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的宏观财政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在70年代后半期大致形成的一个西方经济学流派。由于受到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支持而名声大振，但在里根任期届满以前声势已衰弱，是兴起和衰弱都算是经济学说史上最快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学术界按照他们观点的不同又将其分为正统的供给学派和中间的供给学派两类，前者以拉弗、吉尔德、沃尼斯基等为代表，后者的代表人物有弗尔德斯坦、埃文斯等。

我们知道，凯恩斯面对经济萧条的局面，从调节需求的角度为资本主义经济开出了药方，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经济持续地滞胀，凯恩斯的宏观需求理论已经无法再起作用，这时，有许多经济学家就想从供给的角度来寻求解决的良方，而拉弗就是较早地提出这一设想的人。他和另一位青年经济学家保罗·罗伯茨和政府顾问尤耳一起创建了供给学派，这就是正统的供给学派的由来。而由哈佛大学教授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又被称为中间学派或温和的供给学派，他虽然承认凯恩斯经济分析方法的贡献，但认为其理论已不适于现状，主张放弃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强调供给的作用，他一度担任里根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理论，把滞胀的原因归咎于当时仍占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而重新拾起了萨伊定理。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将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忽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因素，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必然会引起供给方面的一系列负效应：“例如，对个人征税过重打击了人们的工作热情和减少了储蓄；对公司课税过重及对折旧的管制直接影响了资本盈利率，从而降低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紧缩银根或提高利率降低了投资的规模；对失业人口的补助反而助长了失业；用通货膨胀来抑制衰退的结果却是降低了经济增长率，等等。”^〔22〕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要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回到古典经济学一向重视供给的传统中去。供给学派根据萨伊定理——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理论，认为政府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刺激生产而不是刺激消费。拉弗还指出，萨伊定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更主要的是它确认了供给是实际需求能够维持的唯一源泉。因此萨伊定理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鉴于此，有人把供给学派称作是“创造性的考古学家”或“名副其实的返祖现象”。

根据以上理论，供给学派提出了自己的宏观财政政策。它同样强调财政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但显然和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有很大不同。

1.实行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是建立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的（详见第七章“税收效率理论”）。拉弗曲线表明过高的税率不仅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只会影响人们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他们猛烈抨击高额累进税制，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利润收入较低时的累进税率。在供给学派看来，降低富人的利润收入税，就能使富人增加储蓄，而储蓄将更多地转化为投资，从而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拉弗甚至还主张不要对企业的利润征税，更不用说高额的累进税制了。因为累进税制的来源很可能是企业原本用来投资的资金，现在用于投资的资金减少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经济的萎缩。因此，只有减税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减税应是永久性的：“永久性减税的目的，就是要减少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税收歧视，也就是要增加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报酬。”减税除了能刺激经济增长以外，拉弗还指出，它能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使收入平等化，减税还不会导致通货膨胀。但这样的说法似乎不具有说服力。

在20世纪60年代，主流学派经济学家也曾参与过美国政府的“肯尼迪·约翰逊减税”方案，供给学派的减税方案与此有何不同呢？他们自己辩解说，主流学派的减税方案在于刺激总需求，减税的重点在个人所得税；而供给学派的减税方案在于刺激总供给，重点放在减轻公司特别是大公司的所得税方面。事实上，这两种减税方案的确在目的和内容上存在较多差异。

2.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供给学派信奉萨伊定理，必然反对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他们看来，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出现也正是因为政府的一系列不恰当干预，如惩罚性税率的提高、货币供应量的缩减、关税大战等。而用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对付危机，使得支出不断膨胀，长期的膨胀就会消灭就业、消灭资本，耗尽私人部门的储蓄。另外，支出的扩张不能增加供给，也不会带来就业水平的上升，所谓增加就业的说法完全是对真实现象的掩盖。短期内支出确能刺激需求，但是凯恩斯主义者没有看到，它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恶果。因此，一定要减少政府的支出及其带来的经济负效应，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具体来说，要特别减少政府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减少对私人企业的各种管制措施，如环境保护、职工健康、职业安全等。

3.综合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供给学派认为政府要在减税的同时缩减政府支出，他们不关心经济周期问题，只是提出这样一种财政政策主张。对于财政赤字，他们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赤字。一种赤字是由于政府支出的过分扩张而产生的，它耗尽了私人储蓄，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另一种赤字则是暂时性的，它是由减税政策的实施所导致的，并且将随着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直至消失，这种赤字是可以忍受的。他们主张同时实行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数量的增长不应脱离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长，而应保持一致。他们把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率的大幅上升归咎于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因此，既要抑制通货膨胀又要保持经济增长就要实行减税加货币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供给学派认为他们所说的紧缩货币与货币主义者的减少市场货币流通量的含义是不同的。货币主义者减少货币流通量的办法是中央银行紧缩银根，但供给学派认为光是这样做是行不通的，因为商业银行、公司和个人都能巧妙地创造货币信用。供给学派的紧缩货币的办法是对货币实行质量控制，恢复金本位制，货币的发行数量由黄金的数量来确定，这样就可以不受政府的过多干预，从而降低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

供给学派的宏观财政理论和政策的要点在于减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们从刺激供给的角度，鼓吹减税能够使经济摆脱滞胀的局面。这样的主张有一定的道理，让人们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崇拜中清醒过来，来客观地认识经济现实并寻找解决途径。但是供给学派的理论和主张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尖刻讽刺，认为只不过是旧理论的翻版和返祖^〔23〕。供给学派理论主要的问题在于，在政府开支实际无法削减的情况下，减税又使得财政赤字更为严重，因而减税政策是维持不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