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派的财政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在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看来，最重要的是研究国民财富如何增长，其他问题都应该围绕于此而展开。财政学已不再是孤立地研究君主或国王的收入和支出等理财问题，而是将它置于整个经济大环境中，考察它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如何更好地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在亚当·斯密以前，尽管早就有了财政思想的萌芽以及专门的财政学著作，但是囿于他们所处的经济时代，这些财政思想或者是仅涉及财政领域的某个方面，或是仅在讨论国家事务时涉及一些财政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还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自然，他们对财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无暇顾及，认识也极不全面和深入。例如，在公元前950年至公元前650年的古希腊城邦国家里，历史学家等在讨论国家事务与政治哲学等问题时常常会涉及某些财政问题^〔1〕。古代希腊著名的思想家色诺芬著有《雅典之收入》一书，较多地探讨了国家收入问题，此外，还介绍原始状态的支出和盈余处理方式，并提出了增加国家收入的方法。中世纪的西欧虽然也有过财政问题的论述，如13世纪神学家和经验哲学家托马斯·阿魁奈（Thomes Aquinas）就曾对税收与国王主权问题发表过见解，他说财政收入只应以王室收入为主，而税收只是临时性收入的手段。阿魁奈并没有有价值的财政思想的产生。仔细阅读当时研究西欧封建国家财政的有关著作，可以发现它们几乎是等同于王室的私人财务部门。与其说它们是公共财政，确切地说它们更像是私人财务学。因此在当时的背景和研究氛围下，还不可能产生公共财政的思想。随着自然经济逐渐地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财政学才逐步摆脱了家计财政的性质，并且税收、公债等的产生也使财政慢慢有了公共财政的性质。意大利是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早萌芽地，意大利的军人和政治家卡拉法就曾认真地探讨过公共支出问题和财政收入问题。他指出国王的财富要达到丰裕，必须以其臣民财富的丰裕为基础。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他已模糊地认识到财政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这一问题。这时期的法国哲学家让·博丹（Jean Bodin, 1530—1596）在其名著《国家六论》中也谈到了国家财政问题。他仅就收入的手段、怎样合理使用收入来谈财政，并没有论述财政的必然性和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因此，虽然他从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也没有逃脱家计财政的影子。威廉·配第于1662年出版的《赋税论》被认为是较早涉及公共财政问题的英语专著，他从公共的角度讨论财政支出和筹集公共经费的方式问题，使之被称为财政学的理论，探讨问题的高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有着较快的发展是有很大关系的。随着英国国家支出、税收和公债的不断增长，讨论这些问题的小册子、论文大量涌现，但它们基本上仅就财政问题进行分析，而几乎不考虑财政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问题。17、18世纪德意志人将对国王财务问题的研究演变成“官房学”，“官房学”成为研究管理国王事务所需各种知识的一门学问。他们将财政视为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已开始涉及财政与国家经济的一般关系。而后，法国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于1758年发表了《经济表》一书，书中也谈到一些税收和支出问题，这时候已经能够将基本的财政问题与其经济思想联系起来，用统一的原则来考察。例如，与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思想相一致，魁奈提出要压缩政府开支：“以为一切既任人民以自由，则国家职权，可以缩小。而支出自然减省。”^〔2〕尽管这样，他还是不能系统地、全面地认识财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总之，随着封建经济逐步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西方国家或君主的收入也以王室收入为主转向以税收收入为主。与这种经济上的巨大变革相适应，原来以研究王室收入与支出为特征的家计财政也发生了转变，开始逐渐地从更为宽广的公共的角度来研究国家财政问题，研究财政如何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这种倾向越到后来越明显。而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则系统地、全面地从财政如何促进资本主义国家国民财富的增长的角度来阐述财政与经济发展问题，标志着财政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诞生。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经济巨大变革的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英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仍然阻碍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业革命也尚未完成，这时候的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要求的是更多的新鲜空气和更自由的发展空间，可以说，经济实践的发展要求寻得理论上的支持，而这时斯密的《国富论》应运而生，为资本主义经济自由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理论依据。与此同时诞生的财政学已经不是孤立地研究财政问题，而将财政置于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是因为关于财政与资本和市场自由发展的关系、财政怎样很好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等问题，财政学家已经没有办法回避。对于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之间的分野，第一次鲜明地凸现在财政学家的面前。财政的公共性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以前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而斯密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指出，财政并不是孤立的，孤立地研究财政问题将使财政学走入死胡同，他从财政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角度，将公共财政实践活动加以总结和升华，使之理论化、系统化。这一理论因其科学性且能很好地指导当时的政府财政收支活动，使之严格地遵循“公共性”的要求来进行，促进了资本和市场的自由发展。以此为标志，西方财政及其理论摆脱了原先的狭隘研究范围，转到了更为宽广的公共财政理论上来，从而研究财政与市场经济如何相互适应并共同发展。

亚当·斯密在总结前人经济思想和财政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对财政问题的一系列看法。他始终围绕着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来展开论述，从财政存在的必要性、政府制度的运行范围、财政的目标、财政的支出与收入，一直到公债理论，无不按照经济发展的要求来规范财政理论和实践。

对于财政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亚当·斯密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到市场经济在某些方面的不完全性，因而不得不需要政府承担起必要的职责。因此，在斯密看来，财政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才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的。这种财政必要性的观点无疑比他的前人更高明，也更有说服力。斯密同时指出，财政只能是为“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活动，这也说明了财政的存在必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以促进社会的利益、经济的发展为己任。正是基于这种对财政存在必要性的认识，才有斯密对其他财政问题的看法。

对于政府制度的运行范围，斯密将其严格地限定在三项职责当中，即保护社会不受外国侵略、保护社会成员不受欺凌、提供某些公共机构和工程。这些职责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全性而无法自动提供，但又是为一个社会所必需的，所以要由政府承担。在斯密看来，政府只能承担这三项职责，而不能对经济的其他方面进行干预，否则会破坏经济的自由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对于财政目标，斯密将它统一于政治经济学的目标之中：“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3〕这就表明财政的目标必须服从于经济富裕和发展的目标。

对于财政支出，斯密从限制公共部门规模的角度出发，制定了政府支出的最小限度基准，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来归纳各类公共支出。对于财政收入，斯密研究最为详细的是税收，其他收入如王室收入已降为极次要的地位。他所讨论的征税的四大原则都要服从经济的效率和公平目标。至于公债，斯密讨论的重点也在于怎样才能使公债不对一国资本积累、财富的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这些论述，都体现了斯密要使政府部门规模尽可能小，从而将更多的资源用于生产性劳动上的思想，因为只有生产性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在斯密看来，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生产性劳动在全部劳动中所占的比例；二是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而生产劳动还依存于资本积累的数量。在斯密的增长理论结构中，资本量被认为是上一年收获的谷物中用于雇佣生产劳动者的一定量的谷物，以谷物形式存在的工资基金就是资本的唯一形态。如果谷物产量中用于雇佣生产劳动者的比例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或工资越低，那么经济的增长率就越高。

总之，亚当·斯密已经将财政学和经济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使财政学的研究和探讨都服从于国民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亚当·斯密以后的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如萨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尽管也都对各种财政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有见地的思想，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亚当·斯密奠定的基本框架下进行思考的，对财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深度并没有超越亚当·斯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经济发展前景，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必定会以停滞和下降而告终，这种悲观的思想构成了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他们的主要论点是：（1）一国的人口是在仅仅足够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上进行调整的；（2）在技术和自然资源（土地）不变的条件下，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口的增长将使人均收入越来越少。图11.1是生存理论与收益递减图，它充分地体现了古典经济增长论。图中，横轴表示人口，纵轴表示人均实际生活水平，曲线L代表在资源不变的条件下维持一定数量人口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可以认为是代表人均产量的平均生产曲线，它是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将越来越多的人聚集于一定数量土地上的结果。L的最高点在Y，随后下降，表明报酬递减规律在发生着作用。在此情况下，最理想的人口数应是N，此时的生活水平为NY。图中ST表示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如果人口数为M，则这些人口仅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这样的人口规模被称为均衡规模，此时的生活水平为MR。当人口数大于M时，则会发生实际生活水平低于生存水平的情况，那么人口就会减少，人均收入上升；如果人口数小于M，则实际生活水平会高于生存水平，那么人口会增加，直到人均收入下降到仅够维持生存水平，于是人口便又恢复到均衡位置M。由于这种仅够维持生存的生活水平是一种长期均衡趋势，因此人类的未来永没有改善的希望。即使发现了新自然资源，或是新的生产技术得以应用，最多只能暂时使平均产品曲线从L升至L′，人均收入从MR升至MR′，但新增的人口使人口均衡规模移至K后，人们又会回到KT（KT＝MR）的生活水平。这就意味着新资源和技术只能暂时使人们得到好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旦人口调整至新的规模后，大家又回到从前的生活中去。

图11.1　生存理论与收益递减图

幸运的是，现实中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这一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已被经济现实所彻底否定。新资源的开发利用、技术进步的作用等都使得图中的平均生产曲线在一定时期内快速朝上移动，足以抵消报酬递减和生存均衡这两种趋势。技术进步和新资源的开发利用都已成为一国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