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宏观财政理论

新政治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50、60年代以后有较快发展，也有人将它称为新自由主义流派。新政治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常常将自己的学说渊源上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是针对当时的封建势力及其残余影响提出的，力图证明在经济活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规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是破坏了自然规律，是有害的。而新政治经济学派所处的时代环境是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不断激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已无法稳定经济，因此，新政治经济学派是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垄断资本辩护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的衣钵。不管怎样，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市场经济是完善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有害的，应倡导实行竞争性的自由市场经济。

新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些经济学家，如坎南、格雷高里、罗宾斯、哈耶克，以及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1919-　）等。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归属于新政治经济学流的派的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布坎南的宏观财政理论和新自由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财政政策主张。

布坎南首先批判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理论。布坎南指出，凯恩斯摧毁了一直以来被遵循的财政戒律——即财政平衡准则，这在当时的经济萧条的环境下被认为是有充足理由的，凯恩斯推行的赤字预算政策成为自凯恩斯时代开始后一直实行的财政政策的基础。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暗含的前提是：政府是慈善的政府，政府灵活运用手中的宏观调节工具就可以调节经济的萧条和过热。但事实上，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按凯恩斯的宏观财政理论放弃预算平衡原则之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往往成为单向性的，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增加支出是容易做到的，但在经济过度繁荣时期想要让政府缩减支出却很难办到，这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使然。困扰西方很长时间的经济滞胀，就是凯恩斯宏观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凯恩斯主义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凯恩斯用一种一时奏效的“政策的逻辑”取代那些长期存在的规则。长期存在的财政货币戒律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戒律是基于理性的关于财政货币方面的论点，它可以抑制种族的本能，而那种种族的本能一旦冲破了戒律被释放出来，则具有很大的破坏力。凯恩斯对于政府是慈善的政府的假设，也是非常不符合现实的。对政府和政府制度研究的忽视，导致了这样重大的错误。在布坎南看来，“我们的时代面临的挑战不是经济方面的，而是制度和政治的。为此，我们应该发明一种新的政治技术和新的表现民主的方式，它们将能控制官僚主义特权阶层的蔓延、滋长。”^〔28〕

在第九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布坎南的公债理论，这里主要是展开布坎南的政策理论，当然，也会涉及公债与宏观政策的相互影响。通过对有关政府举债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布坎南的宏观财政理论。

布坎南考察了封闭国民经济中的财政政策和完全开放经济中的财政政策。在封闭型国民经济的情况下，假定只有一个政府机构。由于对流通中介的需求发生了变化，所以预期货币总收入也将发生波动，而因为工资和价格的刚性作用，这些波动预期将迅速地转化为实际收入和就业量的下降。政府有创造货币的权力但不直接控制货币供给，而是通过银行体系来加以调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理性的个人会认识到，政府可以用预算来防止社会收入的下降。因此，个人可能会授权或投票赞成在社会总收入下降的时期政府运用赤字财政政策。赤字创造被公认为是有效的一系列财政制度中的一种。对于赤字如何弥补的问题，布坎南认为个人会作出理性的反应。他将授权政府创造货币，以便在社会收入下降时来弥补现期预算账户中的赤字。如果社会收入能以稳定的速度增长，最终产品的价格也将保持稳定，那么，在一段时期内，净财政预算赤字就是合乎需要的。布坎南还设计出另一种制度结构来达到同样的目标。在新的方案下，一方面严格坚持传统意义上的预算平衡，同时允许“货币当局”实施货币政策，即在社会总收入下降时期，用新创造的货币购买公众持有的证券。但其实这两种制度结构只有表面上的不同。布坎南指出：“因为货币当局必定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严格说来，货币当局的‘预算’也应该被看作是政府预算的一部分。若承认这一点，则‘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就货币政策而言，新货币只是用于购买证券；而就财政政策而言，新货币则用于为公共商品供给提供资金。从这一观点看，财政政策看来相对地更为有效。当然，其他的考虑可能会改变这一暂时的结论。这些考虑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未偿公债负担的考虑。货币政策允许在一段时期内把公债的偿还视为公债的货币化，而财政政策则不允许这样。”^〔29〕但是，布坎南不赞成用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公债是一种不同于货币的财政制度，发行公债必然会使现期购买力从公众处转移给政府，政府为获得这一购买力承担了以后支付利息的义务，这是一种超负荷的义务，是没有资产或所有权为补偿的负担。当预算赤字的目的是增加经济中支出总流量时，布坎南指出，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显然是不合乎需要的。布坎南还认为，公债对资本的形成也是非常不利的，发行公债相当于摧毁资本的价值，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略。

布坎南接下来考察开放经济中的财政政策，这里的开放经济指一国的公民可以在各政治辖区内自由转移劳动和资本资源。他认为应该讨论“指导州——地方决策者的规范原则”，州和地方政府在促进自己的利益方面应该做些什么？地方政府是没有创造货币的权力的，那么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的创造赤字政策是否有效呢？布坎南假定地方收入下降，而支出保持不变，于是出现了预算赤字。为了弥补赤字，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这时，地方政府的支出流量将会增加，而利率则不会改变。如果债务是内在的，即地方政府是从本地得到的资金，则这种赤字创造与债务筹资相结合的模式只有微不足道的收入创造效应；如果债务是外在的，则本地消费和投资没有被汲走资金，也就是说，只有创造了外部债务时，依赖于发行公债的赤字筹资才是有效的。由于公债是要由以后的纳税人来承担的，因此就要确定现期收入的增加以现值计算是否能足以抵消未来税收义务的贴现值。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支出的增加都会有地方乘数效应。地方政府的某些债务支出留在当地，使得在以后各时期私人支出也将增长。偿债所需的未来税收的现值，可能远远低于公共服务利益现值和现期本地收入净增额，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就是合乎需要的。

布坎南还考察了开放国际经济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他认为这需要区分固定汇率下的国家财政政策和浮动汇率下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如果政府创造预算赤字并通过创新货币来弥补赤字，而总支出保持在期望的水平上，利率、物价都保持稳定，国际资本流动不发生变化，这种财政政策在这种部分开放的经济模型中就是有效的。如果政府通过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同样的目标，这时货币当局为刺激内需而购买证券，利率会下降，国际收支出现赤字，货币当局为恢复平衡不得不卖出外汇，这便抵消了当初购买国内证券的作用。这样的货币政策就是失效的。在浮动汇率条件下也可以有三种政策组合。一是政府在总支出即将下降的时候创造预算赤字，通过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这一政策使总支出保持在期望的水平上，利率、物价和汇率都没有发生变化，因而这种政策是有效的。二是政府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同样的目标。这一在固定汇率制下不成功的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制下却是成功的。三是政府创造了赤字并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销售证券提高了国内利率，这吸引了外资的流入并使汇率上升，但这会反过来阻碍出口，鼓励进口，最终国内收入和就业只受很小的影响或根本没有影响。这样的财政政策就是失败的。财政政策失败的原因在于，汇率阻隔了国内和国外资本市场，并阻止了在固定汇率制下的外国资本流入，而这些资本原本可以扩张国内货币的供给。在这里，以赤字方式来增加的财政支出流量，被汇率变化所导致的资本外流的增加给抵消了。

布坎南还指出，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70年代实行了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在七十年代的严重通货膨胀时期，拖欠了大部分的公债，公民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大打折扣，对财政政策产生了信任危机，这对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哈耶克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大力传播者（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主要著作有《通往奴役之路》、《自由秩序原理》、《致命的自负》、《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等，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市场经济有自动调节的功能，如果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银行就会自行调节信用，生产过剩的现象会逐渐地消失，经济就会从萧条转向复苏。但是如果政府进行干预的话，就会损害市场机制的功能，经济萧条过程反而会持续下去，所以政府的反危机措施有弊而无利。哈耶克一直反对凯恩斯和凯恩斯学派，他指出失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凯恩斯所说的需求不足，而是劳动的分配未能与需求的分配相适应，是“背离了均衡的价格与工资，而这些均衡的价格与工资在自由市场和稳定的货币的条件下是会自己建立起来的。”哈耶克将市场调节功能的重点放在“消费者主权”上。在他看来，只要个人能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地选择，那么从全社会来看，资源就会流向消费者最需要的部门中去，市场将调整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市场过程中每个参加者所掌握的特有信息，都将影响价格和工资的决定，……市场制度之所以具有优越性，并且只要不受政府势力的压制，市场制度为什么照例取代其他类型的制度，其根源就在于市场制度在促成资源配置上利用了比任何个人所能掌握的都更多特定情况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只是分散地存在于无数的人们中间。”^〔30〕由于充分信任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哈耶克对政府采用的财政政策必然也持反对的态度。他指出，如果政府用人为的方法——例如财政手段，来配置资源（例如创造就业机会），其结果只可能减少经济效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就是一种表现），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因为这将引起通货膨胀）^〔31〕。

哈耶克还特别反对凯恩斯提出的扩大支出、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失业的主张。他认为，通货膨胀仅可能在最初一段时间吸收失业，但最终会使失业更加严重，而且通货膨胀是一个持续和加速的过程，最后会破坏货币制度。他坚持认为决不能与通货膨胀共处：“第一，为了实现所指望的目标，这样的通货膨胀往往必须是加速度的，而加速度的通货膨胀迟早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市场经济的一切有效秩序成为不可能。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这样的通货膨胀最后必定造成比原先设想要防止的失业人数更多得多。……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我们并无选择，正如我们在吃得过饱与消化不良之间没有多少能选择一样：虽然饱食在吃的过程中可能是令人很愉快的，但消化不良将随之而来。”^〔32〕他的主张是：“与通货膨胀政策如此密切联系的‘充分就业’这个词本身应当予以抛弃，……首要的目标是稳定的货币，不是不稳定的‘充分’就业。……必须给予金融当局一些处置权，如果我们要避免严惩的清偿危机或恐慌的话。”^〔33〕

总之，“新政治经济学派”的一个特点是转向对政府制度的深入考察（见第三章）。由于更清楚地认识到政府制度的缺陷，他们不再如以前那样将政府想当然地视作是完美无缺的、慈善的政府，这就导致他们对政府实施宏观财政政策的作用产生怀疑，进而否定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有效性，主张让市场机制更多地发挥自我调节的功能。应该说，“新政治经济学派”对政府制度进行剖析的研究方法是值得肯定的，它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弥补了理论上的空白，我们以前之所以会对政府的宏观财政政策抱有过高的期望，与我们对政府制度的认识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思维定式是分不开的。而“新政治经济学派”的研究方法至少能够启发我们，在用政府的宏观财政政策去替代市场制度的作用时，我们先将两种制度的优缺点作一比较是否更为明智和科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