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即便不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经济增长的“车轮”。

——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

基本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和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章将围绕着与基础设施及基础设施投资有关的一系列主题展开。

16.1 什么是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是一个具有多重定义、涵盖多种活动的术语。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做出的权威界定，广义的基础设施可以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economic infrastructure）和社会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两大类。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是指永久性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社会基础设施则是除经济基础设施以外的其他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文教和医疗保健（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3.）。

本章所讨论的是狭义的基础设施，也就是经济基础设施。根据世行报告的划分，经济基础设施又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公共设施（public utilities），如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施与排污、固体废弃物的收集与处理及管道煤气；二是公共工程（public works），如公路、大坝和灌溉及排水用的渠道工程；三是其他交通部门（other transport sectors），如铁路、城市交通、港口和水路以及机场（同上：第2页。）。

16.2 基础设施的提供与生产

16.2.1 政府介入基础设施的原因

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政府都广泛介入于基础设施的提供与生产，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基础设施为经济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电力、运输、电信、供水和其他公共设施与工程，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然而很多基础设施项目都具有规模大、周期长、回报低或风险高的特征，私人部门往往没有能力或不愿从事基础设施项目，这种现象在低收入国家就更为突出。这就要求政府部门介入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经营。亚当·斯密（1776）所提出的政府三项义务中的第三项义务就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设施（其建设和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个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这种事业和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其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253.）。因此，世界各国政府都将建设并维持基础设施作为其一项重要责任。当然，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和私人部门实力的增强，政府可以逐步通过特许权协议将一些基础设施移交给私人部门生产和经营。

其次，某些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规模经济和自然垄断特征。比如电力、电信、煤气、自来水和铁路运输等基础设施的输送网络，其特点是需要投入大量的初始固定成本（其中很大部分将成为沉没成本），而运营过程中的边际成本很小。对这些基础设施服务，如果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进行重复投资，不仅会浪费资源，而且使每家企业的网络系统均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但如果由私人企业垄断经营则会产生定价方面的难题。对于这一类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政府介入是一种相对较好的解决方案。

第三，基础设施普遍存在外部效应。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与使用对整个经济产生了正外部性。对于道路、桥梁、垃圾处理、交通信号等竞争性较弱的基础设施服务，其外部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影响到附近每个居民的福利。即使是诸如电力这样竞争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同样具有外部性。电力使人类获得了廉价的自然力，可以说，没有电力，也就没有现代文明。当然，电力的外部性相比其他竞争性弱的基础设施的外部性要低一些。外部性的存在会造成市场失灵，这也是政府介入基础设施的重要原因。

第四，基础设施有助于减轻贫困，促进公平。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修建基础设施使穷人受益。例如，有关孟加拉国16个村庄的调查表明，那些从新建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中受益的村庄，在剔除其他影响收入的因素之后，其家庭平均收入增加33%（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贫困问题.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60.），此外良好的饮用水及环境卫生基础设施不仅能为所有居民提供健康的生存环境，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还能提高穷人的生产效率。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在经济不景气时，私人部门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都不强，企业无法吸纳失业人口，此时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拉动国内需求，缓解社会就业压力；在经济过热，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需求过旺时，减少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有助于降低国内需求，抑制或减缓通货膨胀势头。比如，为了应对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诸多因素造成的经济下滑，我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近一半资金投向交通、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领域。

16.2.2 基础设施的提供

不同的基础设施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程度并不相同，从左到右，基础设施产品的排他性是递减的，同时，外部性逐渐递增。从上到下，产品的竞争性逐渐递减。最接近私人产品的是电信、城市公交等，而最接近纯公共产品的是农村道路、街道清扫、交通信号控制等基础设施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多数基础设施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能否使用这些设施取决于用户能否进入这些设施或网络，例如是否与自来水管道、煤气管道、下水道相连，而且向用户提供的服务可以计量收费。对于铁路、港口和机场，进入整个基础设施都可以被限制。但是，一旦一个用户进入设施或网络，此用户和其他用户之间的竞争程度取决于他给当前用户带来的成本（包括拥挤成本在内），或者提供商对消费额外单位服务所承担的成本。排他性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广泛存在为基础设施的私人提供了可能性。

针对不同基础设施的综合评价，经济学家设计了私人部门提供基础设施的可行性大小，称为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指数。市场化指数为基础设施的提供方式选择提供了依据。一般来讲，市场化指数＝1.0，不适宜在市场上出售，这类基础设施应采取政府公共提供方式，如农村道路、城市道路，管道排污与处理、一级与二级灌溉网络；市场化指数＝2.0，基本适宜在市场上出售，对这类基础设施，政府宜采取混合提供的政策，即通过适当收费和政府补贴，达到收支平衡，如：城市自来水管道网络、港口与机场设施、铁路路基与火车站、水净化处理设施等；市场化指数＝3.0，最适宜在市场上出售，对这类基础设施宜采取市场提供的政策。

市场化指数通常考虑市场竞争潜力、商品或服务特点、向使用者收费补偿成本的可能性、公共服务的责任（对收入分配公平的作用）、外部性等五个方面。

市场竞争潜力，是指有无潜在的竞争者，竞争潜力低的为1分，高的为3分。

商品或服务的特点，是指产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偏向纯公共产品为1分，偏向私人产品为3分。

向使用者收费来补偿成本的可能性，是指通过收费方式收回其成本的可能性，不可能收费的产品和服务得1分，完全可能收回成本的得3分。

公共服务的责任，是指政府要不要通过采取无偿或低价收费服务来实现社会公平。那些更有责任实现公平的产品得1分，可以不考虑公平责任的产品得3分。

外部性，是指产品或服务的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凡是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极小的产品或服务得3分，极高的得1分。

16.2.3 基础设施的生产与经营

尽管通过市场化指数的高低，可以对基础设施的提供方式做出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基础设施的提供与基础设施的生产经营等同起来。一般而言，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那么，究竟一种基础设施应该采取公共生产的形式还是私人生产的形式？对此，我们在第4章第4.4.3节已就公共生产与私人生产的选择进行了原则性讨论，在此不再重复。

从国际经验来看，基础设施传统上主要是由公共部门投资、生产和经营的，但近年来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的生产和经营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普遍。例如，有一些国家开始允许私人企业在移动电话服务领域进行竞争，也有一些国家允许私人企业建造发电站和出售电力。我国2003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提出“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继续推进和完善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加快推进铁道、邮政和城市公用事业等改革，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

专栏16.1

关于中国的基础设施私人投资问题

私人投资者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原因很简单，私人的资本只有在确定了有这方面的市场需求之后才投入，绝不会在有市场需求之前投入。私人投资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私人投资者要求投资能及时收回，而这只能在基础设施服务已形成巨大市场之后才能做到。在工程刚开工时，需求量很大。如果基础设施兴建的目的是开拓经济发展的新领域，那么这种服务的需求量将会很少。私人投资者这时由于不打算等待他们投资的回报，就不会投资。只有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才能将经济开发引向新领域。这一点对中国应该也是对的。私人投资者在利润高的时候，会向北京至上海之间的交通设施投资的。但他们不会把资金投到向农村或向西滚动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的。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把有限的公有基金和现有的政府贷款担保金留给农村及西部工程项目。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出东部沿海地区基础建设项目吸引私人投资的办法。

私人投资者要求他们向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往往高于有政府担保的贷款利率。从这一点上讲，私人投资的项目总会比政府投资的项目费用高。但是，如果有合理的激励机制，私人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运营及维护效率高得多。原则上，节约的成本可以抵消或大大超过所付高额利息费用。为了减少成本，有必要建立一种投资体制，使私人投资者不仅营建工程设施，还要在工程建成后，对设施进行管理和维护。仅仅施工阶段节约的费用是不可能抵消高额利息的。归根到底，要研究的问题不是在私人投资还是公有投资中作简单选择的问题，而是需要建立一种包括调控管理、协作、竞争及公私投资者有效地融合到一起的复杂的体制，以便提供低成本高效率基础设施服务系统。

——本文节选自莱斯特·梭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经济研究，1997（1）：59－65.

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私人投资介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生产与经营主要有两种模式：BOT和ppp。

（一）BOT

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经营—移交，是国际上最为流行的基础设施项目特许经营方式。首先由政府就某个基础设施项目（如道路、桥梁、电厂、水厂等）与私人项目公司签订特许权协议，根据协议由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承担该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和维护。在特许期内，项目公司可以向设施的使用者收取适当费用，由此回收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需将该基础设施移交给政府部门或其他公共机构。BOT的变形形式主要有BOOT（Build-Own-Operate-Transfer，建设—拥有—经营—移交）和BOO（Build-Own-Operate，建设—拥有—经营），后一种形式意味着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私人企业拥有该设施并不再移交给政府。如著名的英法海底隧道、中国广西来宾电厂B厂、湖南长沙电厂、四川成都水厂、福建泉州刺桐大桥等项目都采用了BOT模式。

（二）ppp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模式，是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成立具有公私合作性质的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某项基础设施，特许期满后项目公司再将该设施移交给政府。ppp模式的特征为政府与企业共享投资收益，分担投资风险和责任（也有人认为BOT模式实质上只是ppp模式的一种类型。）。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采用ppp模式，英国伦敦地铁项目是ppp模式的典范，中国北京地铁4号线则被视为国内轨道交通的首例ppp项目。

专栏16.2

基础设施融资的新模式：ppp模式

ppp，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合作共同完成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任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近年来已成为国际流行的基础设施融资模式。

伦敦地铁重建项目是ppp模式的典范。众所周知，地铁源于英国伦敦，但伦敦地铁却陷入了严重的投资不足局面。1997年大选后，英国政府决定扭转这一困境，经过4年多的论证和试行，分别正式于2002年12月和2003年4月签约，伦敦地铁公司（LUL）将地铁系统的维护和基础设施供应工作以30年特许经营权的方式转给了三个基础设施公司（分别为SSL、BCV和JNp公司）。运营和票务依然由伦敦地铁公司控制，基础设施公司的回报由固定支付和业绩支付两部分组成。

北京地铁4号线则是中国国内首次运用ppp模式融资的轨道交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153亿元，为了破解融资难题，北京市政府决定采用国际流行的ppp模式。按7∶3的比例，将项目划分为公益性和可经营性两部分，其中公益性部分（A部分，包括前期工作、征地拆迁、洞体等土建投资和建设）由政府来承担，可经营性部分（B部分，包括车辆、信号、自动售检票系统等机电设备的投资和建设）则可以引入民间资本来承担。项目建成后，A部分以一定价格租给B部分，赋予B部分一定期限特许经营权，票款和多种经营收入由B部分优先获得，以此构成一种盈利模式。

根据上述设想，北京市成立了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赋予京投公司承担北京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融资和资本运营的任务，使其作为北京市轨道交通业主。2003年8月，经过半年的谈判，京投公司与香港地铁公司双方达成初步合作协议，2005年2月，由北京市交通委代表市政府与“香港地铁—首创集团”联合体草签《特许经营协议》，2006年1月，北京京港地铁公司正式成立，引入了港铁—首创联合体的55亿元建设投资，成为国内第一个特许经营的地铁项目。同政府全额投资相比，北京地铁四号线为政府节省了55亿元的地铁B部分投资，同时京港地铁还承担了四号线建设投资增加风险和2亿元的开通费用。此外，30年经营权内，约32亿元的更新改造费也将由京港地铁承担，而且京港地铁还向政府每年上交4250万元租金。综合算下来，4号线项目总体可节约政府财政支出100多亿元。

参考文献

1.王灏.伦敦地铁ppp模式冲裁机制.中国投资，2005（4）：111－112.

2.王灏.ppp开创北京地铁投融资模式先河.中国科技投资，2009（12）：63－65.

16.3 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尤其是沿海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运输、通讯、能源供给和城市基础设施都日新月异。以交通为例，也许二三十年前，没有人敢奢望基础设施在今天所达到的水平以及它持续的更新速度。在20世纪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人出门旅行还不得不依赖破旧不堪且速度缓慢的长途汽车和普通列车，并要为如何买到车票而大伤脑筋。如今，越来越多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人们开始纷纷选择高速大巴和动车组列车出行，更不用说城市基础设施的变化给中国人生活带来的福祉。对于那些三十年前来过中国而在过去十年里又重访中国的客人来说，中国基础设施水平所发生的变化的确让他们惊诧不已（详见张军等（2007）关于中国基础设施改善的讨论。张军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3）：4－19.）。这一切源于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及其持续增长。

16.3.1 基础设施投资范围与统计数据

由于国内各类统计资料并未直接给出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只能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估算。参照世行报告给出的经济基础设施范围，结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的可得数据，我们将1981—2002年期间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范围界定为经济中用于“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业”和“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三个科目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开始，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2003—2008年期间基础设施投资统计范围为经济中用于“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四个科目的固定资产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迅猛增长，从名义价格来看，2008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额相比1981年的水平，增长了330多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从不足3%持续上升到14%。与此同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整体上保持了快速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致维持在20%~30%之间。

16.3.2 基础设施投资的多元化筹资趋势

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投入一直是中国基础设施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尽管借助政府强制手段可以在短期内为基础设施筹集巨额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事关国民经济全局和具有长远意义的重点项目建设，但是这一筹资模式由于受政府财力约束，极大地制约了基础设施发展，使得基础设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多元化筹资格局逐步形成。虽然我们无法确切得到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变化，但是通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来源结构变化也可以间接说明这一点。政府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从1981年的28%下降到2008年的4%（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基础设施投资中财政性资金比例是否下降，目前基础设施资金的主要来源不是一般预算内资金，而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属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财政融资平台。）。

吸引社会资金进入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案例越来越多。例如北京市在2003年，选择北京地铁4号线、京承高速公路二期工程、北苑污水处理厂等经营性项目面向社会投资者招标建设和运营；2004年起，市政府逐步减少对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对新建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依法向社会投资者招标建设和运营；2008年起，除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外，北京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全部向社会投资者开放（北京市人民政府，《批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本市深化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03〕30号）。）；成立于2003年的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在六年时间里（截至2009年10月）累计为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落实社会资金2800多亿元（王灏.ppp开创北京地铁投融资模式先河.中国科技投资，2009（12）：63－65.）。

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中国私人部门参与能源、电信、交通以及水处理方面的投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筹资多元化的一个侧面。尽管我们不知道在以上四方面的投资总额，但可以看出私人参与的资金额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增加，特别是在能源以及交通方面。另外，私人参与的资金波动较大，主要原因在于私人投资更多是以项目进行的。

16.3.3 基础设施投资的城乡差异

受二元经济的影响，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投资长期滞后于城镇。近年来，中央政府开始逐渐重视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改善农村供水、供电、道路条件，扩大农村通讯、电视发射覆盖面积等。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1995—2006年间，我国城乡在水处理设施、安全饮用水覆盖率方面均得到明显改善，其中农村的发展速度快于城镇。城镇水处理设施的覆盖率年均增速为1.21%，落后于全国平均1.91%的增速；安全饮用水的覆盖率农村的平均增速超过城镇近1.85个百分点。

但总体上，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仍远远落后于城镇，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占全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比例虽然有所提高，但仍只有个位数水平。

16.4 基础设施投资的国际比较

由于缺乏最新各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数据，我们借鉴普拉丹《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所提供的相关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普拉丹.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61－65.）。从中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自1975—1990年的15年间，基础设施投资对财政的依赖程度均呈下降趋势，在能源、交通与通讯、道路等方面均是如此。1990年政府承担能源投资资金的比例不足1975—1979年平均值的一半，政府承担交通通讯投资资金及道路投资资金的比例15年间的下降幅度也超过了40%。

从政府承担基础设施投资责任的地区结构来看，不同国家政府在能源投资中责任的差别程度最小，占政府支出（不含债务利息支出）的比例在1.6%~2.2%之间，而在交通通讯及道路上的责任比例在地区间差异较大。

有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比较，因缺少中国的详细数据，暂且忽略。

16.5 经济增长中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

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世界银行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基础设施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将基础设施视为经济增长的“车轮”（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14－20.）。大量经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如美国经济学家阿肖尔（Aschauer，1989）对美国1949—1985年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发现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为0.39（所谓产出弹性，是指生产要素的变动比例引起产出变动的程度。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39意味着基础设施每增加1%将带动GDp增加0.39%。Aschauer，David A.Is public Expenditure productiv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9，23（2）：177-200.）。Wylie（1996）通过对加拿大1946—1991年时间序列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的产出弹性为0.52（Wylie，peter J.Infrastructure and Canadian Economic Growth 1946—1991.Canada Journal of Economics，1996，29（s1）：350-355.）。范九利等（2004）则通过对中国1981—2001年的时间序列分析表明基础设施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0.54（范九利，白暴力，潘泉.我国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用生产函数法估计.人文杂志，2004（4）：68－74.）。

在经验研究基础上，经济学家试图构建理论模型来刻画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美国经济学家巴罗（Barro，1990）提出的模型处于这一领域的核心，下面我们介绍巴罗模型的一个离散版本（Barro，Robert J.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S103-S126.）。假定代表性消费者无限存活，其跨期效用函数为：

U=∞—0βtlnct （16.1）

其中，ct为第t期的人均消费，0<β<1为贴现因子，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假定即期效用函数具有对数形式。

假定经济中有N个同质的消费者，他们每个人拥有一家企业，所有企业也是同质的。每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yt=Ak1-αtGαt （16.2）

其中，kt为第t期的人均资本；Gt为第t期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它以生产外部性的形式进入每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假定企业生产函数具有柯布－道格拉斯形式，0<α<1表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

由于经济中有N家同质的企业，则总产量为Yt=Nyt=ANk1-αtGαt。总资本Kt=Nkt的积累方程为（δ表示资本折旧率）：

Nkt+1=（1-δ）Nkt+ANk1-αtGαt-Nct-Gt （16.3）

我们考虑一个社会最优问题。一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即代表性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政府，面临的问题是在（16.3）式的约束下，最大化（16.1）式。其拉格朗日函数为：

L=∞—0Nβtlnct+∞—0λt［（1-δ）Nkt+ANk1-αtGαt-Nct-Gt-Nkt+1］ （16.4）

对于每一个时期t，一阶条件都要满足：

L—ct=Nβt—ct-Nλt=0βt=λtct （16.5）

L—kt=λt［N（1-δ）+Nrt］-Nλt-1=0λt-1—λt=（1-δ）+rt （16.6）

L—Gt=λt（αANk1-αtGα-1t-1）=0Gt—Yt=α （16.7）

（16.6）式中的rt=（1-α）Ak-αtGαt，表示第t期资本的边际产出。

将（16.5）和（16.6）式联立，可以得到：

ct+1—ct=β（1-δ+rt+1） （16.8）

（16.8）式被称为欧拉方程，它代表了最优的人均消费增长率，也就是最优经济增长率。

我们最关心的是（16.7）式，它给出了最优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条件，该条件要求在每一个时期，最优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总产出的比例都要等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产出弹性α（利用（16.2）和（16.7）式，可得Gt/kt=（ANα）1/（1-α），代入rt=（1-α）Ak-αtGαt，可知资本的边际产出rt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常数。令rt=r，只要β（1-δ+r）>1，经济将出现持续的内生增长。）。

本章小结

1.经济基础设施是指永久性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和它们所提供的为居民所用和用于经济生产的服务。

2.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赖以发展的基础，然而很多基础设施项目具有规模大、周期长、回报低或风险高的特征，私人部门往往不愿从事。而且基础设施还往往具有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在使用者与非使用者之间存在广泛的溢出效应，并有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所以世界各国政府都广泛介入基础设施的生产与提供。

3.不同基础设施满足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以及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程度并不相同，政府公共提供应主要集中在农村道路、环境卫生、水利灌溉、交通信号控制等排他性程度较低或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基础设施领域。

4.私人部门介入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建设和经营主要有BOT和ppp两种模式。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迅猛，占GDp的比例不断提高，由此带动全国基础设施存量的巨大改善。

6.大量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强大的促进作用。从长远来看，一国的最优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条件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例等于其产出弹性。

复习与思考

1.政府为什么要介入基础设施领域？有哪些介入方式？

2.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呈现哪些特点？并就这些特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3.美国纽约曾经是世界公认的“脏乱差”城市，公共卫生部门的管理“衙门化”，70%以上的街区属于“肮脏街区”。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市政当局按照“报酬率”重新考虑环卫问题，他们在重新划分街区的基础上，分段公开招聘清洁公司，并请了6000多人的义务监察队伍，负责对各街道卫生状况打分，政府及时公开打分结果，并对卫生不合格的公司采取辞退、减少财政拨款等惩罚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后，纽约的街道卫生状况迅速好转，绝大多数街区变成了“清洁街区”。根据这个案例，谈谈基础设施的提供方式、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的关系。

4.假定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包括两种类型，G1和G2，它们具有不同的产出弹性，生产函数为y=Ak1-α-βGα1Gβ2，推导最优的公共支出结构，即G1/G2。

进一步阅读文献

1.世界银行.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为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2.张军等.中国为什么拥有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经济研究，2007（3）：4－19.

3.Barro，Robert J.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S103-S126.

4.普拉丹.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5.莱斯特·梭罗.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经济研究，1997（1）：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