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医院之“研究观”

研究型医院崇尚的一种精神——全新的“研究观”。这里的“研究型”之“研究”有别于那种单纯为了申请课题、发文章、报奖获奖之类的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研究”，强调更是一种“精神”（探索精神、质疑精神、质量精神）与“态度”（敬畏态度、探索态度、审慎态度），即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如：不拘泥于已有的学术“定论”和“习惯”，明察秋毫不放过任何临床线索，不为学科只为患者寻求最佳治疗方案，不畏艰难大胆审慎积极求证破解疑难症状，等等，这样一种严谨的科学精神和职业素养；以及一系列可以使现有人财物发挥更大效益的制度机制架构的安排。概括之，“研究型”是一种具有“研究哲学”意味的价值文化，而不是操作层面的所谓研究工作与研究过程。价值文化作为医院上层建筑组成部分，决定着制度、机制安排和评价标准导向。理念决定行为。如何理解研究型医院之“研究”这一关键词，进而如何建设适合国情的研究型医院，回答这些核心理论问题，对我国医院史、医学史来讲，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意味着我国医疗卫生行业在医院发展战略和医学模式上的又一转型；意味着医院发展动力和医院发展方向的相应变革。

现实出现的急功近利的问题源自制度安排欠合理。

致使：人们追逐“量”而牺牲了“质”。如：现行医师职称晋级制度客观上鼓励了对科学研究急功近利，越来越少的医学科研人员愿意十年磨一剑，相反，不少“乖巧”的科研人员片面追求论文数量，将一个完整研究拆成几部分，写成多篇论文发表。当然，牺牲的是论文的质量。

致使：临床中大量的有待“研究”的“问题”没能成为科研立项的内容，我们的医学科研课题与临床问题相距甚远，所谓“两张皮”现象。不断增长的科研经费没有用到有待破解的临床问题上。问题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在国际顶尖临床医学杂志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L ancet上发表的论文有相当部分并没有高技术的实验室工作，他们的研究资料恰恰来自平常临床观察。

致使：科研生态陷入各自为政，难有真正意义合作的局面，使很多类似SARS等临床流行病学价值的研究成果没能出现在我国，而被临床病例优势远不如我们的地区或国家拿走。据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兼医学院院长沈晓明教授在一次全国优秀院长论坛上作的“中国的医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的讲演中所讲：“中国有最为丰富的临床资源，尤其是病人资源。但是，对一些重要疾病最大样本的全方位研究却往往不在中国。当今，跨城市、跨国界的多中心研究已在发达国家蔚然成风，我们的研究人员却人人都要做PI（课题负责人）和老板，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不成气候，白白浪费宝贵的临床和科研资源。”

致使：原创性研究少，模仿、跟风的研究多。20世纪80年代曾有过“微量元素热”，短短三四年，国内同道测遍几乎所有疾病的微量元素，但是，真正能起临床指导作用的研究结果寥寥无几。以后，先后出现过“氧自由基热”“一氧化氮热”“PCR热”等，不一而足。这些不仅反映某些医学研究人员学术幼稚，也反映出机制激励上有待破解，如有条件的医院考虑政策鼓励。

这意味着：通过全新的制度机制，整合临床与基础等各方面专业人员，使之发挥1+1>2的合作效益，建立临床医生与基础研究人员共同查房、共同病理讨论制度，使双方及时了解临床问题以及研究的价值，不作人云亦云的不负责任的冠冕堂皇者，而作严谨负责勇于质疑谨慎求证的质量把关者；不作眼高手低的临床理想家，而作认真负责水平一流的人文情怀的医学大师……借用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副柯（Michel Foucault，1926-）在谈到如何理解“现代性”时的概括：不是一个理论、一个学说，甚至也不是一个不断在积累的永恒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有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坚守，其他具体的目标和效率才有可能。因此，研究型医院的“研究”强调的核心不是“要不要研究”或者“怎么研究”的问题，而应首先是一种基于敬畏、尊重生命的卓越的职业“精神”与“态度”，而且，这种职业精神与态度，不仅是个人的，也是集体性的；不仅是修养境界层面的，也是制度安排层面的。这一点，应是研究型医院在精神品质层面独具特色所在，也是国内外研究型医院的现实追求。对研究型医院之“研究”作上述文化意味的理解，对理解研究型医院的理论指导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实中，面对临床中的上述问题，首先是关注制度安排对行为选择的导向性，制度土壤是否有利于提升临床服务质量与效率？是否有利于助推开展临床问题的基础性与应用性研究？是否有利于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适宜的、有效的过程服务？这里的“研究”强调源于患者又为了患者的一系列观念、态度与思维方式、服务模式等体现医院服务特色于实力优势的理论与实践，具有文化意义的形而上“道”的层面与形而下“器”的双重建设。特别是，在制度环境与个人修养的双向影响中是否形成良性循环，需要处理好：责任伦理的保证靠制度，质量效率的保证靠责任。责任与制度只有处于“正相关”，即奖惩评价制度是否合情合理，成为这个链条的文化含量的关键体现。假如，在一个“负相关”的制度欠合理的环境中，很难存在真正的责任伦理，因为，“负负为正”，个体的基本利益诉求决定了“适应选择”常常以牺牲责任伦理为代价。没有不好的人，只有不好的制度。当这类现象在现实中出现，如果看不到问题的症结，而去针对个体行为进行制裁，将于事无补，还会陷入更加恶性的循环。文化的力量通过制度安排的导向性，对现实秩序具有的双面性，值得我们很好的重视与把握。

研究型医院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理论上，面对临床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和未知，大量的诊断技术选择和习惯做法，大量的循证医学根据和规范标准，大量的患者诉求和医患沟通，首先面对这些应持的态度和立场——“研究观”，怎样决策与实施的问题。简要之，“研究观”，源于临床，源于患者，为了临床，为了患者。所谓为了临床与为了患者，即对医学科学技术的必要怀疑精神、为患者健康与生命质量的负责精神、兼顾患者近期远期健康评估的审慎观察与决策过程。在临床研究“立项”选择上应源于临床，为了临床—患者，应是“研究”跟着“临床”走！应是重在临床与研究的“结合”，重在研究成果的临床“转化”，重在“应用”。针对医院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与应用研究、转化医学，如何在制度取向、人才梯队、科研方向、科研方式、科研评价、经费支持、知识产权等主要环节采取措施，结合区域需要与学科优势，进行针对性中长期发展定位，集中整合学科各种资源优势，使好钢用在刀刃上。可见，研究型医院之“研究”概念，就成为特别要厘清的前提内容，赋予“研究”以其本来面目，彰显医学对生命未知与健康问题的求索精神与态度，兑现“敬畏生命”的崇高人文境界与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