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嘉定的有识之士

中华职业教育社与嘉定的有识之士

俞勇彪　陶继明^[1]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是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团体，有着光荣的历史。这个团体同川沙和嘉定两县都有密切的关系。诚如黄炎培的秘书尚丁先生生前多次对笔者所言：“职教社的挂帅人物是黄炎培，但主角却是一批嘉定的有识之士，没有嘉定人，就没有职教社这场好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华职校中的12名校长中，有3名是嘉定人。”

“教化嘉定”与职教社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嘉定人从一开始就对职教社投入了极大的热忱，这个群体由教育家组成。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沈恩孚、杨卫玉、潘仰尧、顾树森、胡厥文、黄守孚、潘指行、杨拙夫、浦泳、张乃璇等。他们是一批有着远大目光的精英之士，同时他们又是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他们中的不少人是职教社的主干。

一、沈恩孚帮助黄炎培创建职教社

最早与职教社结缘的是沈恩孚，他也是职教社的发起人之一。沈恩孚，字信卿，号若婴，1864年生于嘉定城内，家学渊源，他从小聪颖，4岁即能作文，6岁代母做老师。诗文书画俱精，精通经史，尤精于文字学。1894年中举人，参加过“公车上书”。曾任宝山县孚堂总教习兼柱校士馆长、龙门师范学堂监督。1905年，他与张謇、黄炎培等组织发起江苏学务总会，沈恩孚被选为评议员，黄炎培任常务调查员，后学务总会改为教育总会，沈恩孚被聘为驻会办事。之后，沈恩孚又担任全国教育联合会主席，是教育界一位颇有声望的元老。沈恩孚比黄炎培大14岁，资望远在黄炎培之上，两人亦师亦友，十分友善。

辛亥革命爆发后，沈恩孚在江苏省公署任秘书长，黄炎培任公署教育司司长，两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探讨教育救国问题。1914年，黄炎培因目睹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愤而辞官专门考察研究海内外教育制度，萌生了旨在沟通国民教育与职业、解决生计的职业教育思想，这个想法得到了沈恩孚的认同和支持。沈恩孚、黄炎培联络了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穆藕初、蒋梦麟、张元济、张嘉璈等48名社会名流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上签名。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教社在上海正式成立。蔡元培、沈恩孚、史量才、张元济等被为议事员。不久，又成立了执行机关——办事部，黄炎培任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黄炎培不在时，由沈恩孚代理，从此沈恩孚脱离政界，一心支持黄炎培办职业教育。1917年，有人推荐沈恩孚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他不愿离开职教社，说：“政府患求官之人多，社会患服务之人少，愿从在野之身，尽匹夫之责。”1924年，他与黄炎培发起组织人文社，创办人文图书馆，后实业家叶鸿英捐赠50万元，改名鸿英图书馆，沈恩孚任馆长。1926年，职教社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百年基金”，沈恩孚当场捐款40块银圆，1930年，他还为由黄炎培撰文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百年基金纪念碑》书丹。沈恩孚还担任过东南大学校董、同济大学校长。在嘉定创办过“秋霞诗社”，热心于文化事业。

沈恩孚对职教社的一往情深，也影响了他的家人，他的内侄杨卫玉、女婿胡厥文后来都成为职教社的主干和领导。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因病留在上海，未能随职教社迁往大后方，1944年病逝于上海，终年79岁。

二、杨卫玉临危受命主持职教社

著名教育家杨卫玉是中华职教社中的另一个领袖人物，与黄炎培、冷遹、江恒源并称为“职教社四老”。杨卫玉，字鄂联，1888年生于嘉定城内，他是沈恩孚的内侄。10岁丧父，生活清苦，随姑夫沈恩孚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先后就读于上海尚贤堂书院、上海理科专修学校，18岁即担任小学教师，后又赴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留学。回国后任江苏省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并从事儿童心理学和女子职业教育研究。后任江苏省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苏州女子职工学校校长。

1917年杨卫玉再赴日本专门考察了日本教育，他特别注意到日本的职业教育，回国后，他又在江苏省教育会等地多次专门讲演职业教育。1921年，在沈恩孚、黄炎培的盛情邀请下，杨卫玉加入职教社。从此他的事业、理想和生活都与职教社紧密地给合在一起。从192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凡20余年，杨卫玉一直坚守在职教社的不同岗位上。加入职教社之初，杨卫玉任职教社办事部推行股主任，由于工作勤勉出色，1925年即任办事部副主任。1927年，办事部主任黄炎培被南京民国政府视为“学阀”而通缉，流亡东北。在职教社危难之际，杨卫玉受命担任办事部副主任，与顾荫亭、杨贤江三人共同维持危机中的职教社。1928年，黄炎培辞去办事部主任的职务，由江恒源担任主任。此后，杨卫玉辅佐黄炎培、江恒源，与他们共同主持职教社社务。1930年，杨卫玉出任中华职校第六任校长。杨卫玉还十分关注家乡的职教事业，1934年，他与陆麟勋在南翔镇云翔寺内创办了私立苏民初级普通商业科职业学校，嘉定不少清寒学子都投考这所收费低廉，水平较高，就业容易的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卫玉随职教迁往大后方，担任广西分社首任主持者。1938年，职教社总社办事部迁到桂林、重庆、成都等地，均由杨卫玉主持社务。1940年12月，黄炎培与冷遹、江问渔参与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3人十分繁忙，无暇顾及社务，决定由杨卫玉专门负责职教社的日常工作。1943年，职教社办事部主任改称总干事，杨卫玉任总干事。他异常艰难地支撑在西南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后，职教总社从重庆迁往上海，内战爆发，在“职业教育似乎失去了发展的基础，维持目前的职业教育已极困难”（杨卫玉语）的情况下，他与职教社同仁抱着“人民生活一天，职业教育也必然需要一天”（杨卫玉语）的坚定信念，苦心支撑，惨淡经营，坚守着这份事业。1949年，杨卫玉当选为职教社副理事长。他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把职教社带入了新中国。

杨卫玉有多方面的才能。他长于行政，对具体工作是多面手，职教社同仁称其为“全才”，他担任大夏大学、上海工商专科学校、南翔苏民职业学校等30余所学校的校长、校董、教授等职，教学管理之余，亲自授课，讲课有声有色，十分精彩；他又精于编辑出版，曾先后主编过《生活》、《宪政》、《国讯》、《展望》等刊物，这些刊物传播爱国和平，宣传民主法制，关注民生疾苦，在当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在职教调查、讲演、地区规划等方面也卓有建树。在教育理论方面，更是造诣非凡，著作等身，有《职业教育概论》、《小学职业陶冶》、《工业教育》、《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等著作。

杨卫玉有强烈的使命感，富于政治敏锐性。他与黄炎培、胡厥文一起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任常务理事，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之一。解放后任国家轻工业部副部长。1956年在北京病逝，终年69岁。

三、职教社元老潘仰尧

潘仰尧也是职教社的元老。潘仰尧，名文安，字仰尧，以字行，1893年生于嘉定西门。曾师从古文大家唐文治，参加南社，国学功底深厚，后毕业于神州法政专门学校。

1914年，年轻的潘仰尧就投身于教育事业，由于办事干练，又有学问，他出道很早。就在同一年，他代表嘉定参加江苏省赴日本考察团，他对日本的职业教育抱有浓厚的兴趣，回国后大声疾呼，提倡教育救国。之后，他担任嘉定县教育会副会长、会长、县教育局局长、县图书馆馆长、《疁报》主编，是嘉定一位十分活跃的文化名人。

1917年，他与黄炎培、沈恩孚等人发起成立职教社。后又参与筹建中华职业学校，任职校教务主任。1924年，他担任职校校长，他对商业职校情有独钟，他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对于商业学校教育之最近感想》一文，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还兼任上海商科大学、大夏大学、江苏商业专科学校教授。在此期间，他随黄炎培、杨卫玉、邹韬奋诸君赴各地进行职业教育讲学。

1929年，潘仰尧在职教社主办的月刊《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职业指导问题》、《职业界之人生观》等文章，探索实业教育之路，并与黄炎培等提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改革方案，职教社率先实行校办工厂实习制度，先后成立了中华铁工厂、中华珐琅厂等企业，开拓了学生的就业机会，为此职教社又成立了职业指导所，把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结合起来，推荐了数以万计人员进入民族工厂工作，为民族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培养、输送人才的积极作用。

1932年3月，潘仰尧与江恒源考察沈阳、大连和日本、朝鲜的职业教育。撰写了《从辽宁到日本》一书，叙述这些地方的职业教育情况：其中有《大连之职业教育》、《辽宁之职业教育》以及《日本女子职业教育及其生活》等文章。1934年，潘仰尧在嘉定南翔苏民职业学校演讲《商科学生的信条》，他在演讲中大力倡导职校培育服务精神；“服务精神是职校的目标，学生出路不仅为谋生，兼之要服务社会。”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上海，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在中共党员的秘密串联下，发表宣言，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1936年2月9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出席者一万余人。潘仰尧与沙千里等13人当选为理事。职业界救国会在各行各业的基层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联系着众多的职员，在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领导的历次斗争中，是一支极具战斗力的生力军。

1937年11月6日，日军占领上海华界，上海的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受黄炎培委托，潘仰尧将职教社上海办事处设在租界内，他与杨拙夫为负责人。经陶行知介绍，他们结识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刘少文、薛暮桥等人。根据中共的建议，“职业界救国会”改名为“职业界救亡协会”，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潘仰尧遭日伪之忌，被特务行刺追杀未遂，亡命香港。1943年潜回上海，在故乡嘉定筹建惠工纱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黄炎培自重庆返沪，潘仰尧即与职教社同仁着手恢复职教社工作，并邀请上海工商界人士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从事民主进步活动。

建国以后，潘仰尧继续积极参与职教社活动。1950年，他被选为中华职教社第三届理事会理事。1959年，他又被选为中华职教社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上海市徐汇区工商联常委兼副秘书长。

潘仰尧口才流畅，文笔敏捷，擅长古典诗词，一生著作甚多，有教育、青年修养及诗集近30种。

1973年，潘仰尧在上海逝世，终年80岁。

四、中华职业学校首任校长顾树森

顾树森，字荫亭，1886年生于嘉定钱门塘镇（今属外冈镇）的一户耕读世家。自幼从父学习传统儒家经典，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04年，他考入上海龙门书院求学。第二年，因他学问扎实渊博，被学校授予“贡生”的资格。毕业后，顾树森即入中华书局任编辑，主要从事小学课本的编辑工作，从此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917年，顾树森协助黄炎培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成为职教社的主干。他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同年，他在职教社的刊物《教育与职业》第3期上，发表《职业陶冶之意义与方法》一文，全面论述了职业陶冶的概念、目的、意义和实施措施。之后，他在《教育与职业》刊物上发表了《德美英法四国职业教育》、《各国施行职业教育在学制系统上之位置》、《职业指导怎么办法？》等一系列文章，全面介绍了发达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这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都感到十分新奇，对中国创办职业教育具有很大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他还撰写了《生活教育设施法》的专著，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18年6月，职教社在上海老城厢南门外陆家浜路南岸（今黄浦区陆家浜路918号）开办中华职业学校，作办职业教育的实验基地，职教社同仁一致推荐顾树森为首任校长。中华职校是一所全新的学校，顾树森创造性地规划教学方法，选择教材，建造校舍和工场设备，以及聘请教师和技工。在他三年多任期内，先后开设铁工、木工、纽扣、珐琅及商科等几个专业，在教育实验中贯彻“劳工神圣”、“双手万能”的先进理念，造就了许多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使中华职校有了良好的开端，赢得了社会上的赞誉。

1922年，顾树森赴欧洲，在英国伦敦大学研究西方教育。并去德国、法国、意大利、苏俄等国考察职业教育。回国后写出了“游欧丛刊”，其中包括《德国职业指导实施法》、《德国职业补习学校概况》、《英国职业指导》、《苏俄新教育》等四种专门介绍欧洲国家职业教育的专著，这些著作由中华书局在1927年出版，在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顾树森以亲身经历，以客观的视角，介绍了欧洲诸国职业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他对德国职业教育最为推崇，认为德国的“经验成熟，有较好的参考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苏俄新教育》一书中，以“苏俄的职业学校”和“苏俄的成人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专章，详尽地介绍了苏俄的职业教育，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且难能可贵的。1923年，在职教社第三届议事员会上，顾树森当选为议事员，议事会是职教社当时的重要执行机构。

1927年至1946年期间，顾树森先后担任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国民教育司司长等职，并兼任中央大学职业教育一科的教授。

抗日战争时期，职教社黄炎培、江问渔等在重庆创办中华工商专科学校，1948年6月，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迁到上海，在时局十分动荡艰难的条件下，顾树森毅然接受职教社同仁的恳切邀请，担任校长，维护了教学正常进行和师生的安全，迎接上海的解放。

解放后，顾树森任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教育学科教授。后又被江苏教育科学研究所聘为研究员，此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研究和著述，成为造诣精深的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制度方面的权威。著有《中国古代教育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中国古代教育家语录类编》分上下及补编三册（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分别于1959、1961、1983年出版）、《中国历代教育制度》（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等专著。这些著作至今仍有较高参考价值。

1956年起，顾树森当选为苏州市人民代表，后又被推举为江苏省政协委员。对教育方面，提出过不少有价值的建议。1967年，顾树森病逝，终年82岁。

五、胡厥文重整职教社河山

胡厥文，名保祥，字厥文，后以字行世。1895年生于嘉定城内一户诗礼传家的望族。父亲是秀才，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毕业于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因受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青年时代即从事实业，后成为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

胡厥文的岳父沈恩孚是职教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1915年就成为沈恩孚的爱婿，受沈恩孚的影响很深，后与黄炎培相识，成为挚友，同时也与职教社结下了渊源。他们一个是搞实业救国，一个是搞教育救国，都立志不入仕途，但他们都爱国爱民，最后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先后成为职教社的领袖，为职教社的创立和复兴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敌。胡厥文与黄炎培合作，通过中华职校教社等组织，动员发动全市工商界出钱出力，支援抗敌。

1945年，胡厥文与黄炎培、章乃器等人以工商实业家和职教社为基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胡厥文在投入民主浪潮的同时，与职教社同仁走得更近了。

1950年4月，中华职教社迁往北京，在上海改设中华职教社上海分社。1958年，胡厥文任上海分社主任，开始直接参与职教社的领导事务。

1965年，黄炎培逝世，胡厥文从上海市副市长的岗位调往北京，担任民建中央副主委，主持民建中央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各民主党派及工商联的工作都停顿下来，职教社也被迫停止业务。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业教育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职教社也开始了恢复活动的准备，胡厥文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又兼任职教社代理事长。在他的努力争取下，1982年的《宪法修改草案》写入了职业教育的条文。在胡厥文的策划下，北京、上海、昆明分别举行建社65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北京的纪念会上，胡厥文作了《继续在发展职业教育事业中作出新的贡献》。同年5月，在中华职教社成立65周年纪念会上致词《发展职业教育是四化建设的重要措施》。胡厥文不顾年迈，为恢复和发展职教事业奔走呼吁，殚精竭虑。

1982年11月20日，胡厥文以职教社代理事长的名义致函胡耀邦总书记，希望批准正式恢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止活动的职教社组织和工作，表示要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增添一砖一瓦。胡耀邦对胡厥文的信极为重视，仅四天就作了亲笔回信。回信说：

厥老：

手惠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两册资料，收悉。该社故友新秀决心继承发扬光大黄任老毕生奋斗的事业，为国家加速造就人才，并且已经作出了成绩，可喜可贺。中央统战部代该会请求恢复组织和工作的报告，我尚未收到。但我以为：此种好事有统战部赞助就行，毋须等待中央批准。现在百废待兴，应多多提倡人人奋勇争先的风气，不宜层层设卡，贻误良机。尚望厥老勉励该会同仁发扬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放胆把工作推向前进。时届严冬，年高不适，望善自珍摄。

胡耀邦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收到这封热情洋溢的复信，胡厥文十分激动，反复展读。他感悟到党对职教工作的大力支持，也预感到了职教社的光明前景。不久，国家批给了职教社编制、经费。总社及上海分社、云南分社相继正式恢复组织和活动，所办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北京恢复了中华函授学校；在上海又举办了中华职工中等专业学校，筹备恢复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并与人才研究会合作推行农村职业教育；在云南又举办昆明新中华实验小学。

1983年5月7日，职教社召开社员代表大会，胡厥文当选为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年底职教社召开了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座谈会，会后胡厥文又立即写信给胡耀邦总书记，提出：“可否考虑在比较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适当时间召开一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以资策进。”胡厥文的这一建议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1986年，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成功举办，我国的职业教育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新时期。

为了进一步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1985年3月，总社在上海恢复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在胡厥文的邀请下，胡耀邦总书记给了“重放光彩”的题词。

1989年4月，胡厥文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嘉定还有一批教育家参与过职教社的工作，为职教社作出过贡献。

出生于嘉定望族的廖世承，他留学美国布朗大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他一面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一面受聘职教社，担任《职业与教育》杂志的编辑。后来，他担任职教社编辑股股长，成为职教社的早期骨干。他曾在《职业和教育》第33期上发表《中学与职业教育》一文，提出“中学里的学生，他们在青年期内选择的兴趣已经很浓厚，并很切要”的观点。1923年7月，廖世承任职教社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24年4月，廖世承与黄炎培等职教社专家，多次深入江浙一带的主要大中学校，进行有关职业指导理论与方法的演讲，廖世承主讲教育问题。1928年夏天，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与职教社合办暑期职业指导讲习所，廖世承担任主讲。廖世承对职业教育有很深的造诣，1929年，他编著的《中国职业教育问题》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廖世承的主要精力用于高等教育，成为中国教育心理学的开创人。担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院长、上海光华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院长，成为我国著名教育家。

杨拙夫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中的重要人物。杨拙夫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曾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江苏省立十一中学、苏州女子职业学校，铜山甲种师范学校教师。1933年被黄炎培任命为中华职业学校训育主任。抗日战争期间任上海苏民职业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杨拙夫任中华职教社总务主任，承担职教社日常繁重的事务。1947年，杨拙夫任嘉定县民众教育馆馆长，他在馆内发展职教社员，随即成立嘉定小组，这就是今嘉定中华职教社的前身。新中国成立后，杨拙夫担任中华职教社上海分社副主任、建庆中学校长，还是民建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

张乃璇，今马陆镇石冈人，是中华职教社的后期重要人物。张乃璇毕业于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曾任石冈小学、戬浜中心小学、纪王中心小学、奎山中心小学校长，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张乃璇在贵州省教育厅工作，受到黄炎培的赏识，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并让他参加重庆中华职教社的工作。1945年，张乃璇随黄炎培访问延安，回重庆后协助黄炎培整理编写《延安归来》。他还协助黄炎培、胡厥文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建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张乃璇任上海市杨思中学教务主任、陆行中学校长、浦东县副县长、川沙县副县长等职。

此外，嘉定人黄守孚，1917年曾协助黄炎培创建中华职教社；浦泳加入中华职教社，创办过多所中小学；潘指行曾在1922年曾担任过中华职业学校的训育主任，受职教社的影响，后来在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时，对嘉定教育制度作了改革，首创了中心校教育制度。

职教社从一开始就和嘉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职教社的影响下，嘉定的职业教育起步早，发展快，20世纪30年代，曾产生过私立苏民商业科职业学校、县立普通商业科职业学校等较有影响的职业学校。至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得到大规模的发展，职业教育办得有声有色。嘉定与职教社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职教社光辉的历史有嘉定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可以视为“教化嘉定”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所作的新贡献。

【注释】

[1]作者：嘉定中华职业教育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