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设商学团简史

中华职业教育社设商学团简史

谢胥浦　顾乃文　沈村耕

一、商学团的由来

1929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以下简称职教社）在上海萨坡赛路慈寿南里六号（现淡水路），创办了职业专科学校，课程有商业簿记、银行簿记和调查统计等科目，每晚7—9时上课，学员大都是来自工厂、商店的青年职工。是年10月，校方根据青年职工的学习需要，又开办了职工补习晨校，上课时间自上午六时半至八时半，课程有国文、英文、算术、公民等科目，国文课着重应用文、写作、书法的教学，不久职业专科学校改称中华职业专科补习学校，1930年秋迁至华龙路（现雁荡路）80号新建的职教社大楼内上课，并为适应同学高低不同程度起见，又分甲乙两组。1933年2月，经当时的上海市教育局核准立案，改称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晨校即并入改为晨班。

职教社的主要领导人对晨班非常重视，亲自任教。江问渔老师教授国文，杨卫玉老师教授应用文，姚惠泉老师教授公民，张雪澄老师教写作并批改作文，每周作文一次。黄炎培先生也常到班讲演，经常举行学生演讲比赛，他和江问渔老师亲自担任评判，对学生的鼓励很大。

晨班的老师在教学中，非常注意学生的智商、体育、德育的培养，因此除上课外，尚有课外活动，有远足、叙餐，课前课后，学生可到社的图书馆借书阅读或唱歌曲，当时唱的是岳飞《满江红》，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张雪澄老师在早晨上课前带领学生到对面公园锻炼身体，教练八段锦体操。

晨班分甲乙两组，各在组内组织学生自治会，领导同学活动，晨班甲组出版壁报《晨钟》、《暮鼓》，乙组出版壁报《晨鸡》，由张裕昆主编。甲组同学尤为活跃，在校内曾出版不定期刊物《明朝》，是16开4页铅印本，由江问渔老师亲笔题名。《明朝》表达了同学们对旧社会现状不满，渴望光明的“明朝”早日到来之意。

这本小刊物的内容有老师讲话，同学习作，也曾介绍过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等文章，前后共出7期，每期印500份。《暮鼓》、《晨钟》壁报，张贴在教室内，内容有学术讨论，思想探讨、新闻评语述和小品文等，当职教社15周年纪念时，晨班甲组同学曾购买铜钟一只，命名为《晨钟》。献给学校，按时打钟，为上下课的信号，晨班内也经常请职教社领导及社会名人讲演，请陶行知讲生活教育，黄炎培讲我的人生观等。

1932年晨班甲组同学结业后，都要求继续学习，校方同意利用星期日上午来校学习，名为星期班。1933年8月，职教社在漕河泾建立农学团，1934年春，江问渔老师认为同学多数是商店职员，就建议将星期班改名为“商学团”。与农学团并名，是个自我教育方式的小集体，这就是商学团的由来。开始参加商学团者，都须经过江问渔老师认可，因此当时只有20余人，团内也有学生自治组织，当时的同学有王纪华（王文清）、李少甫、周肇基、王烈帆、曹楚、童志培、汪壁、顾嘉玉、张霞辉、余名锷、王祖导、王墨斋、江麟年、李更生、杨盘铭、程俊等，后来社属各补习学校同学和社会职业青年，经过商学团同学的介绍逐有参加，如第二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的谢胥浦、周尊辉、周淑英、席子钦、段国藻等，都是经过王纪华介绍参加的。第一补校“通问常塾”的学生陈大椿也参加商学团。商学团人数增加后，在王纪华、李少甫、童志培三位同学努力下，活动范围也有所扩大，学习讨论更为广泛深入，救亡图存的思想给同学的影响很大。

二、商学团的活动情况

商学团成立后，主要活动情况如下。

1.学习讨论

先由教师讲一个专题，然后由同学自由发言，展开讨论，讨论的问题都是同学非常关心的问题，范围较广，从职业教育到国家大事，从社会现象到青年出路，如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攘外必先安内”的后果问题，为什么毕业即失业问题、服务道德与青年出路的关系问题，及其他社会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讨论，使同学认识到，日寇步步入侵，国民党一再退让，国土大片沦丧，民族危机严重，激起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救国热情，同时也懂得了个人出路与民族存亡的切身关系，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社会问题上，对典当是高利贷剥削，但为什么会有这种机构存在，经过讨论，根源是社会制度问题。如果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典当也就不会存在了。再如在沉舟时，母亲、妻子同时溺水，应该先救谁，有的主张先救妻子，妻子年轻能为社会出力，有人主张先救母亲，实行孝道。各抒己见，辩论得非常热烈，虽然没有得出结论，但启发大家思想上对社会各种现象，提高分析、探讨能力。团内曾自己组织两次讲演会，一次请柳乃夫讲“日本问题研究”，一次请章汉夫讲“世界帝国主义新动向”，但都因受到阻力而临时停止。

2.组织读书会

1934年下半年，由顾嘉玉、张霞辉发起组织社会科学读书会，余名锷、顾乃文等多人参加，阅读的书刊有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徐懋庸的《社会科学概论》、吴大琨的《大众政治经常学》、《唯物辩证法》。韬奋编的《大众生活》（当时是指导抗日救国的主要刊物），以自学为主，联系社会实际，相互启发，提高政治觉悟。

3.出版刊物

1934年秋，由王纪华发起，有李少甫、童志培、周肇基、谭崇安、王烈帆、曹楚、程俊、王墨斋、江麟年等编辑、出版、发行《小职员》半月刊，这是一本32开铅印的小册子，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报导职业界有关抗日等时事消息和职业教育的专论文章，此外也登载商学团的动态及工厂、商店小职员的来稿，反映职业生活状况，撰稿人除商学团同学外，职教社的领导和教师，以及“进社”的领导顾准、李建模等也常有文章发表，谢胥浦写过《康元厂科学管理的实质》一文，反映该厂对学徒不合理待遇的内情。《小职员》共出版12期，第4期起作为救国会会刊由周肇基主编，每期印2 000份，深受职工欢迎。后遭国民党警察局及法巡捕房查禁。1935年冬，王纪华和林大淇又办起了《生存线》，后也被国民党查禁。

4.参观和文娱活动

商学团为了加强同学之间的联系，适应青年人的兴趣和增加感性知识，曾举行过几次郊游参观活动，如有一次到漕河泾参观冠生园食品厂和黄家花园，同学们看到了工厂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和黄家花园的豪华享受。两相对比，提高了阶级认识。商学团同学在文娱活动方面，组织或介绍同学们看进步电影《夏伯阳》、《大陆》、《风云儿女》等外，还组织歌唱队，请音乐家吕骥、瞿希贤教唱救亡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1936年，聂耳逝世一周年，商学团曾在职教社“比乐堂”举行纪念会，介绍聂耳同志生平，悲唱“聂耳挽歌”，参加者有200多人。

5.抗日救亡活动

1934年秋冬间，上海有一日本人杀害工人刘××的案件，全市人民举行抗议游行，商学团多数同学去参加了。1935年24日，上海各界积极响应“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在大陆商场（今东海大楼）集会，商会团参加者有王文清、顾嘉玉、尉迟缨、张霞辉、周肇基、余名锷、顾乃文、童志培、谢胥浦、丁慧涵、张裕昆等参加，齐集大陆商场内外，几次被巡捕驱散，后来又在市商会集合，整队向北进发，沿途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到达北站广场，周肇基、尉迟缨等向群众作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救国演说，周肇基当场被警察拘捕，经过交涉后释放。1936年1月，交通大学等校师生，赴南京请愿抗日，商学团同学积极支援，参加游行。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商学团同学踊跃参加，并参加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游行。

1936年10月，商学团同学到万国殡仪馆参加鲁迅追悼会，瞻仰遗容，又参加由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为首率领广大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抵达万国公墓举行殡葬仪式。

6.参加校外进步团体活动

1934年春至1935年春，上海青年会的读书会，由艾思奇、柳湜、章乃器、李公朴、沈体兰等创办，分社会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并分组组织讨论，青年会并举办的报告会，如日本问题、东北问题，商学团同学经王纪华介绍参加读书会有谢胥浦、程俊、席子钦、周尊辉、周淑英、段国藻、吴进元等，有一次在青年会讨论哲学问题时，国民党官员潘公展也来参加，大肆宣传“唯生论”的谬论，他说哲学上唯心、唯物都是不对的，只有“唯生论”才对，说什么“世界上人类的活动，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大意）”，有人接着发言说，人出生到世界上来，生是决定了的，问题在于如何生，为什么有些人生活得优裕，而大多数饥寒交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请问这是命运注定的吗？还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呢？潘公展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这位同学的发言，言简意赅，铿锵有力，颇有教育意义，增大了大家阅读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自觉性。

7.参加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简称武自会）及救国会

1934年秋起，商学团同学陆续参加武自会，它是中国共产领导的外围组织，如王纪华、童志培、顾嘉玉、张霞辉、曹楚、余名锷、周肇基、顾乃文、谢胥浦、程俊、席子钦、周尊辉、周淑英、段国藻、张叔明、杨元康、童志耀、陈大椿等同学，他们参加武自会后，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做了不少工作。1935年1月28日，商学团同学参加武自会纪念“一二八”抗日三周年，举行集会游行示威，指挥部设在中汇银行大楼三楼（现上海博物馆），队伍从曹家渡向租界进发，被警察冲散，不少人被捕，余名锷关在南市蓬莱路警察局达三四个月之久，后交保释放。1935年夏，发生“新生事件”，杜重远在《新生》杂志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触及日本天皇，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并将杜重远逮捕入狱，判刑一年二个月，激起各界人士的义愤，纷纷组织营救后援会，王文清曾出版《斗生》刊物，登载杜文及杜的照片。谢胥浦在康元制罐厂发动职工组织后援会过程中，被老板项康元开除。1935年底，商学团又参加救国会，因此商学团很多政治活动是由武自会、救国会领导组织的，通过一系列斗争实践，很多同学成为抗日救亡的骨干。

8.举办民众学校

商学团同学顾嘉玉、江麟年、陈大椿等在南京城内静修路报关小学内办报关业公会业余民众夜校，学生百余人，都是该处附近贫困失学子弟和工厂艺徒。忻彭令、曹楚、张裕昆、邵国耀、李跃华等，也在陆家滨中华职业校内借得一个教室，招收失学青年入学。进行文化速成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虽都只办二三学期，而颇受群众欢迎。

9.参加难民收容所服务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晨班、商学团部分同学，在职教社领导江问渔、杨卫玉、姚惠泉、张雪澄等指导下，到大世界难民所去服务，照料难胞生活，宣传抗日救国，鼓励他们抗战的斗志。8月14日大世界门前突然坠落炸弹，行人死伤惨重，商学团同学积极参加救护，谭崇安同学曾将自己的长衫扯成绷带，为伤员裹伤，11月间，侵华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国民党抗战部队撤离上海，形势发生变化，租界成为孤岛。晨班、商学团同学转入各有关抗日团体继续活动。

三、商学团的历史作用

从上述情况来看，商学团是职教社所属的一个学校的班级组织，又是一个有地下党员领导的政治活动团体。它的教育方法生动活泼，主要是着重启发教育，教师提出专题，引导学生讨论，相互启发帮助。又着重实践，通过参观、示威游行，使同学提高思想觉悟，并举办民众学校，由学生去教育群众，宣传抗日。特别是参加各项政治斗争使同学得到锻炼。1934年至1936年间最为活跃，当时地下党员顾准经常到商学团指导活动，由王纪华同志（1936年初入党）组织领导，他团结同学，上下内外联系，发挥了很大作用，商学团的历史作用，主要是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锻炼了一批新生力量，同学们经过读书会、武自会、救国会活动的实践教育及进步思想的影响，提高了认识，增强了爱国家爱民族的热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接受了革命思想，有不少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张霞辉、曹楚、祝公健赴延安参加抗日，张裕昆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参加工作，抗战一开始陈大椿即回浙江进行武装斗争，顾嘉玉、谢胥浦、程俊、尉迟缨、程子方、顾乃文等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因此现在健在的老同学，只要一提起职教社举办的晨班、商学团，回忆往事，都会激起强烈的怀念之情，如祝公健同志说，我从小失学失业，连高小也未进过，因父母信奉天主教，所以原名祝祷，参与晨班、商学团后，不仅提高文化水平，也使我从有神论者转变为无神论者。谢胥浦同志说，我的思想转变，走上革命道路，可说是从商学团开始。顾乃文说，他参加商学团时年龄尚小，还不大懂事，在几次辩论会上，颇受启发，开始走上革命的道路。陈大椿说，数十年来，常以职教社诸老教导鞭策自己，为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童志培说，晨班、商学团是培养一批抗日救亡的青年骨干，我受各位教师的谆谆教导，思想逐渐开朗，求知心切，不怕路远，每天黎明即坐第一班电车到校学习的。哈慧心同志说，她出生在一个封建的有宗教色彩的家庭中，参加晨班、商学团，使她挣脱了封建枷锁，投入爱国活动。邵国耀、李更生同学深深感到晨班、商学团使自己在政治上受到启蒙教育。杨振海同志说，通过晨班、商学团的学习，认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洞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明确了青年对救亡图存应尽的责任。还有不少同学都谈到永远忘不了职教社开办晨班、商学团，对祖国培育一代新人，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