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公债理论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继承和发展了凯恩斯的理论，主张不仅在经济衰退时推行赤字财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推行赤字财政，而公债就是其政策主张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萨缪尔森认为，公债是国家执行补偿性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的有力武器，他说“如果像某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我们处于‘长期停滞’，私人储蓄与投资常常造成通货收缩的缺口，那么，只有使公债长期增加才能维持稳定的高度就业。”“大量的公债给‘联邦’提供大面积的回旋余地来从事大规模的公开市场业务，以便稳定经济。”^〔11〕

萨缪尔森从分析美国公债规模的现状和债务负担入手，批驳了两种错误的观点。其一是，“政府怎么能够继续不断地造成债务的增长呢？如果个人与家庭背负债务，那他们将很快尝到困难的滋味”；其二是，“保守主义者为什么抱怨公债的规模呢？在战后时期私人债务的增长比公债快得多，而你并没有听到有关私人债务增长的抱怨。所有的信用都牵涉到债务。信用的金字塔可以被称为债务的金字塔。如果人们要想持有流动资产，那么另外的人或机构便必然具有负债——过于拘谨，必定遭殃。”萨缪尔森指出，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人以私人情况推之以整个社会，因而犯下了合成推理的错误。在萨缪尔森看来，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公债虽然也有一些实质性负担，但它毕竟与私人债务构成的沉重负担不同，而且也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不能灵活地运用公债政策来为经济发展服务了。他说过：“持有公债使得一般人感到较为富有。不论后果是好是坏，它会提高人们的消费倾向曲线。对于一个运转失常的经济制度，这会增加消费和投资，从而有助于减少失业。”^〔12〕

萨缪尔森指出，要了解公债所造成的实际问题，就应区分外债和内债的负担。外部的即欠外国人的债务涉及从这个国家的人民所能得到的物品和劳务中纯粹减掉一些东西，将之送到国外去支付债务的利息，从而减少了本国的国民收入，因而是一种真正的负担。而内部的债务是政府欠本国公民的，则另当别论。内债与外债所涉及的问题是不相同的，如效率损失、资本替代率、债务对个人情绪和私人投资的影响，以及代际财富转移分配是否均匀等。当政府募集公债用于投资，增加了资本品的总量时，这种公债就不会造成负担。但是当公债不是用于投资时，它还是有可能造成负担的。萨缪尔森并不一味轻视内债的负担，认为不应以“我们所欠的全部是我们自己的债”为理由而轻率地忽视这种负担：“一代人把负担加给下一代人的主要方式是耗费掉国家现有的资本品的总量，而不对资本品增添通常的投资。”^〔13〕在总结公债的负担问题时，萨缪尔森这样说道：“公债并没有把重担加于一个国家，就像该国公民被迫背负重石那样。就我们由国外借钱用于消费而将子孙后代对这种外债还本付息作抵押的限度来说，我们的确在子孙后代身上加上了纯粹的负担。我们的后辈确实会发现他们能够加以消费的东西被减少。我们把一笔内债传给子孙后代而不改变资本存量的应有的数值；就此而言，会有各种内部影响。向彼得征税而付钱给葆拉，或者向葆拉征税而付钱给彼得的做法有着一定量的代价：这些做法包含着对于生产和效率的各种扭曲；但是却不应该将它与实际地将物品运往国外相混淆。”^〔14〕

依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政府债务或赤字的扩大意味着政府支出的上升，这使得总需求扩大。对此，货币市场中对货币的交易需求扩大。如果货币的供给量不变，利息率将上升，上升的利率将会导致投资的减少。财政政策通过货币市场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影响趋于抵消财政政策的作用，被萨缪尔森称为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萨缪尔森认为，挤出主要与结构性赤字而不是周期性赤字的影响有关系，衰退所造成的赤字一般不会提高利率，从而不会挤出投资。甚至相反，当经济处于衰退时，投资实际上可能会被较大的赤字所促进。就挤出的程度而言，在短期中挤出很少，在长期中则可能相当高。这取决于经济周期的状况。在经济繁荣时期，挤出甚至具有破坏性。萨缪尔森指责道，财政的投资挤出效应为联邦中央银行的固定货币供给增长政策所强化。在这种货币主义者所主张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任何一种财政促进作用在2年之内便有一半被挤出，在3—4年内则全部被挤出。

萨缪尔森又分析了公债所造成的资本替代问题。他指出，大量公债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公债代替了一国财产存量中的资本而引起的。资产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政府债券，另一类是那些最终代表对私人有形资本、土地和类似项目的所有权的资产。随着政府债务的增加，人们对其他资产的持有量必然会减少，也就是说，私人资本可以被政府债务所取代。但是，这种代替可能是部分的代替，所代替的确切的数量将取决于生产情况和家庭的储蓄行为。由于厂商的投资、生产与家庭储蓄行为受到利率影响的程度不同，造成公债的增加引起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对资本的竞争，利率上升，并使经济产出量减少。至于公债的替代效应实际上到底有多大，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者并不具有关于替代效应的确切知识，至少在目前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萨缪尔森还指出，人们对债务所持的态度包含大量的感情成分，这是不得不加以注意的。当债务增加引起人们的恐慌时，即使债务增加还在人们的承受能力之内，但情绪上的悲观主义导致将来实际利率上升带来的负效应更为严重。如美国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赤字的担忧是早期赤字膨胀的结果，这种担忧影响了经济。人们合乎理性地或非理性地预期未来的巨额赤字，促使未来的利息率上升。而悲观主义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高实际利率起促进作用。

总之，萨缪尔森虽然认为应考虑公债的真正负担，如外债、税收所造成的效率损失和资本替代等问题，但是不必过于夸大这些负面效应，“国家失去偿还能力或金融崩溃的幽灵对于80年代的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15〕萨缪尔森对政府利用公债来调控宏观经济是表示赞同和支持的，这种积极的态度对美国当时的财政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