哲学思想；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不搞“三突出”，即“突出唯物主义”、“突出劳动人民的哲学思想”、“突出两条路线斗争”；也不能围绕政治运动打转，把古人当作筹码打仗，过去出现极“左”的做法，与我们没有摆正中国哲学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有关。关于如何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会学者认为，有以下原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其次要揭示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再次是要“有适于表现规律和特点的体例和形式”，破除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几大块的写作方式；又次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从历史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的分析，不从原则定义出发，坚持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等；最后是要进行中外对比的研究。^[151]

1982年8月，《中国哲学史研究》编辑部召开第二次夏季学术讨论会，讨论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问题。这次会议是编辑部“为促进中国哲学史学科学化的一个步骤”。与会学者分析了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的表现。金春峰、牟钟鉴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在过去的运用中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比如天人关系问题，不能简单看作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全部问题。中国哲学除了天人关系外，还有知行、言意等问题。老子的“道”，不能简单地说是精神，而是Idea，不是“观念”，而是思维的内容；朱熹的“理”也不能简单地说是“精神”，也和柏拉图的Idea相近；也不能把古代的“气”与近代的“物质”概念相比。有学者提出：用哲学基本问题研究哲学史可以有两种思路：“一种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一种是研究这个问题本身的发展阶段。”如，先秦天道问题，按前一种思路，是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形态之一；按后一考虑，则“天道问题并没有完整地、成熟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楼宇烈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中国一般并不直接表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而是表现在存在和所以存在、然和所以然、迹和所以迹等问题上。理气关系并不直接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除主观唯心主义者外，大量哲学家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如戴震认为不应分形而上和形而下，从思维路线上看，他捍卫了唯物主义，但从理论思维上看，他实际上是倒退了。庞朴主张，对于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史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或发展阶段，如天道问题并没有完整、成熟地表达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五行说也没有唯物主义地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所以，把哲学基本问题的表现形式与发展阶段结合起来考虑，可否实行“三分法”，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外，还有既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152]张岱年认为哲学基本问题适用于中国，先秦天道问题就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汉代董仲舒的天是上帝、是有意志的，魏晋的“有”“无”确实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是存在，“无”是思维和内容；“形”“神”、“理”“气”等都是思维和存在问题的具体形态。谷方、王国轩、衷尔钜等认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石，它符合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是哲学史成为科学的关键。^[153]宋明理学的理气问题不单纯是存在和所以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也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心物等问题，就是客体和主体、思维和存在的问题。杨宪邦认为，怀疑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唯心主义。

丁冠之认为，中国哲学史领域存在怀疑和游离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首先表现为否定唯物唯心的本质区别，否定哲学的党性原则，认为唯物唯心水乳交融，对人类认识有同等贡献，从贡献相同的角度肯定唯心主义的合理性；其次是否认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的联系，认为路线斗争不反映思维发展规律，阶级属性不是哲学的固有属性，阶级斗争的发展不能改变哲学的理论形态、哲学理论的停滞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说明；再次是否认划分唯物唯心的必要，认为这不符合辩证法，应该承认有亦此亦彼的哲学，主张三分法；第四是否认哲学基本问题，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是存在和所以存在的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问题。丁冠之认为，这种倾向与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国际资产阶级哲学的传播是分不开的，说明我们在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道路上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克服简单化倾向，一是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与研究中国哲学史。坚持马克思主义，全面掌握材料，对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是实现中国哲学史研究科学化的途径。^[154]《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了《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而努力》的评论，批评了近几年哲学史研究中偏离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如实行“三分法”，放弃哲学的党性原则，用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等。评论认为这只能退回到资产阶级旧时代的研究状况中。

我们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总结、列宁关于认识史的定义承接的都是这一传统。这一传统与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传统不尽相同，它以笛卡儿的“我思”为主体、为思维，以外部世界为客体，为存在，而中国哲学不以西方近代意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为其核心内容。理气关系直接地是存在的规律和存在本身的关系，都属于客体方面，不涉及主体，所以两者的关系不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属于本体论，而不是认识论。这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不同。从这种意义上说，楼宇烈、金春峰、牟钟鉴等人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不能从思维和存在的这个视角进行审视。不过，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偏离马克思主义，似乎也言之过重，或许是“左”的残留，阻碍了对中国哲学史特点的认识的深入。事实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反思仅仅停留在用列宁的“认识史”定义代替“斗争史”定义，与这种使人觉得乍暖还寒的评论不无关系。^[155]此外，对于“科学”的过分倚重，也是值得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