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儿童教育社

三、中华儿童教育社

在应聘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时，陈鹤琴还怀抱着第二个希望——“租界上中国儿童教育要比其他地方办得好”，这体现了他在谋华童教育机会之改进和扩充的同时，还要凭借东亚第一大埠的特殊条件，把实地研究中国儿童教育的实验拓展到更大范围的愿望。

（一）“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的建社初衷

为推进儿童教育的发展，1929年，陈鹤琴在上海办学的同时，着手组创中华儿童教育社。该社的前身为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人于1927年在南京发起成立的幼稚教育研究会，任会刊《幼稚教育》主编的陈鹤琴在发刊词中提出的口号成为了幼稚研究会的方针：“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陈鹤琴希望实地研究的人越多越好。该社最初个人会员不过10多人，团体会员仅鼓楼幼稚园、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晓庄师范3个。其后，在陈鹤琴主持下，南京5所市立实验学校、2所省立实验小学也加入为会员。该会组织的教师教学活动由南京市各幼稚园轮流主办，自然、社会等各科专家也经常受邀前来指导。随着教育实验的范围由幼稚教育延伸到初等教育，1928年，陈鹤琴将《幼稚教育》月刊更名为《儿童教育》，次年，中华儿童教育社也就应运而生了。大会选出执行委员9人，有陶行知、陈鹤琴、马客谈、李清悚等，陈鹤琴被公推为大会主席。

1929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大会合影（2排左1为陈鹤琴）

作为国内最早的全国性儿童教育团体，中华儿童教育社成立之初，有个人社员47人，团体社员22个，包括南京鼓楼幼稚园、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中央大学教育学院、南京特别市市立中区实验学校、南京特别市市立南区实验学校、南京特别市市立北区实验学校、南京中学实验小学、上海中学实验小学、上海特别市第一实验小学、上海特别市树基小学、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小学、上海崇德小学幼稚园、上海特别市务本女中附小、无锡中学实验小学、苏州中学实验小学、杭州市横河小学、广州中山大学实验小学、北平孔德学校等。1930年7月，在无锡举行第一届年会时，团体社员34个，个人社员315人；1931年4月，在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举行第二届年会，同时举办艺术教育展览会，团体会员为35个；1932年11月，在南京举行第三届年会并开办健康教育展览会，团体会员增加至39个，个人社员达到744人，分别来自16个省区；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该社已拥有21个分社、4000余个人会员，成为全国最大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抗战胜利后，中华儿童教育社加入了国际新教育同盟和世界教师专业组织，参与世界儿童教育之改进。

为什么要组织中华儿童教育社呢？陈鹤琴所憧憬的理想是：“集中全国研究及从事儿童教育之团体及个人”，“为整个中华儿童谋幸福”。陈鹤琴说：“我们的态度，注重研究方面，研究的对象，完全是天真烂漫的小孩子，所以我们这个社团，实有永久存在的可能。”^[4]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宗旨是“研究儿童教育，推进儿童福利事业，提倡教师专业精神”^[5]，研究范围包括小学教育、幼儿教育和家庭教育。

（二）国内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

陈鹤琴主编的《儿童教育》月刊封面

在陈鹤琴的主持下，《儿童教育》月刊和《儿童教育丛书》成为中华儿童教育社最重要的出版物和交流渠道，发表全国知名儿童教育专家的观点、论述，向研究者提供具体教材，供讨论之用。《儿童教育》也成为全国教育学者和师范院校师生必修的课外读物，由于经常刊登介绍、反映国际儿童教育新思潮、新教法、新教材而广受欢迎，是三、四十年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学术刊物之一；《儿童教育丛书》由知名教育家郑宗海主编，选取国内外儿童教育名著进行编译、介绍，共计十余种，有《初级儿童教育》、《儿童课程》、《性的教育》、《儿童文学》等；此外，还由吴研因主编各种儿童读物，为国内幼稚园和儿童的阅读和学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这些工作均广受好评，也使中华儿童教育社在研究问题的同时，更趋重于交流与实际应用。

中华儿童教育社还在各地举办学术交流活动。在陈鹤琴发起组织的上海社员读书会中，经常通过阅读各种书籍、资料，促进社员间心得交流。同时还举行讨论、参观、演讲等活动，有请上海社员演讲儿童教育实际问题、介绍重要的书报，也有多次与其他机构合请中外教育名人演讲。参加者除陈鹤琴等人外，主要是来自上海工部局各小学校长和学校骨干，华童公学、育才公学及部分市立小学、中学校长也参加活动。读书会活动每月一次，持续了五年。

从成立之初到1937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先后举行了一次成立大会和七次年会，每次年会集中讨论一个论题，其中包括小学课程、儿童中心教育、儿童健康教育、小学公民训练、小学实际问题、中国教育改进问题、乡村教育及幼稚教育；发动全国儿童通信运动、良师兴国运动；举办健康教育展览会、公民训练展览会；与江西省合办暑期讲习会。与此同时，中华儿童教育社作为国内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儿童教育学术团体，还参与了教育部编修小学课程、修订各种师范课程等工作。

在陈鹤琴的设想中，中华儿童教育社应该成为国内研究儿童教育的中心，具有儿童教育实验、儿童教育辅导、儿童图书馆和儿童书籍日用品代办等功能。因经济拮据，陈鹤琴一方面竭力争取政府当局和各教育机构的资助或帮助，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多方筹募资金。他很恳切地说：“我们知道，一根木头是不能够造屋子的，一根蒿子也不能够驾船的，一定要群策群力，才可以成功一种事业，所以要唤起社会的同情，征求合作！”他向全社会大声呼吁：“儿童教育，是建树国家的基本教育，我们要以全力发展儿童教育，这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我们的力量有限，希望对我们表同情的人，帮助我们，使我们对儿童教育的事业得以顺利地进行！这不独是中华儿童的幸福，也是国家的幸福啊！”^[6]

作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创始人，陈鹤琴不仅主持日常社务工作，负责操办多届年会，主编该社《儿童教育》月刊，而且以现代教育家所特有的敏锐眼光和宏大气魄，把握办社方向，扩大研究队伍，运筹行动规划。他主张将儿童教育研究与时代生活结合起来，号召广大教师把根留在儿童生活中，通过儿童生活去阐明儿童教育真谛，以期为中华儿童谋幸福。1931年，他还特地请了老朋友陶行知为中华儿童教育社同仁谱写了《教师歌》^[7]，歌中“发现小孩，了解小孩，解放小孩，信仰小孩，变成一个小孩”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陈鹤琴和陶行知共同的儿童教育观，定为社歌后迅速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陈鹤琴的工作从个人研究和实验开始，发展到作为行政官员在所辖范围建立“教育试验区”，将多所学校、幼稚园整合在一起共同开展试验、研究，再到用团体的形式将各方面力量和资源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范围和规模的研究与实验，以使儿童教育研究在国内广泛开展起来，并成为国际教育发展进程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