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

在欧洲中世纪，公债思想已见诸文字，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虽然并非系统地，但却相当详尽地研究了财政问题。他是借贷与利息的反对者，也反对国家公债，认为国家公债会使国家变弱，降低国家的声望。整顿铸币是国家的职责，在战争期间国王可以用这种方法来为臣民购备粮食。阿奎那作为僧侣和封建主利益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在封建主义兴盛的西方各国占着统治地位，他关于反对公债的言论，表明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反对公债的。

十字军东征以后，西欧商品经济日益发达，也使财政思想得以发展。法国财政学者吉恩·博丹著有《国家论》一书，以“财政为国家经济神经枢纽”之名句，说明财政的重要性。他主张国家主要财源应为：（1）关税收入；（2）赋税收入等，而应避免举借公债。因为他认为公债的借入，是王侯财政崩溃的主要原因，并且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了避免战时借债，可以通过向人民征收特别军事费的方法解决战争经费问题。他主张国家在平时就应设置准备金等。吉恩·博丹的财政思想对后世财政学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亚当·斯密以前，还有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的公债思想已见诸文字。休谟反对国家借债，他认为国家发行公债这种有价证券，带有纸币流通的弊病，必然会引起粮食和劳动价格的上升；支付公债利息要征收捐税，会增加劳动者的负担；公债大部分掌握在以食利者为生的有闲人手里，鼓励了无所作为的寄生生活；公债为外国所持有，会使国家变成外国的附庸。所以，休谟提出了“公债亡国论”；他有句名言：“国家如果不能消灭公债，公债必然消灭国家”。因而他主张，对于已发行的公债，国家应尽早全部予以偿还，否则会民穷财尽，国家破产。休谟还将英国1752年举借公债的新方式与早期战库（war-chest）制度加以比较，而主张战库制度更为优越。他认为，战库制度足以补偿战争造成的损害，不会对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举借公债却会由于利息的增加而加重国民的负担，同时还使得公债券持有人坐享其利，养成以利息维持生活的惰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休谟关于公债的基本观点，以后一直贯穿整个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

亚当·斯密（1793-1790）引申了休谟的见解，对公债发行给予了更严厉的批评。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公债思想对以后公债理论的发展，影响是非常大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公债问题。他认为：（1）国家之所以要举债，是因为当权者奢侈而不知节俭，这时的政府在平时能勉强维持财政平衡已算万幸了，哪里还谈得上积蓄以应不时之需。一旦遇到战争，可采用的方法就只能是借债了。举借公债是战时急速获得充裕战费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因此，他认为公债助长了战争。政府通过发行公债认识到筹款的容易，平时就更加不注意节约，所以公债助长了奢侈。当公债增达到一定程度时，国家从来不会公道地完全偿还，而常常通过提高货币的名义价值等惯技，借公债偿还之名，行赖账之实，使多数无辜的国民蒙受损失。（2）公债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举债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来支付之时，就是把该国一部分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本抽出来转用于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支出，这样势必影响该国经济的发展。他指出：“当国家费用由举债开支时，该国既有资本的一部分必逐年受到破坏；从来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若干部分年生产物，必会被转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和以本年度税收开支本年度费用的方法比较，举债方法如果在较大程度上破坏旧的资本，也在较小程度上妨碍新资本的获得或积蓄。”^〔1〕他批判了那种把公债看成是国内其他资本以外的另一种可用于发展工商业以及改良土地的资本的意见。他说：“主张此说的著者，没有注意到以下事实，即最初债权者贷予政府的资本，在贷予的那一瞬间，已经由资本的机能，转化为收入的机能了，换言之，已经不是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者，而是用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了。就一般而论，政府在借入资本的当年，就把它消耗了、浪费了，无望其将来能再生产什么。”^〔2〕因此，斯密认为，举债会导致国家的衰弱。他举例说，意大利各共和国、西班牙、荷兰等过去的强国都因举债而走向衰弱和荒废。（3）对资本主义国家财政收入的两种主要形式，即租税和公债在国民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他站在工业资本家的角度着重指出，国家通过税收把人民收入的一部分专作政府开支，这主要是把非生产性支出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虽然这种做法可能会阻碍新资本的形成，但是却不一定破坏现存资本。而公债将产业资本转用于非生产用途，则减少现存资本，妨碍再生产正常进行。但另一方面，税收对新资本积累有影响，举债对新资本积累的影响是比较小的。这是因为，举债会减轻税收，“人民个人收入上的负担较小，而人民节约收入一部分以集成资本的能力，以因此减损较小。”^〔3〕把租税和公债对国民经济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后，他认为只有在战争继续的期间内，举债制度才优于其他制度，因此，他不赞成政府在平时用举债的方法以筹措财政经费。

斯密的上述观点，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他正确指出了公债与战争结下的不解之缘。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非生产性的财政收入被压到了较低的只能维持正常支出的水平，一旦遇到战争时，支出突然大幅度增加，只能以举债筹措战争经费。他认为，这时增税的方法是不行的：首先，突然增加巨额税收，加重人民负担，可能使人民厌恶战争。而举债则将战争负担分散到较长的时期内，每年只征收很少的税收，就足以偿付利息。其次，政府也不能任意增加税收，因为战争数额很难预先确定，如果战时征税，战后支出下降而减税，也不符合“税收确定性”的原则。正是由于公债在战时能满足政府筹款的需要，而又不至于打乱财政经济秩序，因而亚当·斯密认为战时公债优于税收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他认识到公债的非生产性。如果政府取得的收入的确来源于产业资本的话，公债也的确损害了产业资本的运行。因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是非生产性的政府，财政也是非生产性的财政，这就决定了当时的公债只能是非生产性的公债。将生产性的资本通过公债转用于战费等非生产性用途，当然会损害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是，将公债一概视为只是减少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则是欠妥的。这是由于斯密没有认识到借贷资本在公债发行中所起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除了用于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外，还有大量专门用以从事借贷活动的借贷资本。借贷资本家把借贷资本用于购买公债，坐享公债利息，在社会上形成一个专门靠公债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级。政府举债所吸收的资本大部分是这样的限制资本。这种限制资本本来就不是用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产业资本，因此，亚当·斯密认为举债一定会减少用于生产性劳动的资本的思想是有其局限性的。

英国古典学派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大卫·李嘉图（1772-1823）对公债也持否定态度，就如同他反对赋税一样。李嘉图将英国公债比喻成一个“空前无比的灾祸”。他指出公债的重要负担不在于利息的转移，而在于原有资本被公债本金抽走所产生的损害。他说到：“（举债）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境况。假定战费每年是4000万镑，每人每年应为这笔战费捐纳100镑。如果立即令其缴足应缴款额，他就会设法迅速从收入中节约100镑。但在举债的办法下，他就只要支付这100镑的利息，即每年5镑，并会认为只需在支出方面省下这5镑，因而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如果全国的人都这样想并这样做，因而只节约4000万镑的利息即200万镑，那么所损失的就不仅是把4000万镑资本投在生产事业上所能提供的全部利息或利润，而且还有3800万镑，即他的储蓄和开支之间的差额。”^〔4〕李嘉图认为，举债的弊病除把生产资本用于非生产性支出以外，还有掩饰真实情况，使人民不知节俭的弊病。在举债以筹措国家经费的情况下，人民只要缴纳很少的租税以支付公债利息，从而认为自己的境况还和以前一样富足，就不知节俭。政府举债后，并不因偿还而发生经济上的利益，债务的存在并不减少纳税，无论国家是否有债务，人民纳税资金的来源是相同的。所以国家既不会由于支付公债利息而陷入困境，也不会由于免除支付而得到解救。国家的资本只能由储蓄收入与节省开支而增加。取消公债既不能增加收入，也不能减少支出。同时，他认为公债有迅速偿还的必要，主张采取一劳永逸的办法，征收两年至三年的财产税，予以全部的清偿，也就是经过一次“断然的努力”，来消除这一“空前无比的灾祸”。李嘉图还同意萨伊批判梅伦的关于“公债只是左手欠右手的钱，不会伤害身体”的言论，称赞萨伊对梅伦的批判是合乎真正的科学精神的。他还认为，如果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减轻公债负担，这个国家就会陷入困境。因此在和平时期，国家应该不断努力清偿战时所借的债务。而减轻债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使财政收入大于财政支出，用财政结余清偿债务。这就要求国家大力节约财政支出，减少铺张浪费。他指出：“如果偿债基金不是从公共收入超过公共支出的部分取得的，就不能有效地达到减轻债务的目的。遗憾的是，我国的减债基金只是徒有其名，因为我国收入并不超过支出，我们应该通过节约，使之名副其实地变为实际有效的偿付债款的基金。”^〔5〕

李嘉图在公债理论中的一大贡献近来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李嘉图对等原理。

李嘉图对等原理的基本含义是：政府选用征收一次总赋税还是发行政府公债为政府支出筹措资金，对居民的消费和资本的生成的影响是一样的。换言之，从最终效应来看，政府为其支出筹措资金而选择的特定的融资方法是无关紧要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第17章中讨论了政府征税与举债的基本关系，认为个人在税收和公债面前所作处的反应是相同的。他说：“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出了2000万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课征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拿这100万英镑人的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变穷或变富。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形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做并不改变问题的性质。”

李嘉图的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三层意思：（1）在政府为战争筹资的情况下，征收2000万英镑的公债，就会使一国的生产资本减少2000万英镑。（2）在发行公债的情况下，政府每年偿付的利息不会使一国的财富发生增减变化。（3）无论是征税还是举债都会使一国净损失2000万英镑，减少居民的消费支出。

上述例子说明了李嘉图对等原理的基本观点，既征税与举债对经济的影响恰好是对等的。上述例子虽然简单，却暗含了李嘉图对等定理成立的许多条件，其中包括：（1）无论是用税还是用公债融资，初始时期的政府支出是不变的；（2）初始时期发行的公债必须由以后时期课征的税收收入来偿还；（3）资本市场是完全的，而且个人与政府的借贷利率是相同的；（4）个人对现在和将来的收入流量预期是确定的；（5）个人作为现行纳税人和将来的潜在纳税人，其行为就好像能永远生存下去一样；（6）个人能完全预见包含在公债发行中的将来时期的纳税义务。（7）所有的税收都是一次总付税。

李嘉图的意思是，通过增加税收或向公众销售政府债券来为增加政府支出筹集资金，两种融资方式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其理由在于，政府债券只不过代表未来的纳税义务，它们的贴现值正好与替代的本期税收支付相等。在债券与税收之间的选择不会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产生影响。李嘉图对等原理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虽然现在启用债券替代税收来为政府支出融资可导致税收的减少，但税收削减返回到纳税人手中的所有收入都会被用来购买新的政府债券，纳税人从可支配收入中并未看到他们的实际财富有任何变化，因此他们在本期的消费行为不会发生变化。在未来时期，尽管债券的到期还本付息可增加他们的收入，但同时政府的税收也会增加补偿对到期债券的支付，税收的增加与收入的增加相抵，实际可支配收入不变，消费行为仍不会发生变化。

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他们在公债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对公债非生产性用途的反对态度，是与他们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环境及他们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相一致的。因此，他们认识到了公债对生产资本的损害和不利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公债所起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为公债还本付息来源的很大一部分，是通过税收取得的，是从全社会征收得来的。而公债的认购者则基本上是富有的资产阶级，是食利者阶层，资本主义公债为他们定期带来大宗利息收入，以及他们在买卖公债交易中所获得的收益，这就会使社会财富更加向富有阶级这一端倾斜。尽管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公债学说由于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而存在一些错误，但总的来看，古典学派的公债理论和它的整个经济理论一样，是为了新兴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作出了贡献。

法国经济学家萨伊（1767-1832）根据法国发行公债的经验，持有与亚当·斯密同样的观点，坚决反对政府举债与赤字财政。他认为政府的支出和个人的乃至家庭的消费，在本质上并无区别，公私消费均将造成价值的毁灭和财富的损失，因此限制政府经费和限制个人消费一样，都可加大工商业资本积累，因而同样是不可忽视的。政府举债不但由于资本被消费而造成反生产的效果，而且因为以后每年还要付息，这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公债利息绝不可以认为是资本这个母体所产的“幼仔”，借债还债的结果纯粹是消费性的，这是由公债的非生产性决定的。当然，政府有时也将公债收入用以兴建盈利性的公共工程，这可能产生将民间小额消费基金移用于公共投资的结果，而发生积累资本之功效。但这同时也伴随着若干危险，因为这样做了，政府可能浪费国民储蓄，除非政府用于公用事业如道路、交通。萨伊从私人债务有别于政府债务的角度说明了政府借债会侵蚀资本。他指出：“个人借贷者与政府借贷者有这个大区别，即一般的说，前者为了有利用途而借资本，后者为了非生产性消费或开支而借资本。国家举债的目的，或是满足预料不到的需要，或是满足非常紧急的需要。就这两个目的来说，借款可能是有效的，也可能是无效的，但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所借的款项都是全部消费掉或损失掉的价值，但国家却一直负担它的利息。”总之，萨伊的公债论认为，公债所筹集的资金使国家将一部分民间资本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非生产性消费方面，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并给后代造成赋税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