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财政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是货币主义流派的一个分支，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因其不少观点与弗里德曼的观点有分歧，所以常常被看作是一个新的学派。早在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穆斯（John Fraser Muth）就提出了理性预期假说，他假定人们在进行预测时将总是以自己收集到的信息为依据。但这一观点开始时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年轻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大力宣扬合理预期假说，被认为是奠定了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另两名学者萨金特（Thomas j.Sargent）和华莱士（Neil Wallace）也持相同的观点，他们三人被视为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理性预期学派猛烈地抨击凯恩斯主义，由于后来理性预期的概念逐渐被其他学派所用而不再强调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因此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又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

实际上预期不是一个新概念，瑞典学派的经济学家最早提出过预期，凯恩斯在《通论》中也专门研究过预期，并使之成为经济学术语。预期分为适应性预期和合理预期两种。适应性预期指人们逐步地修正自己对未来的看法，以适应物价的变动。由于他们掌握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因此他们根据经验或记忆来预测未来，并随时作出调整。弗里德曼在他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就引入了这种适应性预期的概念。而理性预期学派的合理预期概念则与此不同，它是指人们预先掌握了一切可以利用的信息而作出的预测。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它参照过去的所有知识并加以最有效地利用，在周密思考以后作出的预期能与有关经济理论的预测相一致。这一理性预期的假说其实与货币主义没有直接的联系，可以应用到各种经济理论上。但后来卢卡斯等将理性预期假说与货币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结合起来，才形成了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体系。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观点有：首先，他们假设每一经济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都是合理的。这包括，一方面，消费者的行为准则是换取效用的最大化，生产者的行为准则当然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另一方面，预期是完全的，即每一经济主体都使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信息，所以能够对未来作出合理的预期。即使预期有误差，这一误差也是非常微小的，基本不影响预期的正确性。其次，他们认为市场是持续出清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在完全的信息条件下进行合理预期的，这样的行为结果必然是商品供给量正好等于商品需求量，市场上不会再出现该商品的剩余，因而市场是出清的，即会出现持续的市场均衡。当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卢卡斯等人运用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和合理预期假说，认为失业率将维持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上。

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宣扬政府在经济领域里的无用论，批判凯恩斯等人的政府干预理论，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理论特色。卢卡斯在1981年发表的论文《关于使用计量经济方法进行政策评估的批判》中，就对政府的政策制定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指出，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常把人们的行为视作不变的常数，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同样是把有才智的人和企业视作“机器”一般，而不知道人们的行为会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在这样的假设下制定出来的经济政策当然不会有效了。理性预期学派指出，政府采取的各种财政金融政策，如降低税收、提高利率等，因为已经被公众合理地预期了，所以不可能影响经济：“人们认识到真理，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这样做时，他们就取消了政策所期望达到的效果。”^〔24〕卢卡斯还论证说，市场活动的参与者总是在进入市场前就已经了解了市场情况的变化，即使对当前市场只有部分的了解，只要他们一进入市场，信息也就会逐渐完善。他们还会将当前的信息和过去的信息结合起来，对政府的政策作充分地估计，而不是仓促地作出决定。菲利浦斯曲线所显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不可能存在。在货币主义者看来，在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变化后产量有可能增加，失业率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交替关系不存在，但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交替关系还是存在的。但在理性预期学派看来，人们清楚地了解货币供应量增长后的实际结果，因此一旦它发生变化，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同时变化，于是暂时的产业增加、失业率下降也不会发生^〔25〕。

理性预期学派还认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税率等，会相应地挤出私人投资，减少社会资本存量，使得人们的永久性财富减少。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位经济学家巴罗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研究，彻底否定了用预算赤字来刺激总需求的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李嘉图等价定理是指政府在筹资时，采用公债与赋税手段融资是等价的，不会影响融资的效果，当然这还需一系列假设条件才能在实践中成立。而巴罗比李嘉图更为激进。他认为在政府支出路径既定的条件下，就会产生李嘉图等价效应。因为预算赤字是通过消费、劳动供给因素等的改变来最终影响利率和产出量的，由于每个家庭已注意到政府发行公债只是改变了征税的时间，即公债是延时的纳税，并不会减少税收量，那么他们自然会对这一合理预期作出明智的反应，先把一部分钱储蓄起来以便将来纳税。这样，政府扩大的支出就被每个家庭多储蓄的部分正好抵消，政府的财政政策就是失效的。理性预期学派还提出了“叠代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该模型表示，即使政府在实行减税政策以后较长时间内不增税也不足以改变人们的担心，人们还是会认为政府的债务总是要由他们的下一代来偿还。因此他们也不敢增加消费，而是把节余下来的钱留给儿孙们，以便他们将来有钱纳税。

理性预期学派的萨詹特和华莱士则将理性预期的概念与货币主义的“自然失业率”假设结合在一起，得出了政府的反经济周期政策无效的结论。他们是这样来分析的：在物价上涨之前，由于人们已充分地考察到未来经济的变动，所以他们就先提高了货币工资率和货币利息率。当政府扩大货币供应量时，政策的预定效应已被合理的预期所抵消，失业率和经济增长就仍将维持原状。理性预期告诉我们，公众往往比政府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公众的预期也比政府的预期更加合理。无论政府有何意图，打算采取什么样的反经济周期政策，公众总是已经预测到并采取了预防性的措施，这样就会使政府的政策目标最终落空，甚至被迫放弃原有的打算。在合理预期的理论中，由于每一个市场参与主体都掌握了充分的信息，并加以最大限度地合理运用，并据此来作出预测，那么在一切经济当事人之间，如公众和政府之间、雇主和雇员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他们的关系会受理性预期的影响而作出新的调整，因为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之间都是有竞争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会对失业状况的持久化发生影响，而且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剧。因此在这样的场合，政府的反经济周期政策显然是无效的。诚如美国的一位经济学者小沃尔特·格萨迪所说：“这种理论的核心就是两个相互关联的命题。首先，人们在看到即将发生变化时就倾向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作出合理的明智的反应。其次，那些明智的反应有一种意料不到的共同效果：使得政府通过在财政上或货币上进行干预以改变经济方向的企图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到头来，事实证明，进行干预比毫无效果更坏。”^〔26〕

既然政策的干预总是无效，甚至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理性预期学派的主张自然是政府对经济越少干预越好，实行无为而治。这一主张隐含的基本假设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足够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如果不是政府的反复干预，经济基本就会稳定。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就会越高。他们还指出，政府的政策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注意政策的信誉度。小卢卡斯就曾经说过，除非政策没有意外情况，并且不去做那些会因人们有明智的预期而遭到挫败的短期调整，否则经济学界是无法如实估计这些政策的后果的。因此，应制定并公开宣布永恒不变的规则。例如，政府的货币政策应是稳定的，将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固定下来并宣布坚持不变；政府的财政政策也应是公开的，制定能使预算平衡的税率，财政收入恰好能支付政府的支出即可。总之，理性预期学派的意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私营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预测的环境。”^〔27〕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理论核心是政府经济稳定政策的无效，它是以公众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且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的经济变化为前提的。但是经验事实告诉我们，这一假设前提是很难成立的。也许有些高明之士能充分地预计未来，但对大部分人来说，信息总是不完全的，而且人们分析、判断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未来经济活动作出相对准确的预测。他们的结论也太过绝对化。只能说，由于政府所掌握的信息不可能是完全的，因此政府逆对经济风向的调节政策并不总能奏效。

理论学界对理性预期学派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有些经济学家对他们持肯定态度，有些则表示怀疑和批评，认为它只不过是凯恩斯在1936年早已提出过的论点的重新发现而已。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的方法论来做自己的分析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