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安全相关理论

（一）亚当·斯密关于贸易安全的理论

现代经济学鼻祖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译为《国富论》）一书中，对贸易安全进行了分析。斯密认为英国之所以在18~19世纪崛起于欧洲，就在于能够大规模生产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工业品并出口到欧洲大陆的各国市场。斯密尽管反对以关税对贸易进行保护，但仍然注意到了廉价外国产品对民族工业的冲击，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如果国内制造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受到大量外国进口工业品的冲击，可能导致一国贸易不安全，这可能直接表现为人民的大量失业和生活资料的丧失，以致发生严重的社会混乱。因此，斯密主张必须“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此外，斯密还在其著作中提到了他对国防工业和贸易安全之间关系的认识，表现出了他对贸易安全问题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国防工业及相关产业，就不会有稳固的大国地位，就不会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重要手段——强大的军队。其经济利益的拓展与贸易安全的维护也就无法实现，正如斯密所言“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二）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关于贸易安全的理论

19世纪有重大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学说集中反映了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他的学说对贸易安全以及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护给予了更多的注意。李斯特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站在后起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立场，挑战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倡的自由放任的贸易政策。他通过对意大利、汉撒商业同盟、荷兰、英国、美国、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德国等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史的考查得出结论：一个国家不能在工业尚未充分发达前，就采取自由贸易的政策，如果盲目执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就会使国家的工业衰弱甚至消亡，最终导致这一国家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李斯特以英国为例说明。只有对本国的工业进行保护、扶持，待本国的幼稚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再开放市场，才能真正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确保国家的贸易安全，才能使一个国家最终富强起来。

（三）与贸易安全有关的一些重要的贸易理论

1.比较利益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一书中提出了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决定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般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益。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提供或生产某种商品，比提供或生产其他商品相对来说更加便宜或合算，那就是比较优势。按照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理论的国际分工原则，每个国家都可能在某些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只要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参与分工和贸易，贸易双方就能从分工和贸易中获得好处。

要素禀赋理论包括要素禀赋比率理论和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要素禀赋比率理论的最早创立者是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Eil Filip Heckscher），他的学生俄林（Bertil Ohlin）师承其观点，于1933年出版了《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一书，形成了完整的要素禀赋比率理论体系，故该理论体系又常被称为“赫—俄”理论或“HO”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各国国内的商品价格比率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即比较利益仍是贸易的基础；各国商品的价格比率差异是由各国的要素价格差异造成的；要素价格比率差异是由各国要素的禀赋比率差异造成的。

1948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针对“HO”理论做了进一步推论，提出：国际贸易将会导致不同国家间同质的生产要素的相对和绝对价格均等化。这种均等化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必然，这一定理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由于它是“HO”理论的引申，也被称为“HOS”理论。

简单的李嘉图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建立在两个假设之上：存在固定收益和完全竞争机制。这些传统的贸易理论忽略了与外部因素、研究开发、经济规模、知识曲线和市场发育有关的问题。此外，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静态的理论，它没有考虑比较优势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也没有考虑积极的贸易政策改变比较优势的可能性。

布鲁斯·斯科特（Bruce Scott）曾经直截了当地指出了一个问题：“首先向传统理论提出挑战的是有些国家的确显著地改变了它们的比较优势这一事实。”“事后人们才认识到，在原来的李嘉图模型中，生产布匹和生产酒的短期变化和长期发展前景截然不同。对于葡萄牙来说，短期优势来自酒的专业化生产，而长期优势则在于纺织业的成功。当时，纺织业是高增长、飞速发展的‘高技术’产业。”“总之，不管葡萄牙生产布匹的成本是否高于当时英国的成本，它都应该选择专业化地生产布匹而不是酒。”

如果要素禀赋是固定不变的，而技术是外部因素，并假定收益固定，那么，古典理论就无法解释新的比较优势的创造这一问题。除了“最佳关税”之外，传统理论没有认识到贸易政策其实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

2.战略贸易政策理论

传统经济学的缺点促使人们重新评价现存的国际贸易理论。随之出现的战略贸易政策学派，在价值转移的假设前提下，使重商主义者限制进口、鼓励出口的论点合理化了。这种新贸易理论强调，收益是不断增长的，竞争是不完全竞争，战略贸易政策学派对传统李嘉图理论的比较优势能否解释当前的国际贸易提出了质疑。专业化生产和国际贸易将增加收益，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它是在最近才被引入到市场结构模型中。

公司的技术投资，即外部因素的来源，不符合完全竞争模型，古典贸易理论不能解释模型中外部因素如技术投资。这是因为，半导体产业公司的大部分成本都是研究开发的前端投资，公司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产品的成本就越低。由于直接技术投资必须通过更低的单位生产成本得到补偿，不断扩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动态规模经济就必然会打破完全竞争的格局。最先将新产品推向市场的公司就能最先降低生产成本，于是规模经济就可以使先进入的公司以较低的价格击败迟到的竞争对手。而传统的贸易理论并没有将这一“外部因素”考虑在内。

创造外部经济效果的产业能受益于贸易保护”这一概念，是贸易政策的传统理论的一部分。但保守主义者认为，首先应该纠正国内市场的错误，因此，贸易保护不是首选政策。而新贸易理论却建议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以促进外部利益的增长。这种新模型认为应该限制进口，促进出口，将利润转移带给本国生产者。

这种新理论的主要结果就是引起了一种忧虑。有人担心，竞争对手的国家可以通过给每个产业以扶持而使其获得永久的优势。新模型对“不断增长的收益是贸易的动力”这一观点做出了更清晰准确的解释。此时国际贸易理论已经与产业组织的概念融合在一起了。

对于很多产业（如半导体、航空航天）来说，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不是例外现象而是一种必然。产业的外部性与研究开发投资有关，政府干预那些具有高度外部性的产业的行为不会损害外国竞争者的利益，这就是政府产业政策与传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区别之所在。

新贸易理论认为，与自由贸易相比，积极的政府干预更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可能会确保更高的利润，政府干预也会促进更多外部经济利益的积累。如果大规模生产和成本的大幅度下降能够形成优势，那么，即使原有公司正在获得高额利润，新进入产业的公司似乎也还是无利可图。所以，政府的补贴或保护的确有可能提高本国公司的利润，而减少外国竞争者的利润。

自由贸易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倡导者都将国民利益的最大化作为首要目标。战略性贸易政策通过牺牲外国竞争者的利益来获取本国国家优势。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一国经济中存在战略部门，这些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收益率高于其他部门。而传统经济理论则认为不存在战略部门，竞争将消除可能形成的战略部门的一切因素，只有引导资源配置的市场价格才反映了真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