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为了适应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学需要，张岱年、任继愈、朱伯崑联合撰写了《中国哲学史讲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231]约10万字，可谓一部简明的中国哲学史。《提纲》反映了当时中国哲学研究的特点，是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史学史的重要材料。
（一）《提纲》的内容
《提纲》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题目为“奴隶社会发展和崩溃时期唯物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反对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先秦）”；第二部分为“封建社会确立和发展时期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秦汉至隋唐）”；第三部分为“封建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
第一部分第一章为“殷周时期科学知识的萌芽与宗教世界观的对立”，介绍了殷周时期的宗教迷信观念和科学技术的萌芽。第二章为“春秋时代奴隶制的没落，唯物主义观点的产生”。此章分析了春秋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春秋中叶以后，统治阶级内部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尖锐化，加速了阶级分化过程。一些奴隶主变成了自由民甚至降为奴隶，有的下层农民变成了贵族，出现了大批的自由民。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贵族统治秩序的瓦解和古代文化科学的进步，引起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代表新兴财富占有者和小生产者的利益，向世袭贵族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他们是古代中国启蒙思想的先驱者，对古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成尽了前驱的作用”。“启蒙思想”是一个颇有新意的提法。《提纲》认为，那个时期出现的对于鬼神和灾异的怀疑、重民的政治观点以及把起源归结于人们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等，都具有启蒙意义。
关于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产生，《提纲》列举了五行、阴阳、天地、天道、水等观念。《提纲》首先分析了五行从五种材料到五种物质现象的发展，以及从五行中产生出来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指出古人认识到“异质异性的东西相结合是事物形成的基本法则”，不同因素的调和是促成事物完美的必要条件。这一思想被运用到政治中，其实际意义一方面削弱了当权贵族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调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对人民的统治。阴阳最初是指向阳和背阳两个方位，后来被认为是“自然界两种对立的物质势力”，并被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如伯阳父用阴阳解释西周地震，便是一种原始唯物主义观点。范蠡把“天”理解是自然的一部分，“地”理解为与天相对立的地上世界，认为人的生活不是靠上帝，而是靠天地形成的。范蠡还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圣人因天”的思想。当时人们把自然看作对人类具有重要意义，与神创世界的宗教唯心主义相对立，这种思想也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天道”原为占星术的术语，后来其迷信因素逐渐消失，具有了客观规律的意义。“范蠡把‘天道’看成是日月运行周而复始的不变的规律”；[232]天道观念中还包含了对立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关于孔子，《提纲》认为他“代表向封建贵族转化的一部分开明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因而使他成了各代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先驱者”。[233]这个定性的意义是可以对孔子作出积极的评价，如“启蒙思想家”、“先驱”、“人本主义者”。《提纲》指出，孔子在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在自然观上认为不需要上帝的命令，对鬼神等迷信观念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要求人们关注现世生活，不必留意死后的事情。“这些观点，含有无神论的因素，在当时具有启蒙意义，成了后来儒家无神论的思想基础。”[234]关于孔子的仁和礼，《提纲》认为孔子放弃了古代的侍奉上帝的宗教道德观念，“从社会生活需要论证道德规范的必要性”，从而“把规定尊卑秩序的礼看成是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且，他还要求有与“礼”相应的心情。孔子也提出了新的道德观念“仁”，作为贵族行动的最高准则。他所说的“仁”是“爱人”，即同情别人；孔子也把“仁”当作道德情操。《提纲》指出：“‘仁’的观念的提出，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是和奴隶主的意识相对立的，实际上要求旧贵族们应该尊重其他阶层的人格和照顾新兴社会势力的利益。这种道德含有人道主义的因素，在客观上反映了从奴隶制的压制下解脱出来的自由民的要求，也反映了一部分奴隶摆脱了人格上的依赖。”[235]《提纲》认为，仁的学说的局限性是认为爱有差等，要求人们按照等级制的秩序去爱人。孔子重视道德情操，认为主观的意识是衡量道德行为的主要尺度，反对虚假的道德行为，注重直，注重外在仪式和内在道德情操的统一；认为追求个人利益和道德原则是相悖的。他的道德学说与利己主义是对立的。在政治观点上，孔子摆脱神权理论，提出了德治思想，认为理想的统治者应该是有德的人，他不赞成对人民群众采取杀戮的政策，主张以道德说教取代暴力统治，统治者不仅要使人民人口众多，还要使他们富裕，得到道德和文化方面的教养。《提纲》认为，这些“是和奴隶主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积极的部分”，“孔子进步的社会政治观点，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形成前夕在思想上的反映”。关于“正名”和对宗法制度的保留，《提纲》认为是为了保存等级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因为等级制度不仅适合奴隶制的需要，也适合封建制的需要。这是孔子拥护《周礼》的实质。
《提纲》指出，秦汉以后，中国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的统一政权，孔子的思想逐渐得到了封建贵族的大力支持，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孔子的学说，不仅为剥削阶级的统治者提供了从精神上、尤其是从伦理道德上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武器，而且在政治上，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缓和阶级矛盾从而维护其长远利益的对策。另外，在孔子的学说中，也有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因素。这样，孔子后来就成了封建时代人们所崇拜的圣人，他的学说对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起了巨大的影响”。[236]关于孔子思想的性质，《提纲》认为：“他的学说中含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倾向。他所提出的问题，被后来的儒家学者发展了。孟子一派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倾向，走向了唯心主义；而荀子一派又继承和发展了其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建立了儒家唯物主义传统。”[237]关于孔子思想在中国哲学史的意义，《提纲》指出，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伟大的教育家”、“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创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他的哲学观点，标志着古代思想从神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的重要贡献在于把人和现实生活提到了首要的位置，从人的实际生活的需要，观察和了解一切问题。他的学说，教导人们对现实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其中追求真理、热爱知识、遵守道德和为理想不断斗争的精神，对后来中国人民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238]《提纲》对于孔子的评价比冯友兰的评价更为积极。
关于墨子，《提纲》认为他代表春秋以来的“小私有者阶层——手工业者、自由农民和小商人的利益”；《提纲》赞扬了墨子的“利人”的观点和对于“义”的肯定，指出“义”是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道德规范，“体现了古代被压迫群众互助互爱的精神和反抗剥削的意义，是和儒家的叫人们绝对服从等级制度的贵族道德规范——义——根本相对立的”。[239]《提纲》指出，墨家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重视道德行为的后果。这和儒家强调行为动机的观点相对立的。墨家的伦理学说中具有合理的因素”。[240]冯友兰过去在讨论墨子哲学和孟子哲学时，肯定孟子强调动机的观点，认为墨子是功利主义者，持贬斥态度。解放后，研究的视角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毛泽东说过，我们是动机论和效果论的辩证统一。这种视角进入中国哲学史研究，使得对孔、墨的评价发生了根本逆转。《提纲》是这个逆转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关于墨子的认识论和三表法，《提纲》肯定了重视感觉经验的自发唯物主义观点，同时也指出墨子过分夸大了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得出了有鬼论。关于墨子学说的历史命运，《提纲》指出，墨子学说反映了当时被压迫群众要求保障生命财产，建立没有压迫、生活安定的社会的愿望，具有进步意义。但是他的学说不是教导人们与统治者进行斗争，而是依靠说教，只能是幻想。秦汉以后，统治者因为墨家理论包含对剥削阶级不利的因素，而把它看成危险的学说；被压迫群众因为其中有浓厚的妥协性质也没有把它作为争取解放的武器，所以，他的学说的传播失去了阶级基础，在后来的封建社会里中绝。
关于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提纲》指出以下几点：一是土地开始自由买卖，土地私有权得到国家承认，剥削方式也发生改变，出现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和依附于土地的农民群众。二是在农业基础上手工业和商业的空前繁荣，阶级结构空前复杂，除了原来存在的旧贵族之外，还出现了封建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独立的商人、手工业者、小农、贫雇农、无业游民以及靠统治者养活的知识分子。三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空前尖锐复杂。政治上的变革是郡县制普遍采用，法取代了贵贵亲亲的统治体系，出现了“法治”活动家。秦朝的统一标志着奴隶社会的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社会的剧烈变动必然反映到文化领域，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学派，私人著书风气更盛。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新兴势力的强大以及自然科学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促使唯物主义得到空前发展。
关于老子哲学，《提纲》在第一部分第三章给予了较高评价，指出“老子学派是古代中国唯物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和无神论者”。[241]老子用道说明自然现象的物质统一性，“道”是物质性的始基，不是某一种物质，也不是某一种物质的属性，这种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说明，比以前的唯物主义有了极大的进步。道的学说与宗教神学世界观也是对立的，所以老子的唯物主义也是在与宗教神秘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道的学说也包含了很多辩证法因素，道也是万物变化的客观规律或自然的法则；其局限性是认为人只能被动地适应规则的变化，不引导人们进行积极的斗争。“反者道之动”的命题认识到了事物向相反方面转化的规律。不过，老子只是猜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没有看到其斗争；只看到了对立面的转化，没有看到新的东西是事物发展的源泉；老子强调消极保守的一面，企图保持事物的现状。无为而治的思想认识到了贫富不均的社会根源，却把贫富问题的解决归结为不要有追求财富的愿望。《提纲》指出：“老子学派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中国哲学史上反对目的论的奠基者，对后来中国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影响。宋代以前的先进的哲学家们常依据老子的‘道德自然’的学说，作为反对中国固有的宗教神秘主义和外来的佛教唯心主义以及儒家唯心主义的思想武器。老子的唯物主义哲学成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敌人。”[242]老子学说中要求平均和反对贵族的思想，“在客观上有帮助前进阶级进行启蒙的批判意义”。[243]
第一部分第四章为“战国时期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形成和神秘主义思潮的传播”，论述了孟子、“诡辩学者”惠施、公孙龙的哲学以及庄子的哲学。关于孟子，《提纲》认为他代表了“从奴隶主转化过来的新兴封建贵族”的利益，在政治上具有软弱性，希望通过“仁政”的方式实现统一，使奴隶制转变为农奴制。他的仁政思想“具有民主主义的因素，是和奴隶主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孟子的学说对后来封建社会形成了巨大影响。封建统治者常用仁政学说来缓和阶级矛盾，被统治者也常把仁政学说当作反抗的武器。孟子希望借助“天命论”来推行仁政学说，这是孟子思想体系的一个显著弱点。孟子提出了社会分工说，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但他由此得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点，暴露了贵族对体力劳动的鄙视。“性善说”认为人的善恶是先天意识，不承认道德是外在社会关系尤其是阶级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唯心主义的伦理学说；其认识根源是把主观动机片面夸大，其阶级根源是“为统治阶级从道德意识上论证等级制度的统治秩序是永恒合理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人本主义思想中的唯心主义部分，夸大了人的行为动机和道德生活，使其脱离了自然和物质世界，倒向了唯心主义；孟子又把道德规范看作一种不可抗拒的法则，倒向了宿命论；孟子承认天的道德属性，承认宇宙受道德法则支配，提出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倒向了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提纲》认为，孟子“是儒家唯心主义哲学的奠基者。他的唯心主义学说得到了后来封建社会统治势力的支持，到了宋代，发展成为以程朱陆王为首的‘理学’和‘心学’，成了封建社会正统的哲学思想”。[244]
关于庄子，《提纲》认为他的哲学“反映了古代社会变革时期一部分没落的贵族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悲观和失望。他们厌恶阶级斗争，从而也就厌恶人的生活，幻想把自己寄托在大自然的领域中，以摆脱由于社会生活的变革而带来的痛苦，这就是庄子的哲学体系形成的社会根源”。[245]庄子继承了天道自然的学说，但夸大了这个原理，提出了“世界和万物的根源是‘虚无’的东西”，从而把“道”神秘化，倒向了神秘主义。万物齐一论夸大了事物的相对性，陷入了相对主义。庄子从相对主义出发，否认知识的客观性，倒向了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抹杀了人类求知的努力，否认了客观真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否认人的实践能力，按照宿命的观点理解世界变化的必然性，导致了自然命定论。在养生问题上，最终走入企图在精神上寻求解脱的逍遥游；在社会问题上，主张放任主义和不治主义。
第一部分第五章是“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思潮的高涨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第一节说明了后期墨家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主要是对道家唯心主义庄周学派的怀疑论和公孙龙派的离坚白学说进行了批判。《提纲》指出，后期墨家重视人如何认识外在客观世界的问题，“标志着古代唯物主义者从对自然界发生和变化的研究，进一步转向对人的认识问题的探讨。他们在自然观上虽然没有建立自己体系，但对知识问题的看法，对以后的唯物主义者却起了一定的影响”。战国末期的唯物主义学说还有阴阳和五行说。《提纲》在第二节着重论述了《易传》的阴阳说和邹衍的五行说。《提纲》认为，《易传》肯定先有天地万物后有人类及人类社会，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易传》认为世界的一切变化都是由自然界中的阴阳两种基本势力决定的，“自然界中阳性势力和阴性势力的配合和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普遍规律”，《易传》还把阴阳势力促成万物变化的性能称为“神”，提出“阴阳不测之谓神”，这是认为自然界运动变化的动力在自然界本身，是朴素唯物主义的解释。关于事物运动的法则，《易传》提出了“恒”、“日新”等概念，表现了世界是永恒运动的，事物不断向新的方面发展的思想。关于运动的源泉，《易传》指出事物相反的现象互相摩擦和推移。《易传》还提出了“革”的概念，认为事物变化过程中，革是十分必要的。《易传》根据革的必要性，提出“汤武革命”的观点，认为统治者的政权是可以更替的，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合乎规律。这种思想，“是为当时新兴的统治势力服务的”。《易传》的天尊地卑，贵贱定位的思想实际上是把社会上的等级秩序强加给自然，然后以自然的秩序来说明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由此可见，“‘易传’的学说又是为建立封建的等级秩序服务的”。[246]《易传》“不承认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是人格神的上帝安排的，肯定道德来源于自然的秩序，这一点是跟宗教道德相对立的”，但仍“保留了自然界具有道德属性的看法”。[247]
关于邹衍的五行相生说，《提纲》认为把五行理解为不同的气，用自然界五种不同的物质形态说明自然现象的种类和起源，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说法。五德终始说认为每一个朝代都是一种德性，朝代的运行按照五德相生的顺序转移，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循环论，掩盖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否认历史发展阶段有质的变化，实际上是为剥削阶级政权的改朝换代提供理论根据”；但是这种历史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它论证了出现新的统一政权的合理性，是为新兴统治者服务的。[248]秦汉以后，阴阳五行说出现了唯物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对立，阴阳五行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被官方御用哲学歪曲，神秘主义成分得到发展，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宣扬宗教唯心主义和宿命论的根据之一。其唯物主义部分则被后来的唯物主义者继承了下来，构成了中国哲学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部分。
关于荀子，《提纲》强调他的哲学“标志着先秦时代唯物主义思潮发展的高峰”，[249]“是战国末期新兴统治势力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跟要求发展社会生产和建立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权联系在一起的”。关于韩非哲学，《提纲》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对其历史观的分析，提出韩非不用上帝的意志和人的主观愿望说明历史变动的原因，而是用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多寡说明历史的变化和人们观念的变迁，“含有某些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标志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社会历史问题上彻底摆脱了宗教神秘主义世界观的束缚，把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250]韩非思想与唯物史观的联系问题，成为后来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关于韩非哲学的总体评价，《提纲》指出，“韩非哲学标志着古代中国奴隶制的终结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胜利”；不过，韩非的学说尽管有促进封建统一帝国形成的作用，但也包含了不能使统治者长期巩固自己政权的因素。所以，秦汉以后，封建贵族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奉行“阳儒阴法”的统治政策。[251]
关于第二部分秦汉时期，[252]《提纲》指出，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变，汉帝国在政治制度方面继承了秦帝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汉代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贵族当权派利用宗教迷信和封建伦理思想，宣传唯心主义哲学，董仲舒、谶纬迷信以及“白虎通”等，都是官方哲学的代表。“还有一部分地主阶级中不当权派，他们在政治上被排挤，为了攻击当权派的欺骗宣传，他们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路线，如司马迁、《淮南子》、王充等都是代表。前一派发展了先秦儒家哲学思想中的消极因素，使孔子哲学和宗教相结合；后一派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传统，并有所发展。秦汉时代的哲学思想斗争的基本路线是目的论与反目的论的斗争，涉及万物的生成、起源的问题，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也涉及人体与精神的关系问题，生命的起源问题”。[253]秦汉之际的哲学思想反映了统一的趋势。《吕氏春秋》折中调和各家，是与秦帝国的统一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表明秦帝国除了政治之外，在思想上也提出了统一的要求。《大学》、《中庸》是秦汉时期的作品，反映了统一的总趋势。《大学》把“治国平天下”看作个人自我道德完善的过程，后来儒家唯心主义者“完全不接触生产实践和其他社会实践”，只是冥想一种“止于至善”的境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应当指出，要求“接触实际”、进行“实践”，是1949年后评价哲学思想的新的元语言。《提纲》认为，《中庸》继承了孔孟以来的性善说，强调人有天赋的道德本性，符合封建道德伦理秩序，按照这些伦理要求去做，就能获得自由。《中庸》提出“时中”的概念，要求不过分，也不要不及，实质上是折中主义，“被后来的统治者所利用，使它成为改良主义反对根本改革的借口”。[254]中庸的人生态度在中国广大人民生活中曾发生过极为广泛悠久的影响。《提纲》还指出，《中庸》把作为主观概念的“诚”与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等同起来，“把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安放在人类主观意识、主观信念的基础上。《中庸》把这种以主观世界吞没客观世界的思想方法叫做‘合内外之道’。否认人类对自然界有改造的能力。最后把哲学引向神秘主义。……《中庸》的主观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思想对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起过深刻的影响”。[255]《礼运》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反映了儒家某些进步思想家的善良愿望；大同学说“反映了秦汉之际被压迫的人们对于原始公社的一种向往。它是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它一直成为后来进步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所依据的理论支柱”。[256]
关于董仲舒，《提纲》的题目是“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服务的董仲舒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提纲》认为：“当封建地主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需要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董仲舒的哲学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的产物。”董仲舒把“天”解释为有意志、能赏罚的上帝，把王权说成是上天所授，把神学和政治联系起来，把帝王神圣化了。董仲舒也利用了唯物主义的“气”的概念，但他所说的“气”，有道德目的，有喜怒哀乐的性质，把当时的阴阳五行观念完全神秘化了，宗教化了；他关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则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替统治者寻找永远统治人民的借口。《提纲》把汉初道家定义为反对官方哲学体系的哲学，认为《淮南子》发展了古代道家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地主阶级当权派和不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斗争”，[257]其作用在于反对当时统治阶级当权派专制独尊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民主性的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矛盾。由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关系，民主性的进步思想经常通过地主阶级当权派和地主阶级不当权派的斗争反映出来”。[258]关于东汉，《提纲》认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实际上是正统派和非正统派的斗争”，唯物主义、无神论哲学家如扬雄、桓谭、王充都和今文经学对立，和古文经学接近。关于扬雄，《提纲》认为其“玄”相当于混沌未分的元气，对于神秘主义思潮的斗争具有启蒙意义，但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不彻底，还没有完全摆脱神秘主义思潮的影响。
关于宋代，[259]《提纲》提出其阶级构成有大地主、官僚商人、中小地主、自由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人、自耕农、贫农、佃农、手工业工人；社会矛盾有三种：一是封建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包括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封建政府和官僚与自由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矛盾；二是汉民族与西方、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三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包括大地主与中小地主的矛盾和抵抗派与不抵抗派的矛盾。宋代的思想斗争反映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地主阶级与农民矛盾深刻化的过程中，一些开明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同情劳动人民，要求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提纲》坚持思想上的唯物和政治上的进步的联系，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是“先进的思想家”，“发展了唯物主义”。相反，维护封建统治根本利益的哲学家则提出了唯心主义学说。宋代哲学思想斗争“基本上是要求统治集团对人民让步的唯物主义学说与表现了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唯心主义学说之间的斗争”，斗争所围绕的问题是“理”“气”关系。[260]在人物的选择上，《提纲》把李觏、王安石、陈亮、叶适都作为进步哲学家列入哲学史。
《提纲》认为，周敦颐是北宋第一个提出唯物主义宇宙观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宇宙论命题是“无极而太极”，“无极而太极是最高最初而又无形无象的原始实体”，“阴阳未分的一气”，“所以周敦颐的宇宙观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261]朱熹把太极解释为理，这样太极生气便成为理生气。由于朱熹后来成为学术权威，所以周敦颐的唯物主义思想便被隐蔽了。邵雍在北宋中期首先提出了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张载是宋代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提出了一切存在都是气的学说。张载作为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张岱年1949年后进行系统论证的。关于张载的辩证法观，《提纲》认为张载“认识到了对立的斗争，这也是一项重要贡献”，而没有批判他把斗争归于和解，陷入形而上学。关于张载的“民胞物与”，《提纲》认为这种思想“在当时主要是要求统治集团对于人民有所让步，减轻对于人民的压迫，所以是有进步意义的”。[262]《提纲》又指出，“物吾与也”要求不仅爱一切人，而且还要爱一切物，认为通天下无一物非我，陷入了神秘主义。此外，《西铭》主张乐天顺命的思想，把全宇宙看成一个家族，从宗法关系说明人的义务，蕴涵着把宗法关系看成永恒的思想，起了巩固封建秩序的作用，这是张载的保守的一面。《提纲》指出，张载明确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性及运动的规律性，对中国古典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唯物主义学说深刻地启发了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关于二程，《提纲》的题目是“程颢、程颐的唯心主义思想”。冯友兰主张从程颐、程颢开始，宋代道学唯物主义发生唯心主义转向。《提纲》也认为：“程颢程颐继承了胡瑗的思想，提出了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这种哲学体系，在理论上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辩护，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根本体现。二程的哲学后来成为‘理学’，是宋元明清时代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关于二程的出身与政治态度，《提纲》指出，二程出身于中等地主阶级，他们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也反对一部分腐败的大地主阶级损害封建统治长久利益的行为，同时也反对变法，政治上保守。[263]关于程颢的思想，《提纲》指出其天理与心相通、“只心便是天”的主观唯心性质，批判了程颢对唯物主义的“心外有天”说法的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程颢的辩证法思想，《提纲》用“对待”表示“对立”。不过，行文用的仍是“对立”。《提纲》指出，程颢认识到“生生”的根源是对立，对立是普遍存在的。《提纲》认为，程颢的“识仁”说对“仁”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把“仁”作为“万物一体”的神秘状态。“识仁”说以宇宙为大我，以每一物为自己的一部分，反对以个体的小我自限；一方面反对自私，另一方面使人忽视现实中的矛盾，“离开实际而走入飘飘然的幻想世界”。在“治道”问题上，程颢一方面认为封建制度的根本原则是永恒的，不可改变，另一方面也反对土地兼并，主张恢复井田，认为兼并盛行，贫富悬殊必然损害封建统治的长久利益。程颢强调王霸之辨，强调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反对任何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统治阶级长久利益的行为。[264]程颐哲学是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理是事物的所以然，是客观的绝对观念，又是人的本性，又是人心。关于程颐的“格物致知”，《提纲》认为：“充分估计了知识的价值，这一点是他的哲学中的进步的方面。”[265]关于程颐的人性论，《提纲》指出，其实际意义“一方面是断言仁义礼智信是人的本性，为封建道德制造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断言人的贤愚是由于气质的不同，又为封建等级制度制造理论根据。贤愚虽然不一定即是贵贱；但所谓贤大致是指地主阶级中有文化修养的人；而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无缘受教育，常常是被认为愚的。传统思想中所谓贤愚，不能说没有阶级意义”。[266]关于义利之辨，《提纲》指出，程颐要求只考虑原则，不计较利害，作为一个抽象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任何抽象原则在一定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其一定的实际意义。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所谓义就是封建道德的准则。统治阶级所谓公就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而不是真正的公。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强调公义反对私利，实际上就是要求一般人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为封建制度服务。这一方面反对大地主阶级堕落分子为了小集团利益而损害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行为，一方面也排斥了受压迫人民提高物质生活的合理愿望。”[267]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提纲》说：“就民族气节而言，说饿死事小，那是正确的。就妇女再嫁而言，说饿死事小，就全无道理了。这暴露了理欲之辨的残酷性。”[268]《提纲》认为程颐反对愚民，主张教民，主张民可顺不可强，可教不可威，可使不可欺，这是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对于朱熹，《提纲》肯定他是“中国近古时代最伟大的博学者”，“是反对贵族大地主阶级的，他的学说表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对于朱熹的理欲之辨，《提纲》作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分析，指出：“朱熹本人讲理欲之辨，不仅是对一般人讲的，而且［是］对贵族大地主讲的。他反对皇帝以及当权的官僚们的放恣行为。……在本质上，朱熹的理欲之辨，是强调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性，而企图裁制各阶级各阶层的一切违反或破坏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行为。但是南宋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朱熹关于理欲的学说作为严酷地钳制人民思想的工具。事实上，理欲之辨成为残酷的压制人民的有力绳索。”[269]关于陆九渊，《提纲》认为他发挥了程颢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和朱熹形成宋代唯心主义两大流派。“在本质上他们的思想都是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理论表现”，朱熹把封建的道德准则绝对化、永恒化，为封建制度辩护。陆九渊则把封建道德说成是人心固有的先验内容，为封建制度辩护。陆九渊的弟子杨简曾经“有‘反观觉天地万物通为一体’的神秘经验，受压榨的劳动人民是不会有这种神秘经验的。杨简的主观唯心主义鲜明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利益”。[270]总体而言，《提纲》对主观唯心主义的评价更低。关于陈亮、叶适的哲学，《提纲》认为他们都是“自由商人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又表现了一种轻视深刻的理论研究的狭隘态度”。[271]
关于元代哲学，《提纲》认为，元朝时期中国经济遭到破坏，统治者利用宗教麻痹人民，佛教道教盛行；统治者也利用儒家思想来制定典章制度，程朱之学也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工具。元代程朱学派的领袖为许衡，他认为，“纲常不可亡于天下”，“不管在上的统治者是本族还是外族，维持地主阶级的特权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主张“阶级利益在种族利益之上，这是地主阶级投降派的共同观点”。[272]与许衡同时的刘因虽然没有出仕，但也是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元代末年出现了谢应芳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把唯物主义思想提高到无神论的水平。
关于明代，《提纲》的题目是“明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提纲》指出，明代的社会背景是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土地高度集中，商品经济发达，出现了市民手工业者等。明代阶级矛盾的主导还是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明代末年，西洋科学输入，但没有产生太多结果，因为“当时输入的是西洋近代科学萌芽时期的科学知识，而西洋近代科学的反宗教的精神，以及近代科学方法的实质精义，都没有输入进来。明亡以后，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受到挫折，科学发展的条件就更减弱了”。[273]明代思想斗争的阵线基本上是宋代思想斗争的继续，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所围绕的问题是“气”。
《提纲》认为，明代前期程朱客观唯心主义流行，薛瑄、吴与弼、胡居仁都属于程朱学派；中期以后，程朱理学衰落。罗钦顺是从程朱阵营独立出来的唯物主义者。王廷相提出理不是永恒的，而是有时间性的，发展变化的，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基本来自张载，比罗钦顺更细致、更连贯。明代中期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僵化的教条，无法维持封建秩序，统治阶级急需一种在思想上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遂产生了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的前驱是陈献章。陈献章主张天地我立、造化我出，宇宙在我，在修养方法上注重自得。陈献章的弟子湛若水主张心包万物，修养方法上随处体认天理。王守仁早年反对刘瑾，是“反对那些违背统治阶级长久利益的豪强贵族”，中年以后成为镇压农民反抗的能手，坚决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他的思想“是明代中期阶级矛盾深刻化的反映，是明中期以后封建统治秩序发生危机时期从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274]王守仁反对朱熹，不是一般地反对唯心主义，而是反对朱熹哲学中比较接近唯物主义的部分。他完全取消了“物”的客观意义，取消了“致知”的科学意义。
关于知行合一，《提纲》提出有四层含义：行是知的条件、行是知的完成、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以及动机即是行为，第一、第二层包含唯物主义因素，不过王阳明所强调的是第四层，所以其知行合一学说是唯心主义的观念。
关于致良知，《提纲》认为是“把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说成为各阶级的人生来固有的东西，这就是让人认为封建道德不是强制的而是内发的，使人更容易接受封建道德的制裁。其次，他以灵活的良知来代替关于烦琐理解的教条，只确定了封建道德的最高原则，在实际行动上却可以灵活运用随机应变。这可以说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更有效的办法”。[275]不过，《提纲》也分析了致良知学说的进步方面，指出这一学说有反权威的一面，不仅反对朱熹的权威，也把个人的人心与孔子的权威对立了起来，甚至降低了孔子的权威。“对于传统思想的威权起了一种破坏作用。”[276]
关于万物一体说，《提纲》指出主要是为了缓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它容纳了爱有差等，是要求一般人民为统治者牺牲，是地主阶级利益的反映，阶级性十分明显。关于王阳明哲学的历史作用，《提纲》认为“基本上起了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但王阳明采取了反权威反教条的姿态，在一定范围内对于传统起了一些破坏作用，对于新思想起了启发的作用”。《提纲》指出：“思想演变的过程是曲折的复杂的。反动的思想体系中往往包含了新思想的萌芽。王学便是如此。”[277]明末王艮强调个人的重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的要求。这应该是与当时社会中市民的活跃有关的”。[278]
关于泰州学派，《提纲》认为很复杂，许多人都受禅宗佛教的影响。李贽有同情劳动人民的言论，但认识不到农民反抗斗争的正义性，所以他并不代表农民。他的宇宙观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他认为吃饭穿衣即是伦理，肯定了物质生活的重要性，包含了唯物主义。他的思想有突破儒家的地方，所以是一个进步思想家。[279]“李贽在哲学思想上的创造性是提出了真理与道德标准相对性的学说”；“否认孔子的学说为绝对真理，这是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的”；[280]“是以反封建专制主义而为启蒙思想开拓道路的战士”。[281]
明末东林党人代表了市民阶级和工商业士绅。东林学派的思想是辨是非、重节操，以不脱离事物的“实悟”和“实修”代替“扫闻见”、“扫善恶”的王学。东林学派对王畿、李贽等持批判态度，对此，《提纲》认为，王学有打破传统道德束缚的倾向，但旧道德已消失，新道德没有确立，权势贵族却肆无忌惮地横行起来，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改变，东林派以严峻的明辨是非的态度与腐败权力斗争，所走的道路与泰州学派不同。[282]刘宗周的哲学基本上是主观唯心主义，但在理气问题上，包含唯物主义因素，对明清之际唯物主义哲学的高涨起了准备作用。方以智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物主义，是明末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他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阐发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283]
《提纲》关于明清之际部分的题目为“明清之际至清代中期封建制度没落时期唯物主义的发展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叙述了明清之际和清代中期以前的哲学。关于清代的社会经济状况，《提纲》指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仍占有支配地位。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显著的增长”。资本主义经济缓慢增长，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出现了具有启蒙性质的思想。社会矛盾是“满汉地主阶级与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284]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最大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最高峰。他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他的思想基本反映了地主阶级反对派的要求”；“也反映了市民阶级的一些观点，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特点。他希望以唯物主义的新学说为将来汉族复兴奠定思想基础”。[285]他的唯物主义学说的历史意义在于“总结批判了北宋到明末的哲学思想斗争，从而昂扬了唯物主义传统”。[286]《提纲》特别提出了王夫之认为土地乃是天生之物，归开垦者所有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与广大自耕农对土地的要求，是对清朝贵族跑马圈地侵占人民土地的抗议。关于颜元，《提纲》认为他是一个小地主兼自由职业者，与下层百姓相当接近，他的思想的基本立场是地主阶级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阶级的利益。他的宇宙观比较简略，基本上是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残余。他注重研究实际问题，反对空想，在当时有重大进步意义，但他要求实行古礼，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他的“手格其物”的格物说和反对静坐、主张习行的思想是唯物主义认识论。《提纲》肯定了颜元的“性”即是气质之性的观点和对程朱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的说法的批判，也肯定了颜元对宋儒重义轻利的批判。
关于戴震的哲学，《提纲》指出，“是有意识地反对当时的官学的。他对于‘以理杀人’的控诉是对于当时残暴的文化专制之严重抗议。他的思想基本上是地主阶级反对派的思想，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的要求”。[287]《提纲》认为戴震提出了简明完整的唯物主义宇宙论，对于“理”也提出了新的解释，一是理的“区分”意义，一是“不易”意义，批判了程朱理学以理为独立实体的观点。在“理”与“心”的关系上，戴震也批判了程朱的“理得于天而居于心”的说法，认为理存在于外物，心对于理只有认识作用。戴震还区分了客观的理与主观的意见，抨击了程朱理学以意见为理给天下带来的灾害。在人性问题上，戴震肯定人性为血气心知，理存于欲，抨击了对于人民欲望的扼杀等。《提纲》指出，虽然他所讲的还是抽象的人性，“但比以前的人性论明确清晰多了”。“戴震的理欲学说表达了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呼声，揭露了当时统治者以‘名教’、‘义理’为借口来杀人的残暴行径，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提纲》指出，“戴震是中国古典唯物主义的最后的重要代表”，“最后的大师”；[288]戴震之后，清代学术走入考据，考据学成为麻醉人民的工具。
（二）《提纲》的特点
整个《提纲》是运用新范式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探索或尝试。《提纲》突出了阶级分析，对于每个时代，都作了阶级状况分析；对每一个哲学家，也都作了阶级定性，如孔子代表“向封建贵族转化的一部分开明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等。但是，中国历史上并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哲学，对此，《提纲》也不讳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纲》把统治阶级进一步区分为当权派和不当权派、大地主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两部分，指出中小地主阶级哲学家的思想中有一部分代表了农民阶级的利益。《提纲》有意识地把他们的政治态度与哲学思想联系起来，认为他们是先进的思想家，发展了唯物主义等。《提纲》还区分了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和暂时利益，如指出程颢也反对土地兼并，认为这会造成贫富悬殊，损害封建统治的长久利益。这在逻辑上包含着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与农民的利益有一致之处的结论。不过，《提纲》并没有把这个结论提出来。再次，提纲突出了哲学和科学的联系，对一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都作了简要的说明，尤其是突出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与唯物主义的关系。
《提纲》从框架上贯穿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线索，一些章节是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史命名的，如第一部分第五章“战国末期唯物主义思潮的高涨及其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第三部分第一章“北宋时期中央集权制度加强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不过，直接叫作“××时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或“×××的唯心主义思想”的章节并不太多，大部分还是较为客观地叫作“×××的哲学思想”，如“刘宗周的哲学思想”等。整个地看，《提纲》并不过分强调阵营清晰、线索分明的两派斗争；尤其是，对于哲学家并不是在标题上就先给戴上一顶唯心主义者的帽子，如关于孔子的标题是“孔子的哲学观点和社会伦理思想”，这样做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因为自觉、鲜明的唯物唯心意识是西方哲学进入近代以后产生的，并不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不少中国哲学家都是既有唯物的因素，也有唯心的成分。《提纲》所体现的态度，后来被批评为马列主义原则不强，斗争史观贯彻不彻底；其实，这是研究尚未僵化和教条化的表现。《提纲》对于哲学家的思想，客观具体地分析其唯物或唯心、进步与落后的因素，并不一概而论。如对于孔子的关于“天”的概念、关于知识的看法、德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等，都体现了“两点论”的特点。朱伯崑认为孔子“代表了一部分向封建贵族转化的开明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某些要求，因而使他成了古代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先驱”；[289]这个评价是客观和公允的。整个《提纲》对于古人欣赏和赞扬的态度居多，不是一概“批”字当头，极力否定。如关于程颐，《提纲》指出了其“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对于民族气节和妇女改嫁的不同意义；关于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提纲》指出这个说法的本意是对地主阶级当权派提的，但是地主阶级当权派却把它拿来对付普通百姓；对于王阳明，肯定其思想具有打破权威束缚的意义。
但是，当时的氛围并不是客观和宽容的。思想改造还未结束，“反右”运动的号角已经吹响。从理论思维发展和精神反思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很容易被认为是“客观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右派言论等，不仅领导不同意，学生也拒绝接受。所以，《提纲》所体现的一定程度的公允态度与当时的思想形势并不一致，也不为时势所容。《提纲》很快遭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部分青年教师、进修生、研究生的批判。他们主张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改造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290]他们认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仍然是以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指导的，没有摆脱冯友兰解放前《中国哲学史》的框架；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是向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而是向资产阶级方向发展了，具体有7种表现。第一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在人物取舍和分析上还是沿用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没有区分哪些是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所需要的，哪些是原来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所需要的”，对于古代哲学家只作客观的评述，不作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家，总希望找出点什么“合理内核”。第二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修正主义的态度，[291]如强调中国哲学史的特点，证明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不是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展开的；证明中国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在政治上不一定都是进步的，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不一定都是反动的；企图证明中国哲学史上早有了历史唯物主义成分等。第三是没有贯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于先秦哲学进入两汉、两汉进入魏晋的社会历史条件都没有作出说明。在宋明部分甚至用唯心史观的概念发展来说明哲学问题的变迁。第四是对唯心主义的看法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认为唯心主义也可以起进步作用，如王阳明；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互相补充、互相渗透的关系，如程朱与张载的关系；甚至直接把唯心主义当作唯物主义，如先秦道家、北宋五子；把唯物主义说成是唯心主义，如《周易》的自然观。第五是教学充满了“厚古薄今”的色彩，哲学史缺少现代部分，借口对近现代不熟悉，掩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第六是没有贯彻列宁和毛主席的两种文化的观点，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当作精华，无视反映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革命的思想；对唯物主义思想不重视，也很少注意科学发展对唯物主义的促进。第七是教学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简单化、庸俗化的资产阶级态度，如阶级分析仅仅是对思想家的出身、官职和家庭情况进行介绍。最后，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主张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造哲学史教学内容。
现在看来，这些批判者也未必不是真诚的；出现这种情况，都是“形势逼人”的结果。革命的成功和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建设成就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塑型和整合的力量。革命把学术研究作为它的一个方面，政治与学术合一。在当时，“革命”这个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它是判断一切的标准。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们所作所为是革命的。人们还做不到把政治和学术相对区分开；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和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以及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异同的认识，也还没有进入学术视野，人们只是把这些等同看待，把它们与中国革命的成功联系起来，把指导革命胜利的理论贯彻到学术研究中。贯彻毛泽东思想，也是我们前文所说的“目的史观”的表现和落实。以上这些认识的出现，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还处于普及日丹诺夫模式的过程中，只有在其蕴涵的逻辑充分展开，所能导致的问题都一一暴露之后，反思的必要性才会进入人们思考的范围。这也是民族理性走向成熟所必然要走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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