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及其《生活周刊》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刊物及其《生活周刊》

马开年^[1]

作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人民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走过了95周年的辉煌历程。在悠久的历史中，中华职业教育社非常重视舆论宣传，从她成立之日起，除了在商务、编辑出版职业教育的书籍外，先后创办了多种进步刊物，其中包括在立社当年10月25日创刊的《教育与职业》杂志，至今也已创刊95周年。还有《生活周刊》、《救国通讯》、《宪政月刊》、《展望》等杂志，在宣传职业教育和号召民众积极投入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抗战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高举爱国主义大旗，黄炎培主办发行了两个大型的政论性杂志，一是1931年创办于上海的《救国通讯》（后改名为《国讯》）周刊，另一是《宪政月刊》（简称《宪政》）。

《国讯》周刊是著名新闻界前辈俞颂华主编，他当时任中央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等高等学府新闻教育系的教授；《宪政月刊》则是由著名法学家（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志让主编。《宪政月刊》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为民主自由大声疾呼，篇篇文章都是向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主自由的檄文。《宪政月刊》还每月举行“宪政座谈会”，民主人士如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陶行知等以及工商界巨子钱新之、王芸生等，有时还请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周恩来等曾列会。《宪政月刊》刊载的座谈会记录，重庆《新华日报》经常以很大篇幅转载。

《国讯》周刊于1931年创刊到1948年4月9日被国民党查禁封闭，经历了17个年头。担任过主编和编委的有俞颂华、杨卫玉、黄炎培、茅盾、叶圣陶等。《国讯》还先后同时出版过上海版、重庆版、香港版、桂林版、昆明版，共发行457期。《国讯》被查封后，仅仅中断了21天，就在当年的5月1日出版了《展望》周刊。《展望》出版到1949年3月的第3卷第18期，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查禁封闭。

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6月1日，《展望》就在上海第一个得到人民政府的批准恢复出版。它向广大读者展示了祖国无限的光明前途和希望。同时它也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支持与爱护。早在1955年，它的每期发行数量即已达到30万份。

在诸多刊物中《生活周刊》也是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它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而生活书店又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生活周刊》于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刊，杨卫玉任社长，王志莘任主编。《生活周刊》的宗旨开始由“职业教育”、“职业指导”逐渐转变成“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报”，以讨论社会政治时事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刊物。

1926年10月王志莘辞去主编职务，中华职业教育社聘请邹韬奋接编。邹韬奋接手主编《生活周刊》，也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生涯。1930年1月邹韬奋担任社长兼主编。他悉心改革，紧密联系社会实际，“变换内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评论的有趣味、有价值的材料，并在信箱一栏中讨论读者提出的种种问题。对于编排方法的新颖和相片插图的动机，也很注意。”由于改变编辑方针，注重社会和读者需要，改单谈“职业教育”和“青年修养”为讨论社会为主，而出版形式又改单张为16开本，销量由两千份增至四万份，最多时达十五万份，为当时全国期刊之冠，创现代期刊史的最高纪录，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1930年生活周刊社成立书报代办部，后至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生活书店经理由徐伯昕担任，徐伯昕于1923年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1925年10月参加生活周刊社工作。

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生活书店在重庆合办国讯书店。1937年抗战开始，生活书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上海向内地进展，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6处分支店，对抗日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扼杀进步力量，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邹韬奋和徐伯昕苦心经营的生活书店，此时仅存生活书店重庆分店一家，其余全部被反对当局封闭，职工有数十人被逮捕，有的在监狱中被迫害致死。邹韬奋和徐伯昕请示了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根据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采取化整为零的方针，坚持斗争。邹韬奋和徐伯昕去香港开展工作，继续出版书刊，供应重庆、桂林、上海、香港和南洋等地；派职工去延安、苏北；与人合作经营，在桂林与冯玉祥合营创办三家图书社和印刷厂，在重庆与潘序伦合营创办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等。

邹韬奋和徐伯昕与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杨卫玉、孙起孟商定在重庆创办国讯书店，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和生活书店共同投资，生活书店派孙洁人担任经理。当时，孙洁人的党组织关系由方学武联系，方学武则受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领导。业务方面，将生活书店的邮购、期刊订阅和购书业务全部转交国讯书店办理，出版方面，除了重印生活书店的图书外，也出版了一批新书，如黄炎培所著《蜀南三种》、《延安归来》等。方学武当时担任生活书店重庆分店经理，为国讯书店业务常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孙起孟等联系。至1943年7月国讯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原生活书店派去的孙洁人等全部退出。

黄炎培担任生活书店的名誉社员和候补理事。生活书店对内是合作社组织，全称是“生活出版合作社”。于1938年12月24日第30次临管会通过沈钧儒、黄炎培、杨卫玉、江问渔为该社名誉社员。

1939年4月24日，生活书店在重庆举行社员大会，通过由胡愈之先生起草的生活出版合作社新章程，选举黄炎培为理事会候补理事。

在重庆期间，生活书店请黄炎培来店讲话。1940年12月6日，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举行茶话会，欢迎访问延安归来的茅盾、李公朴，同时举行向生活书店职工劳动英雄董文椿授奖仪式。沈钧儒、黄炎培、阎宝航等应邀出席。茶话会由邹韬奋主持并致辞，茅盾、李公朴介绍了访问延安的情况。徐伯昕介绍了劳动英雄董文椿的事迹。会上，黄炎培为董文椿颁奖。茶话会开得十分热烈，令人鼓舞。

上海生活书店原设在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门市部于1947年上半年结束经营，但上海书店经理薛迪畅仍留在上海工作。1948年8月的一天，陈正达将印型、图书从福州路库房取出，坐三轮车至天蟾舞台右边时，被警察巡检扣留，检验了他的居民证和住址，警察按住址前往搜查，将住在一起的薛迪畅也捕入警察局关押。为了营救两人出狱，在沪生活书店同事紧急商量解救办法。据方学武先生回忆，当时他以上海生活书店代表身份，与各方人士联系，要求进行疏解协助获救。警察局以这两人有共产党嫌疑为由，解送他们去国民党的特别刑事法庭审判，其罪名是触犯“戡乱违国”条例，事态渐趋严重。这时时局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制造假和平阴谋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和“合法”手段，中华职业教育社杨卫玉出面疏解，他写了封信由方学武去联系这位特刑庭的负责人，结果薛迪畅、陈正达两人最终交保释放，使得上海生活书店职工们十分感佩杨卫玉。

1949年5月，在上海解放前夕，上海西部地区已经解放，但虹口、闸北仍在战斗之中。地下党在出版、发行、印刷方面的负责人找到方学武，要求在两区交通适中的地段借用一间会议室召开秘密会议。方学武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杨拙夫的帮助下，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二楼的一间大会议室秘密召开了地下党成员的集体会议。会上党组织向大家宣布，上海即将全部解放，要求立即投入接管工作。大家汇报了收集官僚资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党组织要求立即汇总，以便递交北京、山东南下上海来接管的部门。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这次秘密集会，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上海即将全面解放，而参加会议的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马上可以转为公开，拥有上海主人的地位了。

【注释】

[1]作者：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