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派关于政府制度的论述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早期，欧洲大陆还出现了以维克塞尔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维克塞尔（Johan Gustav Kut Wicksell, 1851-1926）早年是马尔萨斯的狂热崇拜者，其后受到英国正统经济学和瓦尔拉一般均衡论的影响，“以巨大的机敏和阐述能力把瓦尔拉和门格尔的理论作了高度精密的优美的数学表达。”^〔23〕他的主要贡献在于货币和利息理论方面，代表作是《利息与价格》（1893）、《国民经济学讲义》（1901）。维克塞尔也非常关心财政问题，努力建立一个福利国家。他和他的追随者林达尔创造的“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揭示了理想化的政府制度模型，促使我们深入地去理解政府制度，为财政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中，有这样两点基本假定：

1.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参加到政治表决程序中来，并且每位社会成员的政治权力都是平等的，也就是一人一票制。

2.投票人作出选择、获得投票人的表决信息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决策以及付诸实施的过程中，不需要为信息的传递耗费任何资源，并且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失真，简而言之，就是信息成本为零。

在这样的假定下，维克塞尔和林达尔指出，如果有某一个社会成员对其他社会成员就解决此项问题所提出的方案有不同的看法并投出反对票的话，那么自然表明，就经济利益的角度而言，该社会成员将因为这项方案的通过而遭受损失。当然，根据“一致同意”原则，该项方案将被否决，由此，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保证在“一致同意”原则下所做出的选择都是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即没有哪怕是一个人的利益会受损。同时，又由于我们前述的信息成本为零的假定，投票人总是能够确切地知道，对他而言最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而不会停留在最优边界之内。这样，通过全体一致同意的表决后，帕累托最优将得到实现。

其次，从公平方面来看，人们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力，这就保证了起点的公平；面对的是同一的投票规则，这就保证了规则的公平。在信息完全的假定下，显然结果也将是公平的。这样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就能够保证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者的统一，并达到最优的公平目标。

然而，当我们回到一个充满着信息和交易费用的现实而非理想的环境中来时，这样一种政府配置机制与理想化的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的距离就恰如现实的市场制度与理想化的市场制度存在着差距一样表露出来了。

首先，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同样要求参与者必须讲实话，否则林达尔均衡就难以实现。其次，在将只有两个当事人的局部均衡推向涉及许许多多的当事人的一般均衡过程中可能需要花费极高的交易费用。虽然“一致同意”原则能够保证没有一个人遭受压迫，因而如同市场制度一样，个人偏好是由个人自己掌握的，但要在许多人之间寻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税负分担比例，往往要花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资源，决策成本很有可能高于两两之间个人交易的决策成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用政府制度来配置私人品将导致效率的扭曲。

因此，虽然在现实中人们所拥有的实际政治权力并不完全一致，而信息成本为零的假定也无法实现，在有着一个相当数量人口的表决机制中，信息成本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些都不妨碍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为现实中政府机制的改进提供方向和标尺。首先，通过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保证公共决策既符合效率原则又符合公平原则的一个前提是尽可能地使政府机制中的每一个人所拥有的权力是平等的。其次，如何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来尽可能多地减少政府机制运行中所要发生的巨大信息成本，是提高政府机制运行效率和保证社会公平的重大课题。最后，尽管在现实中对于某一项公共决策达到每个人都同意的程度是不太可能的，但维克塞尔—林达尔机制仍然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朴素而有价值的信息：尽可能地使政府机制的运行保证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是衡量政府机制有效性的重要依据。

在维克塞尔生活的时代经济学有了较快的发展，边际主义的兴起和创立、效用学派的形成、洛桑学派一般均衡论的发展、数学工具等一些新的经济分析工具的引入，都使得维克塞尔对经济理论问题的认识和表达更精密、更完美，为丰富现代西方经济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政府制度运行理论的描述即为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