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王艮仲

访中华职业教育社副理事长王艮仲

陈伟忠^[1]

1988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为黄炎培故居题额，同时中共中央统战部同意对黄炎培故居进行修缮并对外开放。为此，川沙县人民政府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全力支持下，着手准备黄炎培故居的修缮与史料征集工作。9月初，川沙县文化局为落实修缮黄炎培故居的有关事宜，委派我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的两位同志专程前往北京征求黄炎培亲属和中华职业教育社、民建与民盟等有关方面及相关人士的意见。到京后第3天的下午3时，我们在中华职业教育社章启祥处长的带领下，来到了王艮仲老人居住的北京南礼士路的寓所。章启祥处长一按门铃，就听见里面传来一声洪亮的声音“噢！来了”，一位看上去只有60岁开外的老人为我们一行开了门，并十分和蔼地说：“你们是上海浦东来的吧！”

我们说：“是的。”

他说：“好，欢迎你们，请进来吧！”说完就将我们引进了客厅，并请我们坐了下来。

我们随章启祥处长很恭敬地听从了他的安排，在客厅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等候王艮仲前辈的接见。可谁知为我们开门的这位老人吩咐家人倒茶后也坐了下来，并十分亲切地对我们说：“家乡来的贵客，请问有什么吩咐呀？”

他这么一说，使我们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亲自为我们开门的就是86岁高龄的王艮老，王艮仲老前辈。于是我们连忙起立，不好意思地说：“王艮老，请原谅我们的冒昧，我们以为……”

没等我们话说完，王艮老十分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们是家乡来的贵客，我当然要亲自开门迎接你们呀！”

这时，章启祥处长才笑嘻嘻地说：“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惊喜。怎么样，没有想到吧！”

我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想到，真没想到！”

我说：“王艮老，你哪像是一位86高龄的老人啊？”

章启祥处长接着说：“是啊！不少没有见过王艮老的人，都无法将王艮老与一位86高龄的老人联系起来。”

王艮老笑了笑说：“你们今天的来意，启祥同志在电话里已经和我说了，家乡修缮黄任老故居是件大好事，黄任老不仅是位了不起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新中国的开国功臣呀！黄任老倡导中国的职业教育、一生为国为民、致力职业教育与爱国活动。特别是他选择了与共产党合作，跟共产党走，他对国家是有杰出贡献的呀！”

我说：“是的，所以这次我们来京特意向各位职教界的老前辈和黄任老的亲朋好友们征求修复黄炎培故居的意见，同时征集黄任老的有关史料，为黄炎培故居修缮后，开设黄炎培生平史迹陈列做准备。”

王艮老听后说：“好事啊！我一定尽力支持。”

我说：“是啊！所以我们特意拜访您老，就是请您为我们提供些有关黄炎培先生的史料。”

王艮老说：“修缮黄炎培故居不仅是对黄炎培先生的怀念，也是为了宣传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并对扩大与宣传浦东家乡也是有好处的。启祥同志做过黄任老的秘书，现在又是总社的处长，他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你们就请启祥同志做你们的顾问。另外你们也可到民建、民盟去了解一下，我想他们那里也会有不少档案记载的。”

不知不觉我们谈了将近一个多小时，章启祥处长考虑王艮老毕竟年事已高，就说，今天就此结束吧。可王艮老兴致十足地说：“黄任老对我不仅有知遇之恩，我也算是黄任老的儿子，我理所当然要为黄任老故居的修缮尽点心、出点力。”

接着，王艮老又给我们讲述黄任老对他的教育与关爱，说：“在黄炎培的影响下，我也一直效仿黄炎培先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为国家、为上海、为浦东家乡办实事。”他还特别提到在几次关键时刻黄任老对他的提携以及在人生转折时的引导与帮助，告诉我们黄炎培先生对他知遇之恩、再造之恩与再生之恩。

他说：“知遇之恩。就是我从就读于黄任老创办的浦东中学起就十分崇拜黄炎培先生，我是慕名报考浦东中学的，当时浦东中学在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学校。我进入浦东中学后，曾多次聆听黄炎培先生的讲学。黄炎培先生是位了不起的校长，了不起的教育家，浦东中学的师生都十分敬佩他。”

他又说：“1924年，我到苏州东吴大学求学，当时我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在学校组织讲演活动时，因为邀请了共产党人恽代英等到学校来讲演，并组织与参加支持‘五卅’运动的活动，被学校劝退。是黄炎培先生知道情况后，立即帮助我联系转学到南京读书。由此，我与黄任老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忘年之交。”

他十分激动地说：“黄炎培先生对年轻人十分关心，他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抗战时期，黄任老离开上海到重庆，我也到了重庆，后经国民党委派并经常出入于上海与重庆之间进行抗日的联络等活动，我们经常通信联系，黄炎培先生多次让我前往重庆向他汇报上海与各地抗战的情况，交谈中黄任老经常向我讲述他对抗战时局的看法，并教导我，要动员与帮助一切社会力量进行抗战活动。他要我想事要多为国家考虑，行事要多为百姓考虑，做人要坚持基本准则，不要做违背民族、违背人民的事。”他说：“1941年1月12日，黄任老特意赠文与我。”（王艮仲当时只是提起赠文一事，下文是作者后添加的。文为：“‘真理唯一，任何人所不能私。我所识人生基本，只此。’此文虽至简浅，实践已非易易。对人，对己，修学，治事，一切以此为出发点。环顾同志，我弟志趣，勇敢，智谋，热情，气魄皆过人。国危至此，人群浩劫在展开中，吾辈不能不呼集同志负起责任，今与弟约，我在世一日，与弟携手一日。离世以后，弟为传递并发挥吾遗志之一人，须有不惜牺牲之勇敢，兼须有避免牺牲之智谋。我弟识之。”）在重庆黄任老还引见了有关中共等各界著名人士与我结识；抗战胜利后，又让我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兼任重要工作。黄任老对我的教导与提携使我终身受益，也为我后来跟共产党走奠定了思想基础。”

他说：“再造之恩，是上海解放前夕，黄任老多次约见我，要我认清形势，不要跟国民党走，要我跟共产党走。黄任老还以他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我、引导我，他让我帮助共产党，为共产党办事。1949年初（注：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国民党特务将黄炎培列于国民党之黑名单之首，黄炎培从国民党内部得到情报后，他十分信任我，即与我等诸好友商量个人的动定问题，我当即表示愿与黄任老一起跟中国共产党走，为人民办事。因而黄任老对我更加信任，有关重大事情都让我参与商量，并让我具体做他动定计划的初步安排。在多次商量他与民建、民盟、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人动定计划时，黄任老也接到上海地下党转达毛泽东请他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于是黄任老又到职教社约杨卫玉、冷遹和我一起商定了北上的计划。约2月初（注：2月12日），黄任老与姚维钧夫妇又约我与杨卫玉仔细商量了制订的具体计划安排，并将行程安排告知上海地下党。黄任老将我作为他与职教社与民建领导人离沪北上行程计划的具体执行人，计划经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同意后。事隔两天后（注：2月14日），按照计划黄任老夫妇和女儿当当（注：黄当时）等一起到永安公司以购物为名离家，在我具体安排下，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全力帮助下，十分巧妙地躲避了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转移到了黄任老小女儿黄学潮家，第二天按照预先安排的行程乘船秘密离上海去香港。我也按照黄炎培离开上海时让我随后北上的安排，于1949年5月中旬来到北平。到了北平后，我随即前往北京饭店拜访黄任老。经黄任老介绍与前来拜访黄任老的周恩来同志相识。过后，黄任老又介绍我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并经黄任老亲自推荐，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我正式调往北京任中央政务院参事，成为新中国的一名建设者，人民政府的一位服务员。”

说起再生之恩。王艮仲告诉我们：“解放初期，可以说黄任老曾救过他的命。1950年，黄炎培先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土地改革小组，被选为召集人，他与李济深、陈叔通、沈钧儒联名提出《就各大行政区实行土地改革》案后。因我家有祖产，后又秉承黄炎培先生参与浦东家乡建设的教导，在上海浦东办农场有实业，因而土地改革开始不久，就被上海列入了大地主的行列。虽然我已按照黄任老的‘化私为公’的建议，特意回上海把自己亲手创办，投入不少资金和心血的公司、农场等实业，着手收拾了一番，准备将农场与实业交给国家，以便自己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去。可万万没有想到上海方面仍然要我回去接受审查与批斗。遭遇到这样突然的事情，我当时措手不及，我只能去找黄任老求救，为了我的事情，黄任老特意到周恩来总理面前说情，并担保了我。我才没有回上海接受批斗。”讲到这里他对我们说：“这事章启祥同志应该比我清楚，你们就问启祥同志，让他与你们详细说吧！”

章启祥处长即接着说：“好的，王艮老我给他们讲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吧，快到五点了，已经打扰多时了。”

于是我们立即起身向王艮老告辞。我们再三恳请王艮老别送，可他坚持把我们送到楼梯口。

晚上用餐时，章启祥处长给我们接着讲述了王艮仲所说的再生之恩的事，章启祥对我们说：“土改时，王艮仲的个人成分划入地主行列，只是因王艮仲当时经营范围很广，有农场、银行，兴建公路当董事长，属于上海浦东的大地主；也兴办教育、办《建设杂志》，中华职业教育社、参加民主建国会又属于开明士绅；可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党员，并曾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虽然1949年5月王艮仲到北京后，一直在黄炎培先生身边帮助做事，1950年7月，又经周恩来批准任国务院参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公务人员。但是关于他一生追随黄炎培先生，在国民党任职后曾在黄炎培的引导下与共产党合作，为共产党办过事等情况，家乡人民并不十分了解。所以按照当时他既是国民党的政府官员，又是有农场与实业的工商大地主的土改政策，是要揪回上海被斗争的。面对这种情况王艮仲知道，如回到上海后北京方面就鞭长莫及了，黄炎培先生也难以顾问了。此时此刻，王艮仲十分清楚只能在没有回上海之前找黄炎培先生，请黄炎培先生帮助他出出主意，想想办法。当时，黄炎培先生是主张‘江南无封建’的，于是黄炎培立即就去找周恩来总理谈王艮仲之事。周恩来对王艮仲为国家、为共产党做的事已有所了解，特别是黄炎培先生亲自出面为王艮仲说情，并极力为其在民国政府期间的工作和在上海浦东开办实业等情况加以说明，周恩来总理十分信任黄炎培也相信王艮仲的人格，于是就对上海方面说：‘王艮仲参事的事，黄炎培先生已亲自出面说明了，就在北京解决吧。’这样王艮仲就没有回上海，也算保住了性命。可是，由于地方干部对土改政策理解上的偏差，王艮仲的管家却在浦东家乡土改中成了他的替身，很快就被斗死了。”

由此，也出现了在土地改革时，黄炎培收到不少当时工商人士的告状信，但是黄炎培历来信奉的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所以所遇到不能清楚了解情况时，就会深入社会进行调查考察。于是有了黄炎培1951年1月13日，谒毛主席谈及南行之事，毛主席指示：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一二处考察之。历时20天的苏南考察，回京后即写成《访察苏南土地改革报告》送中央。充分肯定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的同时，也对党中央纠正有些地方在土地改革中的偏离党的政策的错误行为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注释】

[1]作者：上海浦东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