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立国战略与贸易安全的展开

美国解除日本占领体制后，日本把国家发展战略建立在对外贸易上，即贸易立国。贸易立国战略就是以振兴出口贸易拉动经济发展，以全世界作为日本的原料和能源供应地，以全世界作为日本的商品销售市场。（注：冒洁生，费兴旺.简论日本贸易立国战略及对中国的启迪，《求是学刊》，1998年第1期。）

日本复归国际社会主要是通过加入联合国和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完成的。日本加入GATT是在1955年。这也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得以实现，使得日本能够进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自由贸易体制中。日本从这一体制中为其产品出口获得了广大的海外市场，为其贸易立国的推行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国际环境。日美贸易一直是日本贸易安全的中轴线。

根据GATT的规定以及日本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美国对于日本的进口贸易从一开始就极其开放，对于日本的一些假冒商品也不实行严格的取缔。而日本方面则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并不真正开放国内市场。这样的贸易关系能够维持，是因为日本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外汇，才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从而也为美国减轻负担。但这也导致日本成为一个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传统的国家。这样，日本的贸易规制在美国的纵容下受到强化。

日本的贸易安全是与美国的贸易安全联系在一起的。只要紧跟美国，日本的海外市场就能够得到保障，日本从海外获得能源以及其他资源，以及日本向海外出口货物的通道就能在美国军事力量保护下得以维持。战后日本的能源结构本来主要是煤炭和少量的国产石油，对于石油进口则实行严格的贸易管制。但20世纪60年代，随着波斯湾等地发现和开发了大型油田，日本也发生了能源革命，将主要能源从煤炭转换成了石油和天然气，并实行石油开放进口政策，停产了国产石油，国内煤矿也渐渐停产。（注：【日】資源エネルギー庁（资源能源厅）：《エネルギー動向》（能源动向），《エネルギー白書》（能源白皮书），【日】2006年版，第2部。）再加之日本这个时候汽车普及到家庭，进入到汽车社会，日本成为一个严重依赖海外能源贸易的资源进口国，其贸易安全开始变得脆弱了。这对于单纯以日美为中轴线的传统贸易安全构成了挑战。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为了声援巴勒斯坦，制裁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波斯湾六国，以及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相继大幅度提高原油价格，并且将美国、荷兰等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列入石油禁运国家名单。这就是第一次石油危机。它给日本的贸易安全第一次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从而导致了日本的贸易安全对策的重大转换。

日本本来的贸易安全是以日美贸易为中轴，依靠美国的原料及市场，以及对贸易通道的保障。但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终于明白了其贸易安全的最大风险是在中东。虽然日本以前并没有介入中东政治，并没有站在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任何一方，但是由于日本与美国是同盟国，阿拉伯国家准备把日本也列入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名单。日本国内也因为石油风险增大而风声鹤唳，议会制定了《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石油供给合理化法》等法律，内阁通过了《石油紧急对策纲要》。派出副首相三木武夫访问中东，表明日本不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终于将日本从准备禁运国家名单中划掉。

但这样一来，日本的贸易安全立场就不再是步步紧跟美国了。日本意识到，由于石油大幅度涨价，最大的贸易就是石油，而石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所以日本在贸易安全的海路保障上完全脱离了日美中轴，而转向中东到日本的路线。那就是从波斯湾—斯里兰卡—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日本。这条海路上的贸易安全成了日本的生命线。这条海路随时都有风险，不但是中东的巴以问题，后来发生的两伊战争、苏联海上力量进出印度洋以及围绕阿富汗问题的美苏斗争、马六甲海峡的海盗问题、越南和菲律宾的苏联和美军军事基地问题等，都成为可能威胁日本贸易安全的因素。而传统的日美贸易的海路，由于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国，也自然受到美国保护，却也安全无忧。

以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为契机，日本已经完成了经济高速度发展，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由于日本贸易立国战略已经取得很大成就，进入到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经济结构已经定型，即包括能源在内的所有工业原材料资源全部依靠进口，而通过工业制成品的出口获取外汇，实现长期稳定的贸易顺差。

支撑贸易立国的日本贸易安全有两个支点：海外资源及贸易海路的保障，以及贸易规制。海外资源及贸易海路的保障则是日本相对独立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的相关措施，而贸易规制则在20世纪70年代后的日美贸易摩擦导致的日美贸易战争中得以完善起来，形成了一整套贸易规制机制。

从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制造业已经做大，以电器、汽车、化工制品为首的“日本制造”成为世界良好品质的代名词，通过GATT自由贸易体制以及美国主导下的贸易安全环境，在全世界攻城略地，风靡世界。如果说以前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和在经济、金融、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而有着充分的自信，从而对日本的保护主义能够有所容忍的话，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及以后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已陷入滞涨怪圈，日本和欧洲共同市场的经济崛起使得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已经失去了继续纵容或容忍日本搞保护主义的理由。激烈的日美贸易摩擦发生了，严重动摇了日本的贸易安全根基。这场贸易战争因为美国施加巨大的外部压力，使得日本不得不逐步减少贸易政策的保护主义色彩，逐步将其贸易安全中的贸易规制制度从以往的单边主义转移到相互主义方面。

这场摩擦溯源于1965年发生的日美之间贸易收支逆转。日美贸易从以往的日本方面逆差变为之后持续半个世纪的日本顺差。1972年《日美纤维制品协定》签署。该协定根据日美贸易谈判中美方的要求，日本在对美出口纤维制品方面实行自主出口限制，日本的纺织品出口遭受重大打击，成为贸易安全的重大问题。紧接着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之下，日本在钢铁和彩电方面实施实质性对美国自主出口限制。

出口自主限制是出于美国方面的压力，不是在美国进口环节，而是在日本出口环节就将日本制造的产品加以阻止。美国实施该制度的法律基础是“301条款”（后来发展为“超级301条款”），即认定对美国实行不公平贸易措施的国家，将其放入黑名单，然后由美国贸易代表与黑名单的国家进行谈判，发出威胁，最后使得后者不得不实施有关措施。如果不服从，美国将会实施非常严厉的贸易制裁。这是一种单边的贸易措施，当然是违反了GATT自由贸易原则。但是这一时代的GATT并无强有力的约束机制，而且若严格按照GATT的规定，日本也有很多违反之处，所以这样的制度成为美国制约日本的法宝，从而在日本的贸易安全上从日本的保护者和纵容者的立场一下子180度转变为日本的制约者和威胁者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继续对日本施加压力，日美贸易摩擦扩大到了汽车、半导体，以及包括大米、牛肉、柑橘等在内的农产品方面。日本在汽车和半导体方面不得不实施自主出口限制，不得不部分对美国开放一些农产品市场。但是这一切仍然挡不住日本的出口攻势，到了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500亿美元。全美国上下群情激奋，从政府到舆论掀起了“敲打日本”（Japan Bashing）的风潮。

但这也不能阻挡日本产品的猛烈攻势。美国在贸易措施手段也无能为力的无奈面前，终于痛下杀手，采取了货币金融手段打压日本，即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定》（Plaza Agreement）（注：1985年9月22日，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五国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纽约广场酒店（Plaza Hotel）举行，签订了关于货币汇率安定化的《广场协定》。协定要求五国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汇率实行联合干预，实际上是对日元实行强制升值。）。这一协定实施的结果是，日元在短短一年后从235日元兑换1美元急剧升值到150日元兑换1美元。后来还进一步升值不断。这是西方五国干预的结果，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引起了日本严重的“日元升值不况”，导致国内泡沫经济，日本制造的产品出口受到严重打击。日本认识到存在着来自金融货币方面的贸易安全重大威胁，不得不改变以往单纯通过从扩大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贸易立国国策，利用日元升值和多年贸易顺差的外汇积累，大举向海外投资，以图通过日本企业在欧美投资实现日本产品的本地化，绕过贸易壁垒，减少贸易安全风险。这一转变造就了日本作为海外投资大国的地位，也宣告了多年来传统的单一贸易立国政策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