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派的公债理论

19世纪前半叶，德国学派的财政学家们创立了自成一体的财政理论，即从国家保护主义立场出发来阐述他们的财政观。在公债理论方面，他们也有着不同于古典学派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述见于迪策耳于1855年出版的《从人民经济关系观察国家公债法》一书。

迪策耳反对古典学派的国家经费非生产性理论，以国家经费具有生产性为国债论的基础，批驳了古典学派对公债的片面认识。他认为政府只在不得已的非常情况下方可诉诸借入公债的认识，一般会产生如下片面的见解。即由国家以信用方式筹集资金的做法仅在非常时期被认为是格外方便，必须以所有手段来尽力避免。因此在比较合适时期到来之前，应该偿还借入资金，这是好政府的崇高义务。在迪策耳看来，国家经费彻头彻尾是生产性的，就连军费也是国民经济一般的生产费。当然，要尽量减少军费，从而尽可能减轻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而这也需要依靠公债来实现。

迪策耳指出，公债还可用于生产性的投资支出，如修建公路、运河、铁路，投资于教育、宗教，这些都可提高生产的稳定状态。为了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应充分利用公债这一杠杆，发行公债等同于发展信用经济——货币信用经济与商业，即使处于文化阶段上的某些国家得以进一步加速发展。公债形成的储蓄可以成为国民经济的杠杆，将现在增加国家财富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将来。因此，举债为国民经济的正常步骤。还应该把这种国家行为理解为生产性的，国家为完成其职能如需要建筑的官厅、舰船、营房属于固定资本；而一般的事务性费用则属于流动资本。公债经常被用于抵充固定资本，赋税则充作流动资本。在公共经济中这两种资本观念之间应像在私人经济中那样保持均衡。公债在资本形成的增进上恰如蜜蜂一样，不断地取得蜂蜜以进行再生产。这等于国家举债也有利于将来一样。迪策耳是站在公债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因此得到的结论与古典学派的公债论可说是恰成鲜明对比。他的理论给瓦格纳等人以一定的影响。

瓦格纳的公债理论首先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公债，然后将它们与赋税相比较。他按照构成公债源泉的资本种类，将公债分为三类：

（1）来自国民经济中现实处于自由资金状态的资本公债；

（2）来自外国国民经济资本的公债（外债）；

（3）来自国内资本的公债。由于公债的发行，这些资本是从国内其他生产部门那里夺来的。

瓦格纳指出，如果政府筹资是为了满足临时性的需要，那么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角度看，以第1项和第2项为资本来源筹集公债的方式，显然比采用赋税的方式筹资要好。至于第3项，即用国内资本筹资，则应该尽量避免，要用课税来取代。可以看出，对于来自外国资本的公债，瓦格纳持赞同的态度，认为这项资本如当即投之于生产，发展整个国民经济，显然对全体国民是有好处的。至于外债的还本付息问题，瓦格纳也考虑到了。他指出，外债的使用使得国民所得和国民财富增加，那么扣除外债利息及以后年度还本的对外支付之外还会有余。对于现实中处于自由资金状态的资本公债，瓦格纳认为它吸收了国内的闲置货币资本，因而是有利的：“资本浪费在投机事业时，能以公债来避免危机，在繁荣之后的停滞时期以公债吸收资本是胜过课税的手段。”^〔6〕瓦格纳还提出过政府征借方案，以吸收战后以及萧条时期社会上的闲置资本，增加就业。

瓦格纳也客观地指出公债的一些弊病。与课税相比较，发行公债更加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它会增加国家负担经费，造成国民所得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同时，公债维护了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却加重了下层工人阶级的负担。从长期来看，公债的这些不利作用将危害国家财政。瓦格纳虽然反对那种以为筹集外资会加强对外国依赖程度的论调，但是他也认为要避免此种倾向，方法就是采取慎重的国内政策，同时还必须按适当的贴现政策控制外债规模。

瓦格纳的公债理论是为当时德国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他从古典学派的“廉价政府”、“中性财政”等束缚中摆脱出来，继承并发展了德国官房学派的财政理论，同时也吸收古典学派思想中的精华，建立了与德国现实帝国主义相吻合的财政理论和公债理论，因此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