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德国历史学派的财政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着重讨论财政支出是否具有生产性、哪些项目应属于财政支出的内容、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试图从宏观上来把握财政支出的合理界限，而瑞典学派的维克塞尔则试图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某项具体的公共支出项目是否应由政府来提供，以及这项公共品的预算支出和成本负担方式，并提出了一致同意的公共品配置效率标准。维克赛尔以及林达尔的财政理论是以边际效用学说为基础的。

维克塞尔认为，如果政府计划举办一个公共项目，比如修建一条公路或者修建一个水利工程项目等，首先必须判断这一项目是否值得去做。福利经济学家们曾提供了一种判断的方法，即通过对项目实施前后社会福利函数的估计，来判断这一公共项目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项公共品就应该被提供出来；如果此项公共品并没有改善社会福利状况，那么就不应该提供出来。但是，运用这一方法在现实中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要估算社会福利函数需要相当大的信息量，或者说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而这一成本也将计入到公共品的成本费用中，从而减少了此项公共品带来的福利，因而这一方法是有缺陷的。但无论如何，福利经济学家的这一判断方法为后来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使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财政支出控制的一种有效分析方法。

维克塞尔提出了另一种判断的标准，即一致同意原则。这一原则背后隐藏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是所有单个成员的总和，社会福利是所有单个个人的福利总和。社会福利是否得到增进要看所有单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是否改善。这一假设其实与福利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的理论有共通之处，即评价某项公共品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时，必须考虑每一个人的偏好。根据维克塞尔的这一标准，对某项拟实施的公共品进行评估时，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认为此项公共品能使自己境况变好时，那么，这项公共品无疑会增加社会福利，因而是值得提供的。

维克塞尔的一致同意原则为公共品的提供指明了一个效率目标，这是他在财政支出理论领域的一大贡献，当然也是在财政目标领域的一个杰出贡献。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一章加以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这里我们讨论的是这一原则在财政支出领域的意义。

虽然有学者认为维克塞尔的一致同意原则在现实中不可能运用，因为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全体社会成员会一致赞成对某一项公共品的支出政策，因而它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空想，但维克塞尔本人却乐观得多。他认为，保证所有社会成员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某项财政支出政策得到所有公民的一致同意应该是可能的，关键在于调整税收以从一个既定的公共行为中受益：“只要被考虑的花费有着使之创造的效用超过成本的希望，那么找到这么一种成本分配法，使各方都将花费视为有益的因而也许会一致同意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将是可能的。”^〔16〕一致同意会保护每一公民免受压迫。因而，维克塞尔推论，这将鼓励经济主体显示他们集体行动的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尤其是一旦取得了一个合作的配置，一致同意会使为维持合作结果所需要的任何强制实施成本最小化。

维克塞尔的学生林达尔进一步将他的阐述精确化。他提出了一种调整机制，试图通过描述政府在实际中的可能运作方式来确定公共支出水平。林达尔将政府视为一种拍卖机制，和市场并无什么不同。假设有两个经济行为主体Ａ和Ｂ来决定公共支出水平，那么政府就如同瓦尔拉斯均衡中的拍卖人一样，向Ａ和Ｂ提出价格建议，所不同的仅在于这种价格建议是以税收分担份额的形式来表示的。当Ａ和Ｂ接到一种税收分担份额的建议时，他们将根据自己偏好的公共支出水平来对此作出回答。如果双方偏好的公共支出水平是不同的话，那么新的税收分担份额将被重新建议，它将使公共支出需求高的人负担较高，低的人负担较低。新的税收份额会提高低值需求者偏好的公共支出水平，而降低高需求者偏好的公共支出水平。当这一机制持续地进行下去时，将最终导致相等偏好的公共支出水平，并取得全体一致同意。也就是在零交易费用的情况下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图5.1将更形象化地揭示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是怎样达到公共品配置的合作（也即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并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种机制发生缺陷的可能性何在。

ＡＡ曲线是Ａ的需求曲线，代表Ａ可被要求支付的每一税收份额h下的偏好的公共支出水平。当h下降时，Ａ将需求更多的公共品Ｇ。顶点在ＡＡ上的a′a′，a″a″，曲线是Ａ的三条无差异曲线，表示沿着每条虚线上的各种h和Ｇ的组合是等价的。在顶点左方因为Ｇ的提高有着较高的价值，因而Ａ愿意为得到较多的Ｇ而支付更高的税收份额。而在顶点右方，因为各人收入的效用比Ｇ的增加的效用更大，Ａ就必须从一个更低的税收份额中得到补偿。这样通过Ａ的各条无差异曲线的顶点，就形成了Ａ的需求曲线ＡＡ。Ｂ的需求曲线ＢＢ以及相应的无差异曲线b′b′，b″b″，与Ａ的情况类似。不过，因为Ａ与Ｂ相加的税收份额为1，因而当Ａ的税收份额为h时，Ｂ的税收份额为（1－h）。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由一个政府拍卖人驱动，它宣布税收份额。如果h 过高，Ｂ需要的Ｇ大于Ａ需要的Ｇ，拍卖人就会降低h，以提高Ａ的需求、减少Ｂ的需求，直至两人偏好的Ｇ相等。图5.1（a）中的点1，就描述了这种情况。这时，一致同意的维克塞尔—林达尔均衡就达到了。此时两条无差异曲线a″a″和b″b″在点1相切，恰是我们在埃齐沃斯盒状图中达到的均衡点。在这一点，由于无法通过重组Ｇ和h使双方情况都变得更好，因此点1就达到了类似纯交换经济下的帕累托最优均衡点。如果我们不考虑政府作为拍卖人和征税人所需支付的资源成本，就像在瓦尔拉斯均衡中我们忽略瓦尔拉斯拍卖人的成本一样，那么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显然已找到了一个能够将经济导向帕累托最优的合作配置的政府制度。

图5.1　林达尔均衡

总之，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试图设计出一种公共品的帕累托—效率（即合作的）配置。但是，这一机制遭受着恰如困扰市场体系作为公共品配置的同样困难，即社会成员不显示其真实的收益和成本，所以，这种维克塞尔—林达尔自愿交换机制无法保证公共支出项目的配置是符合效率原则的。但是，维克塞尔和林达尔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正如理想化的市场制度——完全竞争市场一样，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作为理想化的政府配置机制，为我们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它对解决政府的预算政策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可操作的思路，并且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家在政府支出领域的探索，如萨缪尔森等。

财政学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财政学派、德国历史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财政学之后，随着边际革命的兴起，传统的财政理论受到批判，经济学家们提出了纯粹经济的财政理论的主张，其代表就是上面提到的瑞典学派。稍后作为对德国国家经济的财政论的批判，又发展了国家公共经济的财政论，其代表人物有埃赫堡、费尔德斯、莫尔、罗普克等人，埃赫堡在其1923年出版的《财政学》一书中，提出了对财政支出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国家财政是一种公共团体的经济，这种公共团体为了开展活动就需要采取经济手段获得、管理有关支出经济秩序，并且有秩序地进行经济活动。在谈到财政与国民经济关系时，他还说，国家的国体与政体的不同会影响经费额与支出的方法。他将财政学按学科划分为经费论、收入论、收入适合及临时费支付论，认为国家经费应该是国家所给付的，经费是否为一般利益所必需这一问题系在财政学权限之外，因此，应把经费按财政的或财政技术的来分类^〔17〕。因为财政是行政的手段，那就不仅要重视国民经济学，还必须研究行政的需要，即国家经费。

莫尔在其1925年出版的《财政学》一书中，也提出了财政的公共家计说，对于财政经费予以了较多的关注：“关于公共经费的这种效用、需要，以及是否合乎目的性或正当性的讨论，无疑的是要科学，或稍微离开财政科学领域，随着政策动荡的舞台而变迁。”^〔18〕即要对财政经费予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