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性质的辨析

关于经济新常态的争议，涉及从中国是否存在经济新常态，到未来增长趋势、驱动方式、发展战略、经济模式和经济体制等范畴，许多观点和政策建议甚至严重对立。这些分歧主要源于视角、立场、研究方法等因素，也与新常态概念缺乏严格的学理界定有关。这里基于经济增长生态学模型的有关讨论，尝试对新常态概念及其学理内涵加以明确，由此厘清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性质，判定中国经济的阶段特征，从而为进一步讨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问题奠定基础。

7．1．1三类经济新常态概念及其学理内涵

新常态这个词来自美国，但无论中美一般都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特征提出新常态概念，而较少从学理层面阐释新常态(齐建国等，2015)［33］。新常态概念与潜在增长率密切关联，对其学理内涵的探讨不妨由此开始。潜在增长的实质是N增长，按代谢增长论的表达这是个小波过程，小波过程又以技术“新物种”涌现为前提。技术“新物种”涌现带来新的NH空间，当它得到应用、扩散即向N转化时，则是一种引致经济“复杂周期”(“持续波动”和“色混沌”)的非线性振子(陈平，2011)［104］。但传统的噪音驱动周期模型和以及潜在增长率概念，却将这类非线性振子当作白噪音而滤波去除。也就是说，这种潜在增长率概念只是一定时期x的回归，并未体现引致N变迁的动力因子，这样也就很难依据之判别经济下滑究竟是短期的周期性波动还是一种中长期趋势。一种改进是用HP滤波器对x平滑，可以大体分离趋势成分与周期成分，但如何选取平滑参数仍有较强主观性。那么，可否用x回归或平滑来推测未来的N发展趋势呢?应该说这种潜在增长率数据有重要意义，但不一定能据以推测N发展，还要看社会经济系统所处的运动状态。社会经济系统一直发生着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代谢”，频谱大致如SOC理论所描述服从幂律分布(Bak，1996)［188］，越大的事件频率越低。大多时期N增长相对平稳，从而可用x回归或平滑来近似表达和推测。大的事件主要包括一般性SOC灾变和系统质变(突变)，二者性质有较大区别，前者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趋势性特征，而后者为演化分岔，未来发展有较强不确定性。由此引起较大改变后的相对稳态，即所谓新常态存在三类情况。

1．第一类新常态:后危机持续的N紧约束状态

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属一般性SOC灾变范畴，虽然系统因灾变而涨落，会有x突降和此后的低迷与复苏，从而呈现一种“周期率”，但系统性质无根本变化，N基本延续其惯势。危机本是对资本的一次大淘汰，从而腾出N空间，此后可出现恢复性增长。但正如Harman(2007)［76］指出，战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干预阻止危机清除过剩资本，而且国际资本害怕引起总崩溃，不敢以使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受损的方式来重启增长，因此危机被延长，从而进入长期萧条和慢性死亡阶段。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常态”，就是一种持续N紧约束状态。这时x增长基本直接依赖N增长，x回归或平滑能较好地体现N发展。

2．第二类新常态:社会经济系统质变超越的“新常态”

系统质变(突变)的演化分岔，既可能是进化也可能是崩溃退化，走向何处取决于能否、如何满足系统的适应性要求。适应性冲击主要来自于持续增长与N约束的矛盾，根本出路是实现进化，或主动调适、降低增长速度。社会经济系统的进化，即创新T、So并实现相应结构变迁，由此拓展NH空间，创造N增长条件并实现这种增长，从而开创一种积极意义的“新常态”，本质是对“旧常态”的超越。例如，工业革命(重大T进步)、新中国建立(重大So变迁)等所开辟的新局面，都属此类系统质变“新常态”。由于系统质变会发生N甚至NH跃变，常规的趋势分析法对此失效，未来增速难以确定。

3．第三类新常态:后发国家转型升级的“新常态”

后发国家还存在转型升级的“新常态”。由于知识的外部性，后发国家的差距就是待开发的NH空间，从而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而实现较长期的高速增长。这也就是待开发NH空间约束下的N增长过程，据相似性原理，也具有S形动态特征:首先，到了一定阶段，会因失去原比较优势而需要转型升级等原因，潜力开发难度加大，从而N增长有可能步入动态递减阶段;其次，后发国家发展水平越接近发达国家，既有待开发NH空间就越小，经济增速会相应减缓;再者，毕竟仍存在待开发NH空间和后发优势，其N增速往往有可能会高于先发国家。国际经验也表明，历经一个高速增长期后势必会出现一个减速增长的过程。第三类新常态，就是这种N增长转型的经济发展阶段。

另一方面，在“4．4．3”已分析，后发国家面对着严苛的复杂竞争格局，其转型升级可能改变国际经济关系格局，从而会动发达国家的“奶酪”而受其反制，如技术壁垒、资本掠夺、游戏规则限制以及经济思想误导等。并且，后发国家转型升级也属于社会经济系统的一种质变，存在着演化分岔，如果发展道路选择有误，则也可能走向分岔的另一端，进化失败甚至崩溃退化，如拉美等国的情况。因此，第三类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面对着巨大挑战，能否实现较高速增长也是有不确定性的，实际结果取决于具体经济体能否正确、有效地应对。

7．1．2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性质与未来增长趋势问题

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统观分析发展条件和本质要求，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略。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兼具第二、三类新常态的性质和特征。首先，中国处于后发国家的转型升级阶段，从而中国新常态无疑具有第三类新常态的性质与特征。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将以中高速增长的判断，符合此类新常态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其次，中国经济新常态伴随着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不仅是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T范畴的升级转型，也是各种制度、文化等So范畴的深刻变革。官方解读的新常态9个特征，也体现了转型升级、创新超越、主动调适等内容。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也是超越“旧常态”的社会经济系统进化与调适过程，即具有第二类新常态的性质。两类新常态的共性在于，都与过去状态有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或概念涵义，是相对“旧常态”概念的，而不是相对“常态”“非常态”等概念，也就与短期的周期性波动没有太多关系。

明确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性质，有些争议问题便可厘清。低潜在增长率仅与第一类新常态有必然联系，潜在增长率未下滑不能成为质疑第二、三类新常态的理由，也不应将其与周期性波动问题混为一谈。同理，由于未区分不同新常态，在一些观点看来，新常态似乎就意味着经济下行将成为未来常态。然而，即使不论第二类新常态存在的N甚至NH跃变可能，第三类新常态就决定了未来N增长趋势是有可能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取决于自身能否正确地应对。

我国经济新常态又有其特殊性:从步入该阶段的时间点看，恰逢爆发了严重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西方第一类新常态导致全球N紧约束，我国过去大规模刺激增长的后遗症也需消化，从而面对“三期”叠加的挑战，已不能再简单照搬过去的反周期办法。同时，由于大国溢出效应(张晓晶，2015)［245］，国际间代谢竞争的博弈有可能加剧。并且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前路任重道远。这一切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适应新常态，发展方略严重失误，则也有退化的可能。为此必须辩证认识当前经济形势，要排除干扰，走好自己的路。

从全球视角看，横向比较7%左右的增速已经很高了，尤其是在全球N紧约束的条件下;从历史视角看，考虑转型升级期N增长的S形动态特征，就不能仍将参照系锚定在过去的高增速水平上。近期一些西方机构唱空中国经济，如美国花旗银行发布报告断言中国一季度GDP增长率可能只有5%;对于此类情况背后的“政治经济学”动机，可能更需要深思和警惕。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要立足于N增长，但也要注重x增长，必须解决好经济均衡问题，保证处于“混沌边缘”的系统不至于滑向混沌运动状态而发生SOC灾变或慢性死亡状态。调结构、稳增长、防风险要有机结合，既要有必要的定力，又稳步促进当期经济增长，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等都必须遵循这个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