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甬商群落的定位及其内涵辨析

摘要：新甬商是一个极有成就的特殊群体，更是一种极具研究价值的文化现象。本文通过认真的分析探讨，明确提出了新甬商的定位在新。新甬商的新在于其与新中国密不可分，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密不可分的观点，有一定学术价值。

关键词：新甬商新中国改革开放宁波

引言

新甬商是甬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说新甬商就是甬商，要探究新甬商的定位就不能不说甬商。但新甬商又是甬商群体的一个崭新的组成部分，其新不仅新在人的不同上，更新在时代与规模的辉煌表现上，更新在其孕育、滋生、发展的历史丰富性表现上。因此，对新甬商的定位及其内涵做一番辨析思考又便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了。

一、甬商与“宁波帮”

一概而论的甬商发端于唐，起于宋、明两朝，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盖指于此。而老甬商的主力则是指“宁波帮”。“当鸦片战争的硝烟还未彻底从上海滩头消散的时候，一水之隔的宁波人便背井离乡，来到了上海这片新天地。他们在黄浦滩前结营搭寨，建立起最早的棚户区，凭借着手中的理发刀、菜刀和裁缝剪刀，开始了他们闯天下的创业之路。而人们就把旧宁波府所属的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6县在外埠经营的商人，称为宁波帮。”郎咸平 “天下‘宁波帮’”“宁波帮”真正成形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崛起于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时代民族工商业的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只不过，由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原因，“宁波帮”无论是事业还是后人终于都将其主体迁移至了港岛或者海外，迄今为止仍然如此。于是乎我们在考察甬商的发展沿革时会发现这样两条主要的脉络。一条是状态的，尽管“宁波帮”作为甬商曾经的主体在1949年前后把自己的身家和事业带到了海外，但甬商在新中国的天地里仍然以不同的状态存续着，比如私营或公私合营的三把刀等。另一条是成分的，“宁波帮”的外延小，内涵也较为单纯，甬商的外延大、内涵丰富、历史长，而“宁波帮”无论是从时间看还是从规模看都不过是甬商的一部分，是甬商中极耀眼的一部分。

二、踏海蹈浪的国际化甬商

曾经有人将晋商、徽商和甬商拿来做比较，并比较出很多让人眼睛一亮的优点来。比如著名诗人雷抒雁年初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赵安中传》暨王耀成作品研讨会”上就特别提出了“晋商”、“徽商”和“甬商”在生存环境方面“一是资源贫瘠，二是人民贫穷”的惊人相似和品格方面“卑贱但是坚韧、顽强”的精神特质的相同。但我以为，见出相同固然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而见出不同则更利于民族事业的创新前行。甬商与其他国内地域性商帮相比较最大的不同便是天下为家的特色。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域商帮的多依附于米、盐、茶抑或漕运马帮这类极富内陆特色、极富内陆贸易传统的起家路径，甬商从一开始就把自己与大海、与大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会城市的兴起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自那时起，甬商也就在自身的形成基因中打上了深深的上海烙印、海洋烙印、国际化的烙印。这里我们无需去讨论上海因何而国际化，也不必去讨论为什么甬商与上海联系在一起就是国际化。因为这与本文想要说明的没有直接关系。有一点是不用讨论也很清楚的，那就是上海所以成其为今日之上海，不是因为明朝曾经设卫，也不是因为清朝曾经设县而是因为海上商路的开通，外国势力的进入以及由此而生的市场开放、标准开放、文化开放。换句话说就是这座城市从其一开始生长到终于在远东乃至世界崛起都是因了市场的开放、标准的开放和文化的开放。也因为此，当年由三江口至上海滩而立足、而成气候的甬商商帮无论其做什么，裁缝、贸易、工业制造还是金融买办甚至是环境卫生都不能不首先濡染和接受上海特有的国际化的、开放的底蕴和氛围，而后立足于国际化、立足于开放这个大前提，最终借助于上海的国际化、开放而至香港、而至东南亚、而至欧洲、而至美洲而至于立足天下成就大事。当然，这也是我们探讨新甬商这个历史性新群体定位的起点所在。

三、新甬商的定位在“新”

如果说“宁波帮”与甬商相比较主要的不同在于规模与时代的从属关系的话，那么如前所述，新甬商与甬商的区别就不仅仅在于时代与规模，而更在于性质的根本不同了。这也是本文所以成立的理由所在。

新甬商定位的关键在“新”。正是这个“新”字使得属于这一群体的甬商具有了完全不同于甬商其他群体的价值表现。说清楚了这个“新”字，新甬商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了。

新甬商的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首先新在国家体制的新。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1840年以来外虏欺凌、强权占领、侵略不休的屈辱历史，也扫荡了国人低人三等的病态心理，不但在中国的土地上，也在中国人的心灵上撑起了一片湛蓝的天空。新中国在恢复中华民族民族尊严的同时也恢复了每一个中国人做人的尊严，它不但赋予了中国人一种毫不气馁的大国国民自信，更塑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人当家做主、人人平等相待的主人翁心态。这使得中国人能够挺直了腰杆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做自己分内之事、做自己想做之事。这其中也包括经商、执业、谋发展的甬商。新中国的扬眉吐气让此时的甬商们再也无需像老一辈那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还要战战兢兢地看洋人脸色做事情。反而是人前人后都愿意自豪的宣称我也是新中国的一份子，我也是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作贡献的一份子。可以说中国的新旧之分也造就了甬商商帮的新旧之分。这个新旧之分的根本价值就在于它彻底颠覆了国人也包括甬商的自卑自贬心理，重构了国人也包括甬商自尊、平等的心态。我以为这是以后新甬商群体在展业过程中那种毫不胆怯、毫不示弱的低调扩张气质中最最重要的人格基础。感谢新中国！

新甬商的“新”其次新在社会制度的新。新甬商的第二个具有本质性变革的“新”在于其生存、成长的社会制度的崭新。无论是因为近二百年封建没落造成的国家孱弱、民族屈辱，如李恩柱先生所说“清朝统治者以一种幼稚的、破损的、病态的忧患意识，用闭关锁国防御殖民主义势力。最终把中华民族隔绝在世界大势之外，落后了还不自知，直到别人打上门来。”李恩柱 “没落的帝国” 还是因为主义、理想的乌托邦感召，如毛泽东所言“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 ，由中国共产党人管理的新中国从立国之始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能够最终通往人人平等、人人共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正是这个一切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使新甬商在事业发展的过程中不但彻底褪掉了老一辈甬商如虞洽卿、朱葆三等身上或多或少固有的那种帮会习气，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创业姿态，即有先进政治理想，一切能力的发挥均立足于国家的需要与支持，一切成果的实现均与人民共享如徐亚芬、李如成。或许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老一辈甬商那种个人努力奋斗、个人占有劳动成果的认知确实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或许他们也由此感觉了失望与失落。但无疑地、新中国建国之初那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大家一齐努力建设理想社会的激情岁月强有力地弥补了这种失落的惆怅。而另一方面，较长时间公有制的实践不但没有麻木他们固有的对于市场的敏锐把握能力，更催生了他们充分利用公有制优越性、充分利用国家的理念支持与政策措施支持实现跨越式发展提升的素养。这一点从上世纪计划经济后期宁波本地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兴旺的队办企业、社办企业乃至乡镇企业即可见一斑。应该说，在继承老一辈甬商坚忍不拔、务实扩张优良秉性的基础上，这种基于公有制的创业实践为新甬商日后充分利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大展宏图奠定了良好的主观素质积淀。

新甬商的新第三新在大时代斗转星移的革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确立并且一直贯穿下来的改革开放大时代。正是在这个改革开放的大时代里，新甬商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不仅没有像老一辈甬商那样时时受挤兑、处处是门槛，于屈辱中挣扎创业，而是随时随地地领受着改革开放大时代的政策春风，在各级党政和各行各业的全力支持下鱼翔潜底、鹰击长空。有历史数据说明，新中国历史时期，宁波最早的乡镇企业不过就是农业中的副业，其主力是以当时农村“木、铁、泥、石、篾”五匠为主的手工业者操作为主的小作坊，生产加工小农具、小塑料、小五金、土纺土织之类。那时叫做社队企业。但20年后到了1976年时，余姚、慈溪、鄞县社队企业产值就都超过了亿元，成为与绍兴、萧山并列的浙江省县级社队企业的“五只小老虎”，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制定的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为新甬商的崛起注入了巨量的活力，打开了扩张升级的无限空间。此时的新甬商们随着中国取消人民公社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被赋予了乡镇企业新名称。经过近十五年的飞速发展，至1992年底，宁波全市工业经济中乡镇企业已经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不但成为了支持宁波经济社会起飞的主要动力，也为新甬商的最终成形成器造就了不可逆转的趋势。而那之后的一系列产权制度改革则终于使宁波市意气风发的乡镇企业群落转型成了今天的总数9万多家，拥有中国名牌23个、中国驰名商标8个，风格基本一致，特色极其鲜明的民营企业群体。这个群体不但很好地完成了最初设定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也很好地促成了宁波农村产业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更很好地实现了让富裕宁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雄心抱负。尤其值得宁波自豪的是在这三十年的历程中，一个崭新的群体——新甬商以其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其毫不逊色于老一辈甬商的风采终于成形。与老一辈甬商相比，新甬商群体没有如同当年一般贫困至极闯天下，背井离乡做甬商，有所成就报乡梓。新甬商群体首先是立足乡土，顺应国家大方向，抓准抓住抓好机会，用巧用活用足政策，最终做大规模、作大品牌、影响世界。

而当我们回望这一切的辉煌成就时，我们不难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与刚刚过去的三十年紧紧相连，而这个充满着创造与奇迹的三十年的起点标志就是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历史性的会议及其之后所启动的一个又一个政治的、经济的，制度的、法规的，农村的、城市的改革无一不是在充分激发着人们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无一不是在促成着国家的开放，无一不是在为民族的富强与进步提供支持。国家民族如斯，新甬商又何尝不是呢！

四、新甬商内涵不断丰富与拓展的群体

新甬商的“新”第四新在甬商团队成分构成的丰富性上。得益于21世纪开放、多元和国际化的大文化氛围，甬商这个团队的成分有了极大的丰富。新的甬商团队再也不是简单的“三把刀”，再也不是传统的“宁波帮”，再也不是单纯的宁波人了。

今天，新甬商在人员成分构成上，在业态成分构成上除了继续演绎老一辈甬商天下为家的优良传统外，更演绎出了天下入甬全新内涵。具体地讲首先在人员成分构成上今天的新甬商不但涵盖了立足乡土创业的宁波籍企业家，也涵盖了走四方闯天下拓展视野的宁波籍企业家，更包容了众多外地外乡来宁波创业打拼取得成功的企业家。这个全新的存在不但极大地丰富了新甬商群体的成分内涵，也在逐渐改变着宁波的人群与生活状态。不是吗？这些年随着宁波城市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宁波市招商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进入宁波的外地企业家人群也越来越大。看不见的是宁波市GDp中由外地人群创造的比例越来越大，宁波市人才队伍的技术层次和宁波市产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看得见的则是普通话在宁波越来越流行了，各色外乡餐饮在宁波越来越受欢迎了，娶到宁波媳妇儿和嫁给宁波小伙的外地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正由于此，今天宁波的城市生活色彩也越来越五彩缤纷了。

今天，新甬商在人员成分构成上的另一个内涵的亮点便是甬商队伍的换代更新。众所周知，三十年里，在新甬商中长时间打主力的首先是那一批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他们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用自己的勤奋、用自己的务实、用自己的执著把事业点滴做成、做大。于是就有了当年小搞搞的配件厂发展到今天向全世界提供保险箱的永发诸公新甬商经营典范。这一代新甬商靠充分发挥甬商传统优势造就了今天甬商事业的规模，但其不足如文化水平较低等也使得他们的事业仅仅依靠务实的规模扩充发展而不能很好利用全球化时代的产业转型与技术升级实现事业的质的飞升。令人欣慰的是这个曾经的不足自21世纪开始就因为本地甬商的新老交替换代和外地高知识水平企业家的参与得到了迅速的改观。今天，在新甬商的队伍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身影。譬如“网络才子丁磊、银泰系‘掌门’沈国军等商界名流。”周松华“抱团闯市场、齐心扶桑梓的新姿态 宁波市外甬商创业创新大会隆重开幕” 也因了他们的活跃，宁波经济结构多元化、投资结构多元化表现得特别突出和强势。这种新甬商队伍的质的变化直接成就了新甬商的第五个内涵新变化，即不仅指新甬商事业、产业的规模更大，更是指新甬商事业、产业业态表达的愈加丰富，更是指新甬商事业、产业的技术含量愈高、创新能力愈强，因而经由新甬商及其事业扩张扩散所产生的传播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强。今天，如果我们说世界一天也离不得宁波的产品，那不是虚话，那是一种真实。新甬商，用他们一刻也不曾停止的劳动与发展丰富着自己，证明着自己，也为宁波、为浙江、为中国赢得了尊重。

结语

文章写到这里，新甬商究竟该怎样定位已不再是个难解的问题。新甬商这个群体用自己的新不但明确了自己的历史定位，也丰富和发展了甬商的内涵与外延，提升了甬商在世界的影响力。当然，作为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新甬商将永远与新中国的发展密不可分，将永远与改革开放三十年密不可分，将永远与甬商与生俱来的执著、勤奋、务实密不可分，将永远与宁波企业家那种对海洋、对开放、对国际化的情有独钟的认同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