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构建及执行能力形成的服务体系

公司治理是制度经济学范畴的内容。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在发达国家随着他们第一代创业者的退位，引进职业经理人代为管理经营企业以及上市公司经理人的调换，极其盛行，至今已经形成了规范化的模式，为其他国家效仿学习。

责任制约与激励机制，即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统一事物的两个对称的面。一般仅仅以“激励机制”为概括全部的内容。那么，什么是“公司治理”？其基本概念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分析。

狭义地看：主要是指公司董事会的结构与功能、董事长与经理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相应的聘选、激励与监督方面的制度安排等内容。

广义地看：主要是指不仅包括狭义的公司治理的若干方面，同时还涵括了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收益分配激励制度、财务制度、企业战略发展决策管理系统、企业文化和一切与企业高层管理控制有关的其他制度。

经合组织（OECD）将公司治理机制内容归结为：公司内部治理；金融机构的内部和外部治理；金融市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市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破产机制的治理；竞争等。

公司内部治理，这是关于管理层与股东，或是公司内部人（管理层与控制性股东）与外部股东的关系。

金融机构的内部和外部治理，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的核心是恰当的风险管理和信用分析，金融机构外部治理的主要工具是确保机构独立和金融系统安全的谨慎性法则和监管。

金融市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这是关于公司与其他资金供应者（如债权人）的关系。

市场对公司的外部治理，这是关于证券市场上企业与潜在投资者——企业家的关系。

破产机制的治理，这涉及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该机制会在股东和其他投资者间重新分配财产权利、改变所有权结构和管理层，从而影响那些企业的治理。

竞争，是完善公司治理的补充措施，二者相互促进。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根据企业自身实际研究和实施公司治理，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理论意义在于：是探讨通过诸如合约、组织设计和立法等制度结构如何使公司更有效运作的一个经济学领域。实践意义在于：①有利于减少公司代理成本，增强市场信心；②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③有利于经济增长；④有利于资金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等。

总之，公司治理不仅关系到单个公司与个人，而且还关系到金融体系的稳定、经济增长、全球资本配置，从而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财富与福利水平。

以公司治理的视角分析科技企业创业的过程，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过程”。说起来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其中涉及现有经济学、金融投资学、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的深层次的理论、方法、模式等的创新，在实际经济社会中，真正落实起来是非常难的。“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过程”是以“知识资本”或“智慧资本”为核心价值观的经济过程、金融投资过程、管理过程、社会过程、教育过程，如果仅有经济学的创新，没有其他方面的创新，或者只有其中几项创新，但缺少其他项的创新，科技企业创新创业过程也是难以实现的。

尽管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和实务的研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上述标准化的公司治理对于成熟性产业的企业行为以及上市公司的行为是有效的，而对于创业从三五人起步由小到大的创业型企业，即从合伙创业开始逐步走向有限责任再到股份有限责任制的过程，往往是“高射炮打蚊子”，效果极其有限。基于我们已有的研究，科技型企业创业首先是要针对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价值如何给以激励，才能够更快更好地创造经济效应，企业组织有效性设计是从小到大的动态过程，是基于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价值的激励机制的过程。为此完全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创业型企业中应用有着巨大的不适应性。

我们针对全国科技企业调研以及问卷，分析研究得出来的科技企业创业过程中遇到的边界，有市场边界、科技边界、资源边界、资金边界、管理边界、组织边界、环境边界等。一个科技创业型企业，遇到这么多的边界限制，是难以按照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实施管理的。科技企业创业管理的过程，是一项面对创业过程的由市场范围、科技价值、资源条件、资金投融资、组织模式、环境状态等不确定性构成的风险多元动态性和开放组合性以及风险收益期权性的动态系统性管理过程。

管理边界是在市场边界、科技边界、资源边界、资金边界的前提下，如何专业化管理好市场、科技、资源、资金，同时更要将这些分割的专业化管理组合起来，管理经营好，使得创业企业尽快获利并能够高附加值地成长起来。

管理的是否有效，受制于市场边界、科技边界和资源边界。

科技边界即科技成果的先进性、成熟性、市场性决定了创业企业的竞争力有几何。科技有先进和传统之分，有突破性与渐进性之分，有高端与低端之分，有专业性与普遍性之分，有学术性与应用性之分等。不论哪类分法，基于市场需求而言，科技本身带来的市场能量蕴含于科技本身，再好的高科技，纵然有历史的突破性，它却仅仅局限于那么几个专家型的人会制造，没有普遍的成熟型工艺支撑为其大批量服务市场需要，该科技的市场性只能够赚点样品性的利益。有的科技产品市场是纯高端的，如卫星显然是高科技，而且市场服务面极其广泛，现在卫星技术绝对是很成熟的，但这是一个集团消费的市场。作为民众消费者是不可能一家一户去买个卫星的，人们仅仅使用卫星带来的多元市场应用的某个或某几个部分而已。

资源边界即在市场边界和科技边界的前提下，能否有适当的资源优势支撑创业企业的发展。技术也罢，产品也罢，服务也罢，都需要非常丰富的资源支撑，只不过需要的资源不同而已。没有资源支撑，再好的科技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比如上海和北京绝对是我国生物医药科技最为发达的城市，如果他们研究出了很好的植物医药科技，但是他们需要的植物资源的多样性，只能够是在云、贵、川等省份去寻找，一旦能够批量制造了，他们也不可能把南京路或王府井大街铲了去种植稀有植物的。这样植物医药研究者们就必须与云贵川等省份全面合作，将自身的科技创新优势与云贵川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共同面对市场，实现基于经济发展目标下的创新能力提升。

管理能力的发挥，是与其适应的组织模式正相关的，管理能力的效应受制于企业组织的模式，即组织边界。

组织边界是基于管理好市场、科技、资源、资金的组织模式选择，随着创业进程的深化，如何能够使得企业组织模式演进，适应其面对的市场特性、科技能量、资源获得、资金投融资、管理与经营实现，以及该模式的形成路径，构成的对于创业企业的限制问题。一般而言，创业早期以合伙制的组织模式较好，到了企业发展有一定规模时，选择有限责任制的组织模式较好，到了能够上市的条件时必然要选择股份制的组织模式。对于创业早期而言，需要快速决策和立即执行的速度经济性要求，基本上是人合机制，往往合伙制更为有效；当企业创业进展到一定规模时，企业需要专业化分工并协同起来方能够提高效率与效益，按照科技企业创业的经济学关联特性分析，这时恰恰是有限责任制的组织模式为优。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发达的今天，如何使组织更加扁平化，企业内部效率更高，是每一个创业企业都必须度过的组织管理的关口。

以笔者当年参加南开戈德为案例分析（参见图8.4）。

就南开戈德当年创业成功的管理因素而言：首先是企业制度与管理组织以及激励机制组合起来创新；其次是围绕着创业进程深化，企业组织模式，从校办企业的教授专家型管理到风险资本进入后的有限责任制的管理，再到后来上市融资的股份制管理；是在创业的不同阶段，企业制度与管理以及激励机制之间耦合并进动态演进到股份制，即早先是校办企业与专家型管理和计划经济模式的激励机制组合的模式，到了600万和3 000万社会资本进入之后，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此时是有限责任的组织与多元化管理以及业绩奖励的激励机制组合的模式，再到买壳上市时，改制为股份制企业与规范公司制管理与贯彻一定股权激励机制组合的模式。后来本人离开了南开大学来到了复旦大学，从后来观察分析，由于后来国家加强了对于国有资产的管理，南开戈德的股份制也步入了国有资产管理的框架，实际上企业组织制度与管理以及激励机制组合关系是倒退了。

图8.4　天津戈德企业制度、管理、激励机制创新示意图

一个企业学习模仿实施制度创新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书店卖的管理百科全书，都有标准化的制度介绍，机械照搬是很容易的，但要实施真正管理与激励机制与制度的耦合是相当难的。大量的国有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企业，可是至今仍然是老三会与新三会之间（党委会与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与股东大会、工会与监事会）的矛盾无法突破，其中还有大量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至今都没有解决，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好在人们已经习惯了。还有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也到了需要转型换代的时候了，有的都改制了，可是家族控制的色彩仍然巨重，招聘来的职业经理们，在高收入的约束下，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现代企业制度下的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举世公认。但是我们看到凡是竞争性行业，国有企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则是节节败退的，甚至于有的破产不得还在消耗着国家的财富。是国有企业没有人才吗？非也，在没有市场经济改革时，人才都聚集在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没有技术吗？非也，在没有市场经济改革时，国家投资的技术都存留在国有企业中，包括今天国家的科技创新研发投入，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是国有企业没有市场吗？非也，在没有市场经济改革时，市场以计划方式都掌控在国有企业手里。那么在同样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为什么国有企业节节败退，其核心关键是基于制度体制的公司治理问题没有解决。如同笔者在《中国风险投资创新与探索研究》一书所述，国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业者们，被称为“做国有风险投资，是看门的狗，受气的牛，替罪的羊！”没有适合于风险投资规律要求的公司治理，国有风险投资从早年开创并引导了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到现在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了，甚至有的企业只要有其他投资者进入，首要条件之一，就是将国有投资的资本清理出去。原因还是基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下的国有风险资本，已经不是在促进创业企业的发展，而是在阻碍创业企业的发展，也阻碍其他资本价值的最优实现。

如果说三十年多前邓小平同志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上把劳动自主权还给了每一个热爱劳动的人们，人们的受穷与否与该人的勤奋是正相关的，勤奋者肯定多得报酬，不勤奋者将少得报酬。三十年多来中国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非常勤奋，创造了世界经济一个个奇迹。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如图8.3所示），我们处于附加价值低端的制造组装环节，挣得仅仅是劳动的血汗钱，而且留下了大量的污染和环境的恶化。未来三十年我们如何发展？如果不改变现今以房地产为支柱的GDP模式，我国是难以走出困境的。我们必须走创新驱动经济创造GDP的模式，不但有很高的附加价值还有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未来三十年要改革的基点应该是：基于创新创业的财富效应，基于风险投资的财富效应，基于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的财富效应，国家改革针对创新创业和风险投资交易流实现的法规政策创新的制度红利。

再以甲骨文公司创新创业成功为典型案例分析，我们曾考察甲骨文公司的CFO，甲骨文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在回答我们关于高科技企业成长规律的疑问时，说：“甲骨文是1985年起步，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数据库安全起家，发展到今天成功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商业模式创新与发展战略的前行；二是与风险投资的长期互动；三是公司内部良好的科技创新知识产权价值期权激励机制。”

即甲骨文拿到政府（联邦调查局）数据库安全订单，完成工作后，并没有当着一般的市场行为，而是将其作为一项全新的商业模式开端，实施基于数据库服务的全新的发展战略，走到今天，“大数据”的概念都是由他们提出，并研究实施相关的系统解决方案。在整个创业发展成长的过程中，始终与风险投资者们保持良好互动，风险投资者们为企业的技术升级、产品转型、产业化成长提供了很多的资源并整合市场。以并购为例，因为并购的国际经验是80％的并购都以失败告终的。而他们自1985年创业至今实施了100多次并购，都是成功的，原因就是与风险投资家们的良好互动。作为基于数据库服务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软件企业的甲骨文，最大最有竞争力的资本是12万员工，这些员工凭什么为企业勤奋努力创造价值？甲骨文给出了给予科技知识产权期权的激励机制，一般是四年为一个周期，新进员工起点为500美元的期权激励，根据为公司创造创新价值的高低，公司最高给以100万美元的期权激励。实际上甲骨文公司员工的工资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但甲骨文公司员工收入都高于行业的其他企业的水平。由于这样的激励机制，使得员工基于自己努力创新为企业带来更高的附加价值获得未来财富效应。这促成了甲骨文公司快速成长的成功。

甲骨文公司并购了100多次，为什么都成功了，除了与风险投资家们的互动之外，主要遵循了高科技创造附加价值的并购规律，即：①做好充分的尽职调查；②并购后实施文化融合；③基于新技术产生效益来创造效益。

甲骨文公司的这个典型案例，对于我国相关科技企业创业成长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国际上将世界各国公司治理的模式，划分为四个模式：英美市场导向型；日德银行导向型；东亚、拉美家族控制型；转轨经济型（参见表8.1）。从上述案例分析可见：现有国际上的四种公司治理模式，都难以直接运用到科技企业创新创业过程的公司治理。

表8.1　不同治理模式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英美市场导向型（“股东公司主义”）：最大特点是所有权较为分散，而现代公司中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使分散的股东不能有效地监控管理层的行为。

日德银行导向型（“员工公司主义”）：特点是公司股权较为集中，银行在融资和公司治理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东亚、拉美家族控制型：控制性家族一般普遍地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和投资决策。

转轨经济型：在法律体系缺乏和执行力度微弱的情况下，经理层利用计划经济解体后留下的真空对企业实行强有力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实际企业的所有者（最大特点——内部人控制）。

一般而言，公司治理结构主要包括董事会的结构和职能、如何行使控制权、经理人员和职工的关系、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等内容。

从公司存在的根本目标来分析，英美模式中，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和剩余利益索取者，公司存在的根本目标是为股东创造价值，股东价值最大化潜在地被视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日德模式中，公司不仅仅是股东的工具，它应该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负起责任。日本的“年工序列制”对员工待遇及福利等事项的关注往往胜于对股东利益的重视；德国的企业职工通过选举职工代表参与监事会和职工委员会，来实现其参与企业管理的“共同决定权”，这种公司内部的“劳资共决制”是德国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公司控制的角度分析，美国主要是依靠自由的充满生机的股票市场来进行的；日本和德国的“主办银行制”；东亚和拉美国家的股权高度集中在家族手中；转轨国家是国有股权“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

尽管各国公司治理模式不同，但是都有着符合其企业、国家经济、文化等多元化因素存在的特性。理想的公司治理模式仅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英美以股东利益为导向、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有利于培育活跃的商业氛围，通过“创造性的破坏”来加速生产要素的积聚和配置，并使管理层能追求较为单一的盈利目标。日德模式中，大股东数目的稀少避免了集体行为问题，使股东对管理者的控制比较容易。

英美的模式更适合于具有高技术和高风险特征的企业；日本和德国的模式则适合于具有标准化生产过程和广泛运用成熟技术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成功主要来自对管理者执行标准化任务时的质量评估。但是英美模式导致的股权结构的过度分散也带来三个方面的弊端：一是对管理层监督失控，二是容易导致管理层重视短期盈利，三是通过资本市场购并来解决代理问题的费用过于昂贵。对所有权和治理模式应从根本上适应特定公司的特征和需要，以及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并随着企业自身的成长和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不断地进行治理模式的改进。

为此，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英美模式的公司治理机制。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内部治理模式的缺点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思。政府支持特定产业部门的扩张，银行则将信贷导向目标产业，而不是对企业加强财务约束，从而导致生产能力大量过剩、企业过度负债和资本利用效率的低下。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虽然英美以股东利益为基础，以盈利为导向，重视资本市场作用的模式，更适应当今全球经济环境的急剧变革和信息技术创业的飞速发展。但是，因其过于以利益激励为导向的模式，带来了整个经济危机的恶果，使得人们开始反思英美模式的弊端。

尽管各种公司治理都有着其自身优势和弊端，但是，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有序、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创造基于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的治理机制，更是一项伟大的创新。要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的创新创业者多以失败告终，为什么那么多区域没有能够成为硅谷，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积极推动创新，却没有创造出应有的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产业的经济价值来。

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理论起源来看，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产生了股东和公司实际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只要满足存在代理问题和合约不完全两个条件，即不可避免的产生利益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公司治理问题就必然会产生。这带来了监督成本和约束成本的增加，即产生了额外的代理成本，带来了股东（投资者）的净损失。

从历史起源来看，在17世纪以前，公司管理人员直接决定公司的全部事项，称之为“管理层中心主义”；到了19世纪中期，开始确立股东大会为股份公司最高意决机构，称之为“股东会议中心主义”；20世纪以来，股权的分散，支配公司的权限日益集中于公司经营者手中，公司经营者权利日益膨胀，称之为“董事会中心主义”，从而强调公司治理，即产生了公司治理理论。

公司治理理论及其基础，站在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角度，有如下派别：

（1）金融模式论（金融市场理论），认为股东拥有公司，公司应该按照股东利益进行管理。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论，即股票价格完全由金融市场决定并有效地反映公司的所有相关信息。（这是美国的主流观点）

（2）“市场短视”论，认为市场是短视和缺乏忍耐性的，股东们并不了解自身的长期利益，在公司为长期利益进行投资时，股东们通常会倾向于卖出股票或降低股票的价格。其理论基础是美国的“流动的资本”制度，公司股票通常由短期持有者持有。

（3）“相关利益”论，认为公司存在的目的不是单一地为股东提供回报（公司应是社会责任的组织，它必须服务于一个较大的社会目的；公司的存在是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公司治理改革的要点在于：不应把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权交给股东，而是交给其他利益相关者。

可见，公司治理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经济学问题、管理学问题，以及与法学结合的问题。不同企业的行业特性，不同企业的发展阶段特性，不同的国家经济环境，不同文化背景等，都会带来公司治理的复杂性。

这些理论都是假设在有形资产货币化、资本化的基础上，研究所有权、控制权、利益分配权的关系，是适应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公司治理需要。而科技企业创新创业是真实的科技知识产权的货币化、资本化的过程，科技创新的无形资产特性，工业经济模式下的公司治理理论、模式是难以适应基于科技知识产权创新创业的过程需要的，有时甚至是阻碍科技知识产权价值发现、增值及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

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制度变迁过程。分析理论：法源—公司法—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公司治理—公司行为和业绩—经济增长，即：每个国家的法源决定了《公司法》和《商法》的特点，而不同类型的《公司法》和《商法》对外部投资者，特别是小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有所差异，从而使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异的融资模式和所有权结构，进而产生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而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又对企业行为和业绩产生不同影响，最终影响到一国的经济增长。

但是，近些年来英美型外部治理模式日益为各国所仿效，机构投资发挥着日益积极的作用，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开始减弱，股东利益日益受到管理层的重视，董事会的独立性大大增强，管理层股票期权计划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公司所采用。

在10多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和以市场为基础的外部模式相比，以企业集团、银行和控股公司为治理主体的内部模式能更好地解决代理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国际竞争加剧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由于必须协调许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内部控制型公司实际上很难制定长期目标，从而导致公司追求较为分散且可能是矛盾的一系列目标，而忽略了盈利能力的下降和竞争力的衰弱。

公司治理趋同化的动因主要有三项因素，即：证券市场全球化，产品市场全球化，法律体系趋同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市场在世界各国都展开了服务，吸引了大量的非本国的企业去上市，我国台湾在美国有97家上市公司，以色列在美国有130多家上市公司，我国大陆在美国有56家上市公司等，由于证券市场的全球化，大家纷纷学习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20世纪50年代开始，产品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除了日本之外，涌现出了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都是在产品市场全球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在加快，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的70％是来自国际贸易，可见今天的产品市场国际化，加速了出口导向型国家学习发达国家公司治理的经验，纷纷效仿美国的模式。作为普通法系的英美国家，普通法系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对债权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最为完善。大陆法系的法国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相对较差，大陆法系的德国则位于两者之间。根据一人一票制、委托投票制、累计投票制、优先认股权、召开股东大会所需要的最低股权比例、强制性股利分配等制度，比较不同法系对股东权利保护程度，其中普通法系对股东权利的法律保护程度最高，而大陆法系的德国为最低。普通法系对于投资者权利提供了更完善的保护，由此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高度发达；而大陆法系则更多地依赖银行体系为企业融资。

不论是英美型外部治理模式还是依赖银行体系的治理模式，都有自己的优势，适应其经济环境的需要。日德模式适应大企业的创新需要，也造就了日德作为创新型国家特性，英美模式适应了创造性破坏的创新创业的需要，也造就了硅谷的高科技及其产业发展的经济成就，不过它们都受到来自“基于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的治理机制的挑战。

针对我国情况，以制度创新的视角，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基本上建设了适应工业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未来三十年改革开放，将是以适应“科技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需要的制度创新带来制度改革的红利，摆脱依赖“人口红利”产业结构发展经济的模式，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创新型国家”的制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