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综合学派

“新古典综合”的产生及含义

凯恩斯《通论》的理论体系经过他的早期支持者希克斯、汉森等人的解释、订正、修补和延伸以后，逐渐形成了凯恩斯学派的理论体系。不过希克斯（J．R．Hicks）和汉森（A．Hansen，1887—1975）等人基于他们的立场和素养，在解释和校正凯恩斯理论的同时，并未抛弃以马歇尔和瓦尔拉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有时曾将两者进行对比，甚至把两者沟通起来。例如，希克斯在他1937年发表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这一重要文献中，用三个方程式^[1]和IS－LM曲线概括了凯恩斯的理论。在目前，IS－LM曲线已成为表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一般均衡的标准模式，并广泛地应用于宏观经济学中。但是，希克斯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却在于说明他所看到的《通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凯恩斯的三个方程式不过是向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跨回了一大步，以致他的理论很难与经过修订的和在限定范围内的马歇尔理论相区别。从以上情况看，希克斯的《凯恩斯先生和“古典学派”》一文是进行新古典综合的开始。它把凯恩斯理论综合为宏观一般均衡理论并且把它和新古典理论联系起来。

萨缪尔森（P．Samuelson，1915—2009）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将整个凯恩斯理论和新古典理论结合在一起，首创“新古典综合”一词来概括这种结合。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第5版（1961）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正式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以说明该理论体系的特色。所谓“新古典综合”，实际上是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这一综合的核心思想是：只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使经济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而趋于稳定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则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均衡价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将再度适用。因此，新古典综合的特色，就在于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同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结合为一体，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萨缪尔森指出，只要适当地实行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使我们的混合经济不会过分地繁荣与萧条，能够达到健全的前进的成长。只要能够理解这一点，那么对于建立微观经济学的古典学派原则，认为它缺乏现实性和正确性的论点，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趋于消失。总之，可以认为，只要政府积极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那么，是完全能够填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的。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J．Blanchard）断定：“与老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的综合并不认为在自由放任的条件下充分就业会出现。但是它却相信，通过适当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早期古典主义的真理就仍然会恢复它的合理性。”^[2]在《经济学》第6版（1964）中，萨缪尔森进一步解释：“新古典综合”就是“总收入决定理论的要素与早先的相对价格和微观经济的经典理论相结合”^[3]，即以政府的“需求管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为重点，又需补充以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供求的自发调节的作用。所以，有经济学者断言，“新古典综合”就是在瓦尔拉斯的困境中结合凯恩斯而产生的，解决的方案是，当瓦尔拉斯定律（在均衡中，超额供求之总和等于零）似乎不产生充分就业时，那就加入少许凯恩斯的财政货币政策，直到这个定律生效为止。萨缪尔森自己申明，他能“尊崇两位大师”：“星期一、三、五，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而星期二、四、六，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4]。这形象地表明了“新古典综合”的实质。

除了希克斯和萨缪尔森提出的两种综合以外，托宾提出了第三种意义的综合，即政策上的综合。我们知道，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一般都认为财政政策是缓和危机、减少失业的最有力的工具，而主张市场调节的新古典学派则始终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托宾指出：“我们坚持‘新古典综合’，强调货币成分和财政成分可以按照不同比例结合在一起，以达到所要求达到的宏观经济效果。”^[5]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古典综合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派在理论上的结合，又是两者在政策上的结合。

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相继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即所谓“滞胀”，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受到各方面的抨击，因此，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第8版（1970）中就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简称“主流经济学”）取代原先的“新古典综合”这一术语来表明他的《经济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1985年，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W．D．Nordhaus，1941—　）合作，出版了《经济学》第12版，他们把这本书的理论体系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他们宣称，在这版《经济学》中，“我们引入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作为理解价格和国民产值的总量变动的核心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现在都用这些新的工具加以分析。因此，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凯恩斯主义、古典学派、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以及现代宏观主流经济学——综合在一起”^[6]。1992年，他们两人合著的《经济学》第14版问世，这版书的内容又进一步作了重大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方面：一是“微观开端”，即将微观经济学置于宏观经济学的前面；二是“市场再发现”，即以此作为一个主题，阐明“遍及世界的各个国家正发现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工具的力量”。除此而外，这版《经济学》教科书还强调了开放经济的考察和研究；强调了博弈论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性；强调了历史和政策，利用经验证据来阐明经济理论；重新注意到形成长期经济增长的力量，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根源，新技术知识的产生，从而把经济增长理论结合到宏观经济学中，作为总供给和潜在产出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基础^[7]。

由此可见，以萨缪尔森为代表所提出的“新古典综合”是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和发展的。而“新古典综合”也经历了由“原始的综合”到“成熟的综合”的演变。

“混合经济”模型

新古典综合学派继承了凯恩斯和汉森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的理论观点，以“混合经济”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分析的制度前提。

凯恩斯在《通论》第二十四章中曾说过，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实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机能，“让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8]。这是关于“混合经济”论点的最初由来。汉森在他1941年发表的《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混合经济”的含义。他指出，从19世纪末期以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私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着“社会化”的公共经济，因而成了“公私混合经济”。汉森认为，必须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这种“混合经济”，即生产领域的“公私混合经济”（如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并存）和收入与消费方面的“公私混合经济”（如公共卫生、社会安全和福利开支与私人收入和消费的并存）。根据汉森的看法，无论是在美国或西欧，都存在着从个人主义的经济向以社会福利为重点的“公私混合经济”过渡的趋势。

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一书中也用专门的篇幅来阐述“混合经济”，认为“混合经济”就是国家机构和私人机构共同对经济实施控制，也就是政府和私人企业并存，垄断与竞争并存的混合经济制度。萨缪尔森认为，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事实是：现代混合经济国家的人民都要求他们的代议制政府采取各种经济政策，来维持高额的就业数量、旺盛的经济增长和稳定的物价水平。可见，“混合经济”的特点，就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根据情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以熨平经济波动，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

从经济理论分析的特征来看，新古典综合派对“混合经济”运行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出发点，是标准凯恩斯理论中的收入—支出模型。根据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理论，一国一定时期的国民收入（Y）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加以考察：从供给角度看，国民收入等于消费（C）和储蓄（S）之和；从需求角度看，国民收入等于用于消费的支出（C）和用于投资的支出（I）的总和。如果社会经济中总收入等于总支出，即C＋S＝Y＝C＋I，或者，投资等于储蓄，即I＝S，则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达到均衡。如果由C＋I所决定的国民收入（Y）之值小于潜在的国民收入（即实现充分就业会有的国民收入），就表现为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失业。反之，假如总需求超过了按固定不变的价格计算的潜在国民收入，就将出现凯恩斯在其物价理论中所说的由于过度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

为了避免经济生活中常常出现的过度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新古典综合派根据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思想，在收入—支出模型中引进了政府税收（T）和政府支出（G）两个因素，建立了一个所谓“三部门经济”模型。这样，国民收入从收入（或供给）角度看，Y＝C＋S＋T；从支出（或需求）角度看，Y＝C＋I＋G。因而，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均衡条件下，“三部门经济”的收入—支出模型可表示为：C＋I＋G＝C＋S＋T。

由于在模型中引进了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因素，就可以通过政府的活动来调节社会经济中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关系：（1）如果出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通货膨胀局面，政府可以采取减少财政开支，或者增加税收，或者双管齐下的经济政策，来抑制总需求，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达到充分就业均衡；（2）如果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即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政府可以采取增加财政开支，或者减少税收，或者双管齐下的经济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使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实现充分就业均衡。

“收入—支出模型”的分析表明，萨缪尔森基本承袭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学说，以国民收入水平的决定为研究对象，把追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均衡当作基本分析方法，依靠国家干预来维持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但是，上述分析还没有完全概括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如果要在国民收入决定的分析中包括凯恩斯以流动偏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货币利息理论，就必须采用“希克斯—汉森模型”。

IS-LM一般均衡模型

IS-LM模型最先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后来又经过美国经济学家汉森的补充发挥，使它成为极其流行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因此，该模型又称作“希克斯—汉森模型”。它在新古典综合的收入—支出分析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希克斯根据凯恩斯的理论体系推导出了IS曲线和LM曲线。IS曲线上的每一点代表与某一给定的利息率相应的投资和储蓄相等的国民收入水平，它反映了商品市场上总需求与总供给一致时，国民收入水平与利息率之间的反方向变化关系。LM曲线表示的是在货币供给量给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与利息率之间的同方向变化关系。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表示社会经济活动中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时的国民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值。IS-LM分析所采用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所说明的却是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它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新古典的“一般均衡理论”结合的产物。这一结合的产物有别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因为后者着重宏观经济的需求分析，强调以财政政策为重点的需求管理；新古典综合派则通过IS-LM分析说明了宏观货币政策作为财政政策补充手段的重要性，强调政府应同时采取刺激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和增加货币供给的货币政策，以便能够通过利息率的中介作用，刺激国民收入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

希克斯将IS曲线和LM曲线放在一个图式中，形成有关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个模型表明在凯恩斯理论体系中，利息率和收入水平之间是相互同时确定的，表明经济中的商品领域和货币领域是通过利息率联系在一起的。

在图15-1中，IS曲线和LM曲线相交于E点，E点代表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状态。相应于E点的利息率ie是均衡利息率，Ye是均衡的收入水平。这一均衡状态表明，当计划的储蓄等于计划的投资、货币需求等于外生的货币供给时，相应于这种均衡状态的利息率和收入水平的组合是一般均衡的组合。当经济体系实现一般均衡时，收入水平就没有发生变化的趋势。

图15-1　IS-LM模型

当商品领域和货币领域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后，如果IS曲线或LM曲线中的任何一条发生移动，收入和利息率的均衡水平就会发生变化，据此，可以分析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希克斯还指出，IS-LM模型可类比于供求曲线，他说，收入和利息率同时决定于LM曲线和IS曲线的交点。它们是同时决定的，正像现代供求理论中价格和产量的同时决定一样。这样，他把凯恩斯体系和边际学派理论相提并论，认为就这方面来说，凯恩斯的创新和边际学派学者们的创新确实是非常相似的。

IS-LM模型与劳动市场

从理论结构上看，新古典综合派不但考虑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状态，而且同时考虑劳动市场的均衡状态，即在凯恩斯IS-LM一般均衡模型中，嫁接一个古典的劳动市场模型。明斯基（Hyman P．Minsky，1919— 1996）指出，IS－LM体系和劳动市场的结合自然发展为新古典综合。这句话的含义是，IS-LM模型加进劳动市场机制以后，就会得出新古典的原来结论，即通过市场的调节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凯恩斯小于充分就业的理论体系只能是新古典理论中的一个特例。

为了引入劳动市场，新古典综合学派首先建立了总生产函数。在资本存量、自然资源和技术水平一定情况下，劳动力就成为决定产量的基本因素。设劳动就业量为N，产量为Y，则总生产函数为

Y＝f（N）

总生产函数的特点是，由于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产量随着劳动雇用量的增加而增加，但增加到一定程度则其增加率逐渐下降，以曲线表示的总生产函数如图15-2（c）所示。

在完全竞争情况下，当每家厂商雇用的劳动量都达到它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其边际成本，即等于工资率时，劳动的雇用量达到均衡状态，厂商获得最大利润。这时

ΔYP＝ΔNw

式中，ΔY是增加的产量，P是一般价格水平，ΔN是增加的劳动量（工人），w是货币工资率。该方程式可以重新排列为

ΔY／ΔN＝w／P

式中，w／P是实际工资率，ΔY／ΔN是劳动的边际产量。上式表明各厂商处于均衡状态和实现最大利润时，实际工资必然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凯恩斯在《通论》的第二章中肯定了这个命题，它的含义为劳动需求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因此，劳动总需求曲线可以表示为

Nd＝f（w／P）

在劳动供给方面，新古典综合论中的劳动总供给曲线是经典式的，即劳动总供给也是实际工资的函数，它与实际工资同方向变动，而劳动需求与实际工资成反方向的变动。设劳动供给为Ns，则有

Ns＝f（w／P）

凯恩斯在《通论》第二章第二节中，对这种经典式的劳动供给概念提出了非难，认为在劳动市场上工人的实际行为不足以证明劳动供给是随实际工资的涨跌而增减。但是，新古典综合论者仍旧采用了这种经典式的劳动供给概念。

在工资和价格可变情况下，劳动需求曲线Nd和劳动供给曲线Ns的交点确定了均衡就业量和实际工资率，如图15-2（d）所示。将工资和价格可变情况下的经典式的劳动市场和以IS曲线和LM曲线表示的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结合起来，求得这三种市场的一般均衡。图15-2表示了这三种市场达于一般均衡的过程。

先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情况进行分析。假定一国经济的初始均衡状态，如15-2图（b）中所示，以IS和LM的交点表示。在这种均衡状态下，人们需要的总产量为Y1。通过图15-2（a）的45°转换线，可以确定厂商为满足这项总需求，根据图15-2（c）中的总生产函数的具体情况，将雇用N1数量的劳动力。

根据新古典的观点，从劳动的需求曲线Nd来分析，总产量水平为Y1时，实际工资率为（w／P）1。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厂商可获取最大利润。同时，也表明这时的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图15-2　工资和价格可变情况下的充分就业均衡

图15-2（d）表明，劳动的供给也决定于实际工资。但在实际工资水平为（w／P）1时，有失业存在，其数量为N2－N1。这时，通过劳动市场中的竞争，促使货币工资率下降，从而实际工资率也随之下降。劳动就业将会增加，导致总供给的扩大。由于总需求无变化，因此商品供给大于需求，价格水平下降。价格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实际货币M／P供应量增加，LM1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使总需求逐渐增加到和总供给相一致。

但从另一方面看，物价水平的下降意味着实际工资率上升，整个经济体系回到劳动供给过剩的状态，因此调整行动还要继续下去。经过几轮的调整，当价格下降到使LM1曲线移到LM2，工资率下降到（w／P）e时达于均衡状态。在这个水平上，劳动领域和商品领域以及货币领域同时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这时就业量为Ne，总产量为Ye，没有非自愿失业存在，达到了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

本来，按照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在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除非政府进行干预活动，否则市场经济本身不可能自行调整到充分就业水平。但是，引进了价格和工资率可变的假定后，新古典综合论者表明，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就有可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可见，新古典综合论与凯恩斯理论有了背离。

标准的凯恩斯经济学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萧条和失业，过度需求产生通货膨胀。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存在着闲置的生产资源和劳动力，则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所采用的增加财政支出和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其主要效应是使生产进一步扩大，不会导致物价大幅度上升，物价只会在生产扩大的过程中随着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而逐渐缓慢上升。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旦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已得到充分利用，产量无法进一步扩大，此时继续增加货币供应量刺激有效需求，就会引起物价同比例上涨，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这种认为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强制流通的纸币和信用货币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以货币代表的社会总需求）超过了按现行价格可以得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的理论，被称为“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理论。按照这一理论，需求过度和需求不足是不可能在经济生活中同时发生的，所以通货膨胀与失业也不可能同时并发。

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西方各国出现了一种“需求拉动论”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一方面失业人数较以前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物价也温和地持续上涨。为了解释这一经济现象，力求使得经济既能保证充分就业，又能维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新古典综合派便将“菲利普斯曲线”引入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中。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这一曲线分析有助于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作出权衡选择。

在菲利普斯之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就已用“成本推进论”来解释失业与物价水平上涨并存的现象，即认为，物价水平上涨是由于生产成本（特别是工资水平）的上升造成的。工会要求提高工资水平，引起生产成本上升，物价水平上涨，由于这种物价上涨是由供给一方的成本上升引起的，所以抑制货币总需求并不能阻止物价上升，而只会导致企业减少雇佣劳动力，失业人数相应增加。美国经济学家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1900—1995）就说过：“有组织的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这就促成了一种趋势，要走向长期的、断续的或不断的，迂回的或急促的通货膨胀。”^[9]

1958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菲利普斯（Alban Phillips，1914—1975）在《经济学报》上发表了《1861—1957年英国的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指出货币工资率与失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互相替代的逆向变化关系。他根据英国1861—1957年的统计资料，利用数理统计方法估算出一条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的依存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表明，货币工资变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此长彼消的互相替换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就变得较高；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率的增长就变得较低，甚至成为负数。菲利普斯根据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在英国，要是能保持5%的失业率，货币工资水平就会稳定；而如果保持2．5%的失业率，货币工资增长率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

图15-3　菲利普斯曲线

菲利普斯曲线提出后，新古典综合派很快将它纳入了自己的基本理论框架，运用它来解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两者之间也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反方向变动关系，只要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或物价水平上涨。从图15-3可以看出，两个纵坐标分别代表通货膨胀率和工资变化率，横坐标代表失业率，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表明，失业率较高时，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低；失业率较低时，工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较高。

新古典综合派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提出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政策来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在失业率、工资变动率和通货膨胀率三者间进行选择。例如，找出通货膨胀的“关键点”（超过该点通货膨胀将无法控制）和失业率的“关键点”（低于该点工资增长率就会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而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社会经济可以接受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率的组合。

20世纪60年代末期，特别是到了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在不断增高，最终酿成了“滞胀”的局面。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的并发症，使得菲利普斯曲线的位置大幅度地向右上方移动，菲利普斯曲线已不能成为政府实行需求管理的菜单选择了。当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们认识到靠标准的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需求分析和菲利普斯曲线已经无法解释“滞胀”问题时提出，必须运用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理论来补充宏观经济理论，对70年代的现实经济问题作出新的解释。

海勒（Walter Heller，1915—1987）认为，个别生产部门供给异常以及价格变化，是引起滞胀的主要原因。例如，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石油危机——石油供给严重短缺和石油价格猛涨——推动了各国通货膨胀日益严重，但是通货膨胀不但没有促使有关部门的生产扩大从而有助于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使一些与石油有关的生产部门因成本上升过高而使产品销路锐减，结果生产萎缩，失业增加，导致经济陷入了停滞膨胀的困境。海勒指出，“1973—1974年的通货膨胀有一半以上要归因于粮食—燃料价格膨胀”，“正是食品、燃料和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地急剧上涨——伴随着工资和物价向下的刚性——构成揭开当前的停滞膨胀毛病的秘密的线索”^[10]。

萨缪尔森则从另一角度来解释“滞涨”，指出，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中，政府在财政支出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不是用于公共工程的支出，而是用于各种福利支出。这种财政支出的结构，不利于刺激生产扩张和供给增加。福利支出，像失业津贴之类的政府转移支付并没有使接受者提供相应的劳务和商品，只是弥补了失业者的家庭收入，使得失业者不急于寻找工作。因此，财政支出结构中福利支出的比重不断地增加，一方面增加了人们的收入，使经济在萧条时期物价不下跌，甚至促使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又无助于尽快消除失业，从而形成滞胀。他认为：“当前世界性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混合经济的本身性质，而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正是混合经济。”^[11]由于混合经济中国家大量的福利开支，使得“这一制度即使发生了经济停滞的情形，失业也不会像在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那样产生压低物价水平的力量”^[12]。

托宾（James Tobin，1918—2002）对“滞胀”的解释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派对“滞胀”理论的“新成就”，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理论方面的一个“突破”。托宾指出，劳动市场上过度供给采取失业的形式，过度需求却未能填补的工作空位的形式。不论什么时候，劳动市场在过度的供求中广泛地变化着，因此整个看来，经济就显示了既有空位又有失业。

托宾断定，在任何一个劳动市场上，货币工资增长率是两种成分的总和，即均衡成分和失衡成分。均衡指劳动市场上既无过度需求，又无过度供给，即劳动市场处于既无空位又无失业的状态；失衡指劳动市场上出现过度的需求和供给，即空位和失业并存。按理说，当劳动市场出现失衡状态时，工人们将从过度供给市场转移到过度需求市场，从低工资转移到高工资市场。除非他们走过头，这些行动正促使空位与失业趋于平衡，但由于产品生产、技术革新、部门构成、地区差别等变化的涌现，新的失衡会不断发生，于是一定的失业率与未填补的工作空位数额就会同时存在，还可以假定工资变动同过度需求和过度供给相联系的函数是非线性的，即失业对货币工资增长速度的减缓不及空位对货币工资增长的加速，于是就必然会发生如下情况：（1）每个连续失业增量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有着更小的影响（因有空位存在，势必抵制货币工资下降，从而物价仍将上涨）；（2）在整个经济的空位多于失业为已知的条件下，过度的需求与劳动供给市场之间的变化愈大，工资膨胀将愈显著（因空位多于失业，势必加速货币工资增长）；（3）甚至当空位总额至多等于失业的时候，由于劳动市场分散性和市场结构不断变化，通常的失衡成分也将确实存在。所以，托宾认为，在空位与失业相等的意义上的充分就业是与物价稳定有矛盾的。零通货膨胀需要失业多于空位。无通货膨胀标准要求有足够的另外的失业来扫除通货膨胀倾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货币工资就不可能迅速往下调整，从而劳动市场上以过度需求出现的工作空位便会促使货币工资上升，从而引起物价上涨，即不会存在零通货膨胀。

杜森贝利（James S．Duesenberry）在托宾以上论证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劳动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劳动有不同工种、技术熟练程度之分。劳动的供给和对劳动的需求，还有地区的限制。这样，尽管劳动的供求总量可能平衡，但由于工种、技术熟练程度和地区的限制，就必然出现失业与工作空位同时并存。工会的强大力量促进了工资易涨不易跌这样一种“工资刚性”的作用，造成尽管社会上存在失业，但货币工资率却不下降，或下降很少，而只要存在工作空位，货币工资就会迅速上升。这样，失业与空位的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工资率上升的并存，由于物价水平随工资水平而定，因此失业与工资率上升的并存就必然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发。

经济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政策主张的核心是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二战后，“需求管理”思想一直是美国历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理论依据。所谓“需求管理”，就是由政府积极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适时的和适度的调节，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作为需求管理对象的主要经济变量有投资、储蓄、消费、政府支出、税收、进口和出口等。需求管理的任务就是政府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设法直接地或间接地影响这些经济变量的变化，使社会经济的总产量或总收入水平符合政府的意图。政府实行需求管理的主要目标有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

新古典综合派还强调了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学派的综合，至少从195l年签订了财政部—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经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13]本来，凯恩斯相信，由于货币流动性的限制，利息率的降低是有它的一定限度的（不可能低于2%或1．5%以下），所以货币政策对总需求所起作用甚小。现在，新古典综合派则断定“货币也要紧”，虽然不像货币主义那样强调“唯有货币要紧”，但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学家们已肯定了货币政策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的确与凯恩斯的政策观点有所不同。正因为如此，新古典综合派便积极主张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适当搭配来保证“充分就业”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思想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综合派主要是根据汉森的理论，提出了补偿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汉森是美国凯恩斯主义最主要的代表，哈佛大学教授，是长期停滞理论、补偿性经济政策以及“二重经济论”（实际就是“混合经济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经济停滞不是用自动调节的教条所能解决的。解决的办法是大大地扩大政府的作用，担当起维持充分就业的作用。他还提出，政府在确定预算时，不能把平衡财政收支作为准则，而是要按照私人支出（消费和投资）的数量来安排政府的预算，使私人支出与政府支出的总额保持在可以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

新古典综合派据此提出补偿性财政政策，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要扩大政府财政支出，降低税率，减少税收，实行赤字财政，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要压缩政府财政支出，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抑制社会总需求，造成财政盈余，使两个时期的财政亏盈相互补偿。所谓补偿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中央银行在经济萧条时期放松信用，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及社会总需求；在经济繁荣时期则紧缩信用，减少货币供给量，提高利息率，抑制投资及社会总需求。补偿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虽然防止了严重的预算赤字和通货膨胀，但由于传统的预算平衡仍占据支配地位，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还出现过两次经济危机。例如，1953—1960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虽采纳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仍是2．5%，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为“艾森豪威尔停滞”。

为了克服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进一步提高就业量，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新古典综合派的托宾和阿瑟·奥肯（Arthur Okun，1928—1980）等人在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提出了“潜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充分就业预算”这两个新概念，试图使人们注意到财政政策的长期目标和长期水平必须与充分就业增长轨道保持一致。奥肯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运用，都是采取“救火”的策略，即只是在经济周期出现危急情况并已发出警报时，才利用预算赤字或预算盈余来实行审慎的刺激或抑制，而在平时，则似乎还是正统规则（预算平衡）占支配地位。因此，从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初，除了个别时期（如朝鲜战争的刺激）达到或超过充分就业水平外，绝大多数年份美国并未达到充分就业。奥肯说，“正是针对着这种情况，才在60年代重新制订了经济政策的策略”，这一策略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只是以经济是否在扩张，而是以经济是否已充分发挥出它的潜力，作为判断经济表现的标准”^[14]。

奥肯通过著名的“奥肯定律”，即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便低于潜在国民生产总值3%，阐述了充分就业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根据奥肯的研究，社会经济中存在着某种“潜在的产出量”，即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国民生产总值。估计“潜在的产出量”的方法，是将它与失业率联系起来，把失业率作为一个变量，代表由于资源闲置对产出量产生的影响，只要求出超过4%的失业率给产出量造成的损失，再加上实际已达到的产出额，便可得出“潜在的产出量”。奥肯强调说，新的经济政策从注重一般性的经济扩张转移到强调实现“潜在产出量”具有三点重大意义：第一，它注重消灭“潜在的产出量”与实际产出量之间的差距（称为“奥肯差距”）；第二，它突出了经济增长问题；第三，以“潜在的产出量”为目标进行扩张是防止经济衰退的最好办法。

托宾在《十年来的新经济学》一书中，也对实现充分就业政策作了详细的阐述，认为只有在政府的经济政策指导下，才能促使经济稳定增长，摆脱经济衰退。为此，政府必须实行充分就业的财政预算。在某一年份内，只要实际的产出量小于潜在的产出量，即使在经济上升时期，也要通过赤字财政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使实际产出量达到潜在的产出量，实现充分就业。托宾和奥肯提出的充分就业政策修改了原来只主张在经济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政策的观点，因而被称为“新经济学”。

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局面，调节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无力解决这个难题，标准凯恩斯式的财政货币政策只能对付单独发生的通货膨胀或单独发生的失业。因此，新古典综合派主张，为对付“滞胀”，应当在推行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配合实行收入政策和人力政策。

收入政策是用来限制垄断企业和工会对物价和工资操纵的一种重要政策，即实行以管制工资—物价为主要内容的政策。一般说来，它包括如下不同措施：（1）工资—物价“指导线”，即由政府当局根据长期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来确定工资和物价的增长标准，要求企业和工会通过双方协商，自愿地把工资—物价增长率限制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幅度以内。（2）对某种具体的工资或物价形势，由政府进行“权威性劝说”或施加压力来扭转局势。（3）实行工资—物价的硬性管制，即由政府颁布法令对工资和物价实施管制，甚至暂时加以冻结。（4）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政府以税收作为惩罚或奖励的手段来限制工资增长。如果工资增长率保持在政府规定的界限以下，则以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作为奖励；如果工资增长率超出政府所规定的界限，则以增加公司所得税作为惩罚。

人力政策是用以改进劳动市场状况，消除劳动市场不完全性，以便克服失业和通货膨胀进退两难的困境的。这种政策包括如下措施：发展多吸收劳动力的服务部门；由政府直接雇用私人企业不愿招雇的工人和非熟练工人，让他们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并使这些处境不利的工人通过有用经验的传授和劳动习惯的养成而能够从事那些正规的永久性的工作；加强劳动力的重新训练；指导和协助失业人员寻找工作，以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工在地区或职业方面的流动性等。

20世纪80年代，托宾又宣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现在比30年代大萧条以后任何时候都更为恰当，但必须增订工资政策来解决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这个进退两难的老问题。”^[15]他认为，为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预期值，应当推行规范的劳动市场、人力政策和人力资本政策等。

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古典综合派的成员再次主张货币政策应以降低利息率为主要武器和财政政策应以增加公共部门的开支为主，以便提高生产率和创造就业机会。萨缪尔森指出：“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美国就是为减低政府预算赤字以便提高全国投资率和更迅速经济增长而进行斗争。同时，货币政策在对付产出量、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短期波动方面变得更加主动。”^[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