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剑桥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对财政支出做了大量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是产出、就业、价格水平的稳定并保持自由市场、国际收支平衡，而实现这些目标的工具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与贸易和汇率干预政策等。宏观经济是否稳定取决于国民收入均衡点与充分就业水平是否相一致。当国民收入均衡点小于充分就业水平时，就会出现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不一致的GNP缺口，这一缺口就是通货紧缩缺口；当国民收入均衡点大于充分就业水平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的缺口。在上述可以选择的政策工具中，政府财政政策中的政府开支政策就是可以选择的一项主要手段。政府开支是政府用于物品和劳务的支出，如购买坦克与大炮、修建水坝和公路、支付法官的年薪等。政府开支可以用来决定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相对规模，决定在GNP中多大部分用于集体消费而不是私人消费。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政府开支是总支出，是决定实际GNP短期变动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政府开支对产出有着和投资一样的影响，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都是存在的，对此他们完全同意凯恩斯学派的说法：“政府用于物品和劳务的开支（G）对产出和就业水平有着关键的影响。在凯恩斯模型中，如果G上升，由此而造成的产出水平的提高等于G的上升量乘以开支乘数的数值。因此G有可能成为经济周期中GNP变动的稳定（或不稳定）力量。”^〔29〕不仅政府的投资支出具有乘数效应的功效，政府的消费支出即政府用于支付养老金、社会救济金、社会保险金等方面的转移支出也是“强有力的支出”，同样具有乘数效应。这就是为什么在经济萧条时期要抛弃传统的节俭美德，因为古老的美德已成了经济萧条时期的罪恶。

但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并不完全赞同凯恩斯的财政支出理论，在考察了实践中的财政政策以后，他们认为：“本章第一节的简单分析结构也许会使热心的追随者相信：在财政政策中我们已经找到了哲人之石，即祈求抑制经济周期的答案。如果失业袭击我们，就简单地加一笔G或勾掉一笔T；如果通货膨胀威胁我们，削减一点G或增加一点T。在这样简单的凯恩斯乘数世界中，宏观经济管理者的生活肯定是很舒服的。20年前某些人也许相信这一点。今天，没有人坚持这种把经济周期送入历史书的幼稚的乐观观点。经济周期依然伴随着我们；财政政策没有消除它是因为两个重要原因；……财政政策的使用在实践中不像在理论中那样直截了当。然后，我们分析一下有关乘数的数量信息，以便说明，找到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剂量不是一种容易的事。”^〔30〕他们指出，这主要是因为政府的一些公共工程项目，从制定项目到实施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果衰退期是一年，然后是两年持续稳定的上升的话，那么当政府的反衰退的公共工程项目在三年后实施时，经济已转入了通货膨胀开始时期，这样，政府的开支政策就不仅没有起到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反而成为经济周期的扩大器了。政府扩大支出的公共就业项目或者是公共服务性就业工作，倒是可以迅速地开始和结束，避免了公共工程项目的缺点，但这些项目往往具有次要的重要性，而且从公共服务性就业工作转向正常工作一直是非常困难的。至于政府的福利开支计划，确实能够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增加转移支付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因为利益刚性的作用，在经济景气时期想要削减转移支出却是难上加难，因此政府在后来的衰退中，不得不比以往更谨慎地斟酌使用转移支出工具。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主张扩大政府开支，但是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计划必须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进行较长时期的规划，而不能仅仅作一种权宜之计。

新古典综合学派还批判了有关赤字会挤出投资的观点，主张打破平衡预算的陈旧论调，推行赤字预算。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推行旨在稳定经济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支出等，会使私人投资部门（以及其他对利息敏感的部门）受到影响，趋于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或使财政政策作用受到减弱。当这种现象出现时，便产生了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针对这种观点，主流学派予以反驳。萨缪尔森认为，要区分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较大的结构性赤字使得利息率对此作出反应而上升，造成挤出投资：“当由于货币市场的反作用，财政政策的效力减小时，挤出得以出现。结构性赤字的增加（由于减少税收或增加政府开支而引起的）可能导致利息率上升，从而导致较低的投资。因此，被引致出来的GNP增加量中有一部分可以随着较高的赤字挤出投资而被抵消。”^〔31〕但是，这种挤出主要是与结构性赤字而不是与周期性赤字有关。萨缪尔森指出，由衰退引起的赤字增加属于周期性赤字，因而挤出逻辑是完全不适用它的。因为经济衰退会引起货币需求的减少，利息率不会上升，还是保留在较低的水平，因而是不会造成挤出效应的：“必须首先加以强调，挤出是与结构性赤字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的，而结构性赤字又是由相机抉择的G的增加或T的削减而产生的。一般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衰退所造成的赤字会提高利息率，从而挤出投资。”^〔32〕因而，他们主张在经济衰退时要加大政府公共支出规模，实行赤字预算，以使经济尽早地复苏，而当经济复苏时，周期性的赤字也会自然而然地消失，私人投资是不会被挤出的。这一主张与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政府应履行的经济职能是相适应的。他们考察了美国过去50年中实行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包括公共支出和税收方面的政策，认为这些政策对失业、总生产、收入，以及价格水平的深刻影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当然，经济繁荣时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赤字预算了，因为繁荣并不等于充分就业，只要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就可以推行赤字预算。

萨缪尔森等新古典综合学派针对“保守主义者”担心政府公共支出不断增长的状况，指出公共选择的结果能保证民主政体的政府所支出的数量基本符合选民们的愿望。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提出了指导政府开支和赤字的两条法则：“第一，税收、开支和赤字的总的平衡应该以控制经济周期的需要为准绳，应以平衡现在和未来的消费愿望为准绳，以及以平衡私人的和公共的需要为准绳。第二，具体的政府方案应该服从于严格的成本和收益分析。这两条原则形成方案应该服从于严格的成本和收益分析。这两条原则形成关于政府的规模和构成的规范经济理论的核心。”^〔33〕

在财政支出理论领域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对于如何使公共品提供符合效率这一问题，在经过维克塞尔、林达尔的探讨之后，以后的很多年都一直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家的多大注意。直到1939年，才有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英语同行——博文再次加以研究，在林达尔已经发明的公式的基础上得到了纵向相加的公共品的社会需求曲线。此后，萨缪尔森在此方面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将公共品严密地纳入了帕累托效率条件，从而使财政理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被称为萨缪尔森模型的公共品帕累托有效配置是这样的：萨缪尔森首先假定存在应该无所不知的仲裁者，他了解所有个人的偏好。在资源、技术给定的条件下，他依据所了解的信息决定私人品和公共品组合以及公共品在各消费者之间的配置，从而形成一组最优解，第一个最优解反映了各特定消费者在这一由社会福利函数所决定的最优解或“极乐”条件下不同的福利状况。这组有效解满足于这样的条件：所有不同的个人在消费上的边际替代率等于生产上的边际转换率。这样，公共品与私人品就服从于同一个效率原则，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它们可以被视为帕累托效率的二级情形。这一公式与维克塞尔理论体系以及受益税的效率原则有什么联系呢？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产生有效解，由维克塞尔设计的投票机制、林达尔所发展的林达尔价格是符合萨缪尔森有效解的一种特殊情形，但两种方法在分配问题的处理上不同。在维克塞尔模型中货币收入的分配以及收取税收价格是必不可少的。个人的偏好由投票来确认，它与给定的货币收入分配所对应的实际需求模式相一致。在萨缪尔森模型中，收入分配和税收可以既定，但这不是必要的，因为它会使问题复杂化。由于存在一个无所不知的仲裁者，而且它的偏好为已知的条件下这个仲裁者可以得到直接解。在得出所有有效解之后，他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解决最佳分配问题。而维克塞尔，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一个给定的货币收入分配状态为起点，要使投票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既是有效率的，同时又是公正的，分配在初始时就必须是公正的。然而，当福利函数不仅仅依赖于收入分配，同时也依赖于相对价格（包括公共品的价格）时，如何才能事先决定一个公正的货币收入分配呢？只有让投票规则来决定货币收入的分配，将投票规则的决定作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因素，循环推理的问题才可以迎刃而解。这样，多重政策目标包括旨在提供公共品、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受益税以及旨在确保公平解决货币收入分配问题的税收和转让等问题，才可以用一种相互依存的形式获得解决。

萨缪尔森模型对于公共品有效配置的理论尽管比较抽象，但是它已达到了一个较完善的境地，为政府的公共品配置提供了一个效率的标准，这的确是财政学理论的一大发展。

新剑桥学派是凯恩斯主义的另一重要分支，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卡尔多和斯拉法等，他们试图对凯恩斯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和补充，反对新古典综合学派将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综合起来，认为国家干预经济不仅要实现充分就业，还要消除社会不公。他们的观点非常激进，因此被称为“凯恩斯左派”。在财政支出领域，他们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新剑桥学派认为政府的任何支出都会对私人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必须重视财政支出的作用。政府常常运用支出来作为其干预经济的有力工具。新剑桥学派也将政府支出分为消耗性支出和转让支出两类，消耗性支出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单纯消费，转移支出主要是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而作的支出。他们将财政支出作为提高就业水平的一个工具。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一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另一种是现有的生产设备不足产生的。他们关心第一种情况造成的失业。那么，如何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呢？这就需要提高投资者对未来投资收益预期的信心。在这方面，政府并非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鼓舞投资者信心，从而促进私人投资，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政府支出用于哪些方面呢？新剑桥学派认为在公共事业方面政府可以大有作为，但他们反对通过扩充军备的办法来增加就业，因为这会减少资本的积累，并将资源浪费在不利于生活的方面。在公共事业方面，政府可以重建和扩充工业，以加快工业的现代化步伐，政府还可以兴建一些对社会有益的公共工程项目。这些政府的支出都增加了固定资产投资。由于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交互作用，最终会像凯恩斯所论证的那样，国民收入的增长和就业量的增长就将数倍于政府的初始支出量。不过，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深刻认识，他们认为政府支出的必要性不能仅由有效需求不足来决定，要注意政府的支出政策不能被大垄断财团所利用。新剑桥学派还认为，在实现充分就业以前，特别是经济衰退的时候政府应该实行赤字预算政策，不过他们并不赞同凯恩斯关于提高有效需求就要实行赤字预算的观点，因为如果已实现了充分就业，再推行赤字预算就会导致通货膨胀。这时，政府只需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的支出政策。

公共支出增长的宏观模型还涉及R·A·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共同提出的发展模型。在马斯格雷夫的《经济发展的支出政策》、《拉丁美洲工业化与发展所需的财政政策》、《财政体制》中，以及罗斯托的《增长的政策与阶段》中，他们解释了公共支出增长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主要应由经济发展阶段论来解释。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经济的起飞有赖于一个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环境，如便利的交通运输、较为健全的法律制度、有一定基础的环境卫生系统、教育部门等，因此需要由政府出面加大对这方面的投资力度，为私人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所以这时期政府投资在总投资中必须占有较大的比重。进入到经济发展的中期阶段以后，作为私人投资不足的补充，政府投资还应继续。此外，由于市场缺陷的存在，也需要政府加强干预。马斯格雷夫指出，在整个经济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发展的逐步完善，政府投资占GNP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罗斯托则指出，经济进入成熟阶段以后，政府的公共支出将转移到教育、保健及福利方面，用于福利方面的政策支出将大大超过别的项目的支出，并快于GNP的增长速度。他们的这个模型是在分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应该说是一种经验实证分析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