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

一、知识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基础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国家的历代学者对天文、自然和人体进行了长期的探索，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也培养出了科学的精神和众多的人才。总体上，西方国家的知识创新经历了古典科学、中世纪科学和现代科学三个阶段。

1.古典科学

古典科学起源于古希腊。古典科学的哲学思维、研究方法以及一些重大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世界。约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学者就认为大地是个球。毕达哥拉斯派的学者和柏拉图都认为圆球是最完美的几何图形，所以地球也理应是圆球形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所有的下落物体都有落至中心的倾向，那么从四面八方汇集的地球粒子必将成为一个圆球^[1]。埃拉托色尼利用太阳投影在两个城市的纬度差，算出地球的周长为28 700英里，误差不超过15%。喜帕恰斯是三角测量的发明者，而且开创了利用天文观察确定地点位置、并利用经纬线网格在地图上标注的基础。德谟克利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这种圆形元素构成。托勒密是古典天文学的集大成者^[2]，他把欧多克萨斯、亚里士多德、阿波罗尼乌斯、喜帕恰斯的学说全都集中到了一起，并糅合成了托勒密偏地心学说，认为天体都围绕地球旋转；通过吸收阿波罗尼乌斯的均轮套本轮的方案，解释了行星逆行现象；采用喜帕恰斯的偏心圆方案，来解释太阳在轨道上时快时慢的问题。阿基米德在静力学方面的研究，欧几里得在几何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一大批哲学家关于归纳、演绎、推理等方法论的研究，都达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最高水平，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腊古典科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人类科学探索构建了一个坚实的起点。古希腊人的天文观、地理观、物质观，是相对真理，反映出了当时人类智慧的最高水平。其间的一些谬误，主要是因为观测条件和观测工具的欠缺造成的。现代科学并没有在根本上颠覆古希腊的科学体系，只不过是在古希腊人开创的起点上，进一步提高观测的精度，进一步优化假设和模型，进一步探索新的领域，以及让新的知识不断积累而已。古希腊天文学接近真理的距离，远远小于中国古代天文学与真理的距离，这是客观事实。就以科学史上著名的“日心说、地心说”这桩公案为例，如果去除强加在上面的宗教色彩，只不过是假设与模型的不同，只是讨论“究竟是谁围绕谁转”的问题，而不是纠正“天圆地方”的问题，其理论体系并没有革命性的颠覆。古希腊人与古中国人所用的工具基本在一个水准上，但是对事物的认识水平有极大的差异，对于这样的差异我们不应该否认和回避，而应该虚心地学习，改善不足，力争有所超越，这才是正确的态度。不同的理论假设最终靠实际的观测结果来检验，因为日心说获得精度更高的观察数据支持，与各个方面的观测结论贴合得更好，所以得到承认，成为公认的科学真理。

二是为人类的科学探索构建了方法论基础。古希腊人的科学探索大体都遵循“现象观测—假设—实验检验—谬误修正—新的假设—重新检验—知识形成”这样的步骤。发现现象是科学探索的开始，古今中外的各种文明都是遵循这一规律的，所不同的是，古希腊人针对现象提出的假设最具有科学性。例如，他们通过逻辑思考，认为大地应该是球形，天体都在进行圆周运动，就体现了很高的理性水平。由于各种假设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因此各个流派就会发生辩论，古希腊人最具有民主精神，不迷信权威，不恪守教条，“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养成了科学的学风。以实验观测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论是什么身份，只有能够提出得到实际证实的观点和假设，甚至推翻了权威的、祖宗的理论，都能够得到承认，鼓励了全社会的创新风气。

三是为探索未知和应对风险奠定了哲学基础。古希腊人认为，如果把人类已经掌握的知识看作一个圆，圆外就是还没有掌握的知识。这个圆越大，就意味着没有掌握的知识越多。对没有掌握的知识，充满了好奇，驱使大家去探索未知的领域，把应对风险作为探索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得西方人构建了一个面向未知、面向未来、开放的思想体系，把目标而不是把风险放在首位，把应对风险的能力、承担风险的结果融入到整个社会意识之中。

2.中世纪科学

中世纪开始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约结束于15世纪，经历了5—15世纪的1000多年，这一时期的欧洲封建社会自兴盛走向衰落。这个历史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两段:11世纪之前常被称为黑暗时代，这一阶段是欧洲科学史上的衰落时期，宗教神学统治着思想文化界，科学精神受到严重压制，大批具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被封建教会当作“异教徒”而惨遭迫害，科学技术失去生机，人们失去思想自由，技术进步缓慢；11世纪，则开始发生转变。中世纪后期一系列的变化冲击着西方人的思想。随着人们自我意识的提升，西方人逐步认识到教会内部的腐朽，西方世界逐渐开始整体觉醒。在这期间，新的航海路线的开发和十字军的东征对开拓西方人眼界，促进文化交流，尤其是与阿拉伯人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这些交流，让西方人有机会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回了大批曾经遗失的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灿烂的艺术和学术成就，特别是希腊的理性思想和经验科学。此外，随着拜占庭的陷落，大批希腊语学者涌向欧洲，也促进了希腊文化的传播。这些回归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对当时的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到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思想文化运动，从古代废墟中挖掘出古籍、精美雕像和其他艺术品，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思维，重新唤起了对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以及顽强探索的科学精神。意大利人借助研究希腊罗马文化，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这场思想文化运动席卷了欧洲各国，并于16世纪达到鼎盛。这一过程，深刻改变了西方的思维体系和思想体系。

中世纪在历史上的名声不好，它和专制、愚昧、野蛮、宗教、战争几乎是同义词，一直被视为罗马帝国的恢宏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之间的幕间休场，被称为“黑暗时代”。然而，有些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亚当·斯密曾指出，中世纪的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

乔治·萨顿认为中世纪是在黑暗之中不断摸索的历史:“大量的努力用于解决虚假的问题，主要是把希腊哲学的成果与各种宗教教条调和起来。”就这种努力的主要目标而言，这当然是徒劳无益的，但它们带来了许多意外的结果。主要的成果之一是试验精神的孕育。中世纪的文化倡导寻找信仰的理性支持，这种寻找过程深深的影响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英国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1861—1947）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对欧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改变了西方的教育制度，促进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造就了一批知识分子阶层，并且培养了一批把理性精神融入到传统基督教中的神学家，塑造了欧洲人特有的思辨思维习惯，形成了西方不朽的学术传统。

中世纪在技术发明和应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向全社会展示“知识就是力量”，为科学的普及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世纪开启了科学知识走向应用之门。兰德斯^[3]列举了若干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1）水车。在古代水车的基础上，机械师通过建设堤坝的方式提高水压和效率。同时，发明和改进附属设备，如曲柄、齿轮等，使得利用远处的能量、更改方向、将旋转运动变为往复运动成为可能，使水车应用于各种新的工作当中，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以动力为基础的文明。（2）眼镜。眼镜兴起于15世纪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它鼓励精细工具的进一步发明，如欧洲在星盘的基础上发明了计量器、测微计和精细齿轮切割器等一系列与精密测量有关的器具。它还促进了批量生产工具的发明，使欧洲向复制技术迈进，能组织小批量和大批量的商品生产。在1600年前后，眼镜还促成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为现代科学的兴起做好了物质准备。（3）机械钟。兰德斯说机械钟是中世纪所有机械发明中的最伟大的成就。时钟为集体活动提供了准时的标准，使得个人可以确定自己的任务安排，一旦把个人的任务情况和时间单位联系在一起，劳动生产率就不一样了。所以，时钟是管理科学的起点。（4）印刷术。印刷术引入欧洲后，通过印刷术的发展和升级，印刷机械越来越先进，版权制度越来越完善，为新思想、新知识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5）火药。16世纪，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最先进的地区，他们把火药改良成颗粒状或片状，加大火药各成分间的接触面，通过充分混合，发挥更大威力。

中世纪在科学史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为创新体系的建设做了必要的准备，从而积蓄了产生现代科学的推动力量。东方人看西方的创新体系，很容易落入“盲人摸象”的怪圈。我们往往容易看到有形的东西、割裂的东西，如西方人发明了什么样的设备、办了什么样的产业、成立了什么样的机构、构建了什么样的市场，但是往往注意不到隐藏在背后的一种追求进步的社会力量。正是这股社会力量的推动，才能够不断形成和完善激励创新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构成了创新体系的基础。例如，专利制度、公司制度、市场制度、教育制度、信用制度、金融制度、公平制度，等等。所有这些制度，都是萌芽于中世纪后期，兴起于工业革命时期，完善于现代。支撑这些制度的，还有伦理、法律和社会制度。在这样分层级、系统性的创新体系的作用下，在工业革命以前，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接触到了大量的人类未知的课题，对知识创新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直接催生了现代科学。

中世纪后期，欧洲还逐渐形成了作为资产阶级前身的市民阶层，建立了一批世俗性的大学。这些大学在与宗教神学的斗争中从松散走向正规，培养出一批重视实验，倡导理性的思想家、科学家，为文艺复兴的出现和近代科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3.现代科学

西方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医学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最终在18世纪末发生了基于科学实践的工业革命，开启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新篇章，并把人类社会带入了近代工业文明。现代科学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科学进步的速率和科学工具的发明直接相关，科学工具包括数学工具和各种科学仪器。进入现代科学以后，科学才开始在财富创造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始于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或者产业革命，其标志是机器代替人力和自然力、规模化工厂生产代替工场手工劳动。从珍妮纺织机被应用到棉纺织业到瓦特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从钢铁冶炼技术的革新到化工技术的进步，一系列技术发明次第带动了相关科学和技术的快速发展，进而形成了完整的、彼此关联的科学技术革命。科技革命及其在工业领域里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并促进资本主义制度的发明、建立和完善，技术和制度的结合成就了西方对世界经济的霸权，世界从此进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海外贸易、奴隶贸易和殖民掠夺的时代。

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自然科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电力在生产和生活领域得到普及，出现了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新式交通工具，电话电报的发明改变了传统的通讯方式。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广泛结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出现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进而刺激和扩大了对商品的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和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工业领域因此出现了垄断与垄断组织，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另外一些国家两次工业革命在同时进行。

现代科学起始于望远镜。约在1600年，在米德尔堡，一位名叫利珀希的荷兰制镜商，偶然发现透过两个透镜观看远处教堂的风标，风标被奇妙地放大了，利珀希从此开始制造望远镜。1609年，伽利略制作了一架能放大30倍的望远镜，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在望远镜发明以前的半个多世纪，哥白尼于1543年发表了《天体运行论》。此前，托勒密宇宙观认为地球是中心，其他天体围绕地球旋转，这种理论为肉眼可见的事实提供了近似的解释，有助于几个世纪的天文学家去探索未知的世界，甚至对探险的水手和航海家也很有用。但是，对于行星运动的不规则，天文学家不得不在这个体系中增加越来越多的均轮和本轮^[4]，使这个体系越来越复杂。而且，长时间积累的误差，使得历法的准确性日益降低。哥白尼的革命性的假设是地球在运动，在绕太阳运动，行星也在绕太阳运动，关于天体运动的整个体系一下变得简洁明了，行星的运动轨迹也可以描述得非常清晰。

由于哥白尼只是根据数据分析提出了一个假设，专业性很强，《天体运行论》的读者以专家和学者为主。最初天主教会对哥白尼的探索和思考还是比较宽容的，哥白尼在教会里出任高职的朋友，包括一位红衣主教和一位主教，一直敦促他出版《天体运行论》。哥白尼理论在哥白尼死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处于半休眠状态中。在哥白尼之后，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用肉眼对天空进行了长达20多年的观察，他运用自制的简单装置和仪器，通过重复的观察来减少误差，积累了大量的观测资料，第谷的星表包括1 000颗恒星的位置，还在仙后座发现了新星。第谷在哥白尼之后提出了一个折衷体系，太阳围绕地球转，但是行星围绕太阳转。第谷在临终时将全部资料交给开普勒，开普勒从哥白尼的理论开始，基于第谷的资料，经过难以计数的绘图和数学分析，制订出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在望远镜出现以前，教会认为没有必要禁止哥白尼的思想。如果没有望远镜，日心说可能永远是一个假设。在望远镜出现以后，伽利略看到了一个比托勒密封闭宇宙大得多、趋于无限的宇宙；发现银河系只不过是一群集聚在一起的无数星星而已；发现木星有四颗卫星，说明地球不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伽利略在长期使用望远镜观测以后，于1632年在佛罗伦萨出版了《关于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直接支持日心说，而且清晰地指出地球可能就是另一颗“行星”。更重要的是，望远镜激发了公众关心天文学的热情，让公众有可能参与科学探索和讨论使科学知识走出象牙塔。在《关于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出版以后，有大批的读者给伽利略写信。有的说，“坦率地说，在意大利，谁会关心哥白尼体系？但是你给了它生命，并且，真正有意义的是揭示了自然的奥秘”。还有的说，“我看到了你的论据比哥白尼的论据强得多，尽管他的理论是基本的。……这些关于旧事实的新提法、新世界、新星体、新体系、新地区等等是新时代的开端。”

望远镜让公众可以直观了解天空的真相，破除了教会神父们对天空的控制，天文学从学者们的神秘理论转化为公众的经验，与教义相符的地心论似乎显得与事实不符，而越来越多的观测证据显示地球也是一颗行星，开普勒的行星三大定律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天体运动的客观规律。这一切与宗教教义形成了重大冲突，教会才决定对伽利略采取措施。尽管伽利略是教皇乌尔班八世的朋友，他也曾向教皇介绍新的天文学思想，但是教会仍然禁止《关于两种主要世界体系的对话》，伽利略还必须公开正式地放弃自己的意见，并且还要受到无限期监禁。

幸运的是，长期积累的经济发展、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使教会的控制能力大为减弱，知识创新和真理的传播不可逆转。

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盛行于欧洲的思想文化运动，向统治欧洲社会长达一千年的教会和神学提出了挑战。人文主义是其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倡导人性、反对神性。文艺复兴运动推行人文主义思想，即倡导人性、反对神性，主张“人为万物之本”，把人作为万事万物衡量的标尺，充分肯定了人的巨大价值和创造力。文艺复兴运动反对中世纪消极、愚昧、无所作为的人生态度，藐视关于来世或天堂的虚无缥缈的神话。认为人要获得解放就应该使个性得到解放和自由，倡导人们要重视和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提倡积极的冒险奋斗精神。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认为文艺复兴运动“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的出发点”^[5]。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场规模宏大的革命，它打破了原有的思想桎梏，使各类世俗哲学得以兴起和传播。这场运动不仅影响了建筑、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的发展，更是涌现了一大批如斯宾诺莎、米尔顿、霍布斯和洛克那样的思想家，创立了“社会契约”、“自然权利”、“三权分立”等新的人类社会思想理论，把人的身心从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探索现实世界、热爱科学的新风尚，恢复了对研究学问的兴趣，使人们深刻的认识到，只有实验和经验才是检验知识的唯一途径。尽管伽利略的书被禁，其人也被监禁，但是真理并没有被扼杀，而是得到传播，并不断修正。

望远镜点燃了现代科学之火，风借火势，火凭风力，势不可挡。自此以后，科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6]。除了在望远镜的宏观世界里的发现以外，随着显微镜的出现，微生物学和生物学实验方法的改进，使我们不仅在单细胞生物的世界里发现了一个千变万化的“裸眼无法观察到的生命世界”，而且在微小的细胞里还存在着细胞体共有的“基体”，正是由这些基体构成的细胞群，组成了各种多细胞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器官和生命体。解剖学和细胞理论使我们真正获得了关于生命的物理、化学和心理过程方面的知识，再加上细胞病理学，医生对疾病的成因才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无机自然界的发现同样硕果累累，光学、声学、磁学、电学、力学、热力学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天体物理学大大拓宽了我们的宇宙观，化学使我们了解到许多过去不了解的物质，这些物质都是由少数无法再细分的元素构成的。查理·达尔文通过取样和标本分析方法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使我们获得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及人的起源之谜的密码。

对地球的探索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詹姆斯·赫顿开创了地质学^[7]，他于1795年出版了《地球论以及证据与说明》。当时，对于出现在山顶的海生物化石，有水成论和火成论的争论。赫顿提出了一系列不同凡响的见解，他认为，地球的形成是漫长的，地表是可以变动的，山顶的海洋生物化石并不是由于洪水冲刷而形成的，而是由于地球内部的地热使岩石和大陆被顶了出来而形成了山脉。此前，地球的年龄一直是个谜，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爱尔兰教会的詹姆斯·厄舍大主教对《圣经》和其他历史资料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地球创造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中午，这成为科学史上的一个笑柄。

法国的乔治·路易·勒克莱尔进行了第一次有科学意义的实验，他把球体加热到白炽的程度，然后在其冷却的过程中用触摸的方法来估计热的损耗率。他推测地球的年龄在75 000—168 000年之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估计英格兰南部的一个地区的地质进程花了306 662 400年才完成。大科学家开尔文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地球的年龄，他于1862年提出地球的年龄在2 000万年到4亿年之间，可能是9 800万年。但这个结论与越来越多的化石相矛盾，促使人们不断探索新的估值方法。直到20世纪40年代，威拉德·利比基于生物体内含有的碳的同位素碳-14来估算化石的年龄。碳-14是宇宙射线轰击大气圈外层的碳原子形成的^[8]，大气圈内碳-14的含量基本不变。动物在活着时，总在与外界进行交换，体内的碳-14与空气中的含量相当。动物死后，体内的碳-14不断衰减，通过测定化石中碳样的衰变程度，就可以准确地测出物体的年代。由于大气碳污染和衰变物测量精度的限制，这种方法很难测出20万年以上的跨度。阿瑟·霍姆斯运用铀衰变成铅的比率来测定岩石的年代，利用能对细小样品进行精密测量的仪器进行测量后，他于1946年较有把握地宣布，地球至少已经存在30亿年，很可能还要长。此后，克莱尔·彼得森运用统计火成岩里铅同位素的方法，并利用陨石样本和新型质谱仪，经过7年苦干，于1953年宣布地球的确切年龄为45.5亿年，误差7 000万年。

探索地球年龄的过程中，地质史被逐步地划分清楚，地球构造和板块运动也被逐步摸清，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生物在地球上的演变也基本得到了科学的解释。至此，所有禁锢人类思想的神话和教条都被突破，人类的科学探索走上了不断挑战自身能力极限的道路。在宏观领域，人类的视野穿过深空到达数百亿光年的范围；在微观领域，人类认识到了分子、原子、质子、电子、中子、夸克、轻子、玻色子……；在生命科学领域，从1866年孟德尔在豌豆杂交试验中发现了基因，到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拉克共同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到2000年绘制人类基因组草图，到2007年认识到决定遗传现象的基本单位不是基因^[9]，而是单核苷酸多态性（SNPs），也就是DNA序列的特定变异，从而可以锁定各种疾病对应的DNA变异，接近破译生命的真相；在应用科学领域，从材料科学到信息科学，从农业科学到地球科学，从人体工程学到宇宙科学，从数学到哲学，门类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时代。

西方国家知识创新的历史，反映了一个不断突破神话、教条和权威的束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探索真理的科学精神是最为重要的，这种精神是一代代科学家克服困难、迎接挑战的最根本的推动力。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观测事实的能力上是基本相同的，甚至在很多方面东方人还略胜一筹，根本性的区别在于突破神话和教条的能力，西方人占有极大的优势，西方人的这种优势起源于古希腊人相信观测尊重事实和崇尚理性的传统。在西方，一个学者，甚至是名不见经传的人，提出的假说或理论只要能够得到观测事实的证实，最终都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承认和认同，而不管它和神话、教条和权威存在多么大的冲突。例如，哥白尼的新天文学思想，经过第谷、开普勒和伽利略数十年的观测和完善，终于冲破了宗教教义和古代权威的禁锢，开创了天文学的新局面；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颠覆了牛顿的时空观，他计算出恒星的光经过太阳时会偏转一个角度，英国的爱丁顿爵士率领一个观测队利用日食的机会，赴海外进行测量，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计算，从而验证了相对论的正确性。科学探索史中的许多重大争论，如燃烧性质中的燃素说、心脏是人体思维器官的学说、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的学说等等，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并不是一味进行争论，而是在争论中寻找证据，通过对新发现的证据进行分析，或者在过程中使用新的仪器进行观测和分析，并利用新的论据进行辩论和交流，从而使科学的真相不断得到认识，知识创新不断走向深入。

科学探索很多时候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挠和压制，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冲破阻挠和压制的能力以及表现出来的勇气上，也有很大的区别。为地球测量年龄的彼得森，在研究样品的过程中发现大气中含有大量的铅。他怀疑铅是由于含铅汽油而引起的，于是他到格陵兰钻取冰层来测定历史上空气中的铅含量，结果发现1923年以前空气中几乎不含铅，此后铅含量一直在攀升，从而验证了含铅汽油与空气含铅量的关联关系。关于铅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受到汽油公司资助的研究都认为，由于人体排泄物中不含铅，所以认为铅对人无害。但是调查显示人体的骨头和血液中的铅含量一直在上升，越来越多的病例报告也显示了铅对人体的危害。彼得森树立了把铅撵出汽油的目标，经常批评铅工业集团和利益集团，在遭到报复的情况下，如科研经费被取消、受到解雇的威胁、被排斥在铅问题调查小组之外，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四处奔走，促成美国国会通过了《1970年空气洁净法》，实现了从1986年起在美国停止销售含铅汽油，美国人血液中的铅含量立即下降了80%。与他所取得的成就相比，彼得森没有得到相应的名声、地位和财富，也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美国的社会用实际行动表明，尽管利益集团有权有钱有势，也不能扼止科学探索，因为整个社会存在支持科学探索的机制，只承认事实、真相与理性，不会因为阻挠者的势力而屈服，也不会因为探索者的势单力薄而轻视。科学探索者再孤独，只要坚持，只要能够得到验证的数据，他总可以得到掌声。

驱动科学探索的基本动力是科学发现优先权机制。对于能够获得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学者，都能够得到很高的声誉、地位乃至财富，得到社会的尊重。牛顿出身寒门，尽管他并不善交际，而且性格中的缺点很多，但是在他获得科学探索中的许多重大成果以后，立即得到了科学巨星的地位，被晋封为爵士。西方社会为优先权的见证建立了良好的机制。一是自发建立了学术组织，如英国皇家学会、地质学会，这些组织的会员是科学家，秘书处由科学家中具有良好人际关系和正直品质者担任。学术组织既能组织学术交流，推动科学研究，还可以起到调解优先权争端的作用。例如，牛顿与胡克在万有引力与距离平方成反比的优先权争端，牛顿与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优先权的争端，达尔文与华莱士关于进化论优先权的争端，都在学会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二是建立了学术论文的发表平台和索引系统。三是建立了科学家的身份系统。四是建立和完善了学术道德规范体系。这个体系的水平在根本上取决于大部分科学家的道德水平和自律意识。在人情社会中，学术道德问题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因为论文的质量是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的，“疑似”剽窃的行为也很难用量化的指标来界定，而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现行评审机制也很难对研究论文的质量进行公正评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名列世界前茅，几乎每项研究成果的鉴定结论都是国内领先或者世界先进，但我们的知识创新能力却达不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根本原因。

知识创新是科学探索的结果。人类的知识创新已经走过了依靠科学家个人就可以取得成果的阶段，也走过了利用简单仪器和很少的投入就可以获得重大发现的阶段。现在的科学探索，都需要巨大的财力和人力来支撑，需要国际合作的支持，需要大兵团作战的支持。例如，对现代宇宙学的任何新发现，都不得不依赖造价昂贵的天文望远镜，就是探测宇宙年龄，也不得不发射一颗“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的卫星；研究可控热核聚变的ITER计划，要花费100亿欧元和近30年时间；对基本粒子的研究，不得不建立数公里长的加速器；等等。如果不能建立良好的国际合作机制，先进国家和后进国家的鸿沟将进一步加大。因此，加入国际合作机制，是我国知识创新的必然选择。在知识创新的问题上，自主性往往体现在合作性上，只要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合作计划，为国际合作计划作出我们的贡献，就能够享受知识创新的成果，也就得到了自主性。在这个问题上，要辩证地看待自主性，防止机械地理解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