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与王栋

第一节　王艮与王栋

王艮（1483—1541年）^[1]，字汝止，扬州府泰州安丰场人，本名王银，后来在正德十五年（1520年）师从王阳明之后改名王艮。他出身灶户，祖、父辈皆以煎盐为业，故王艮“生长灶间，年三十才可识字”^[2]。然而，本来目不识丁的灶丁王艮，却非常好学，“初识《论语》、《孝经》章句，即邈焉希如古圣贤”^[3]。此后，他手不释卷，逢人质义，渐有所得。正德十五年，塾师黄文刚听王艮讲《论语》首章，说：“我节镇阳明公所论类是。”王艮惊讶道：“有是哉？方今大夫、士汩没于举业，沉酣于声利，皆然也。信有斯人论学如我乎？”于是赴赣州府师从王阳明。王艮本是一灶户盐商，乍然于学问有得，遂以为得学问真谛，不免有些狂傲，服古冠执木简以见阳明。经过一番辩论，王艮方说：“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4]，执贽为弟子。阳明当时即对其他门人说：“吾擒宸濠，一无所动，今却为斯人动”，“吾党今乃得一狂者”。王艮在阳明门中，由于没有诗书义理闻见之缠缚，气质颇不同，有着非同一般的勇气。阳明曾称他说：“此真学圣人者。疑即疑，信即信，一毫不苟，诸君莫及也。”^[5]阳明死后，阳明丧事的主持及阳明之子正亿的照顾，王艮都曾大力担当。明代对于阳明学派有“二王”之说，或指阳明与王艮^[6]，或指王畿与王艮^[7]。邹元标也说：“新建（王阳明）有泰州（王艮），犹金溪（陆九渊）有慈湖（杨简），其两人发挥师传，亦似不殊。”^[8]阳明门人王瑶湖亦曾说王艮最得王阳明之喜爱：“师时越居，靡君是违。归省旬余，辄予促之。先师钟爱，在君奚疑？”^[9]总而言之，王艮在阳明后学中有极高的地位。

王艮的讲学活动，始于嘉靖二年（1523年）蒲轮北上招摇讲学。黄宗羲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又说：“同门会讲者，必请先生主席。阳明而下，以辩才推龙溪（王畿），然有信有不信。唯先生于眉睫之间，省觉人最多。”^[10]这说明王艮的讲学对于推广师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是王门弟子中最热切于讲学之人。王栋说：“先师（王艮）以前，诸前辈身负道德者，虽自有余而与人为善之心殊不汲汲。自先师发明任师同乐之旨，直接孔孟正传，而出其门下者往往以讲学自任。”^[11]不过，王艮的讲学宗旨，与王阳明的讲学宗旨稍异。王阳明讲学，以“良知”为宗旨；王艮讲学，虽然也称说良知，但更喜欢说“格物”。所以，王艮之学，人多称“淮南格物”之学。其释“格物”云：“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12]，“格如格式之格，即后絜矩之谓”，“身与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格，絜度也；絜度于本末之间，而知本乱而末治者否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13]。王艮将格物阐释为安身，认为安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以他曾提出非常有意思的“明哲保身论”，认为身是天地间的至尊者，是一切的根本。应当说，王艮的格物论，与王阳明对“格物”的解释不同。王阳明将“格”训作为“正”，“物”训作为“念头之发”。相比较而言，王艮将格物训作“知本”、“安身”、“保身”，更容易为一般没有受过更多的思维训练的人所接受。因此，这也是王艮学说的平民特色所在。王艮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出则为王者师，处则为天下万世师”。这也被学者视为晚明“师道”复兴的标志性言论^[14]。此外，王艮之学，还有调和湛、王的色彩。例如，他曾作《天理良知说答甘泉书院诸友》，说：“（天理、良知）无异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惟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以为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也。”^[15]又曾对李春芳说：“天理者，良知也；随处体认天理，致良知也。”^[16]

王艮出身布衣，故其讲学活动有着鲜明的平民讲学色彩。他主张，人之天分虽有不同，但论学则不必论天分^[17]。所以，他的学生中各色人等都有。据袁承业对王艮门人的一个统计，其门人四百八十七人中，“以进士为达官者三十六，以孝廉为官者十八，以贡仕为官者二十三”，“上自师保公卿，中至疆吏司牧，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18]。相对于其他学者的讲学多以士大夫为对象，王艮发挥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大力开展平民讲学。他曾经榜其门曰：“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19]其著名的弟子林春（字子仁，号东城），即出身佣工，再传弟子如颜钧终身不过一布衣。此外，樵者朱恕、陶者韩贞都是王艮平民弟子中的佼佼者。刘元卿说：

先生学既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任，无问工贾傭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诲之，顾化而善良者以千数。每秋获毕，群弟子班荆跌坐，论学数日，兴尽则拏舟偕之，赓歌互咏，如别村聚所，常与讲如前，踰数日又移舟如所欲往，盖遍所知交居村乃还。翱翱清江，扁舟汎汎，下上歌声洋洋，与棹音款乃相应和，睹闻者欣赏，若群仙子嬉游于瀛阆间也。^[20]

这种情景，真是一幅上古盛世的平民讲学图像。李春芳说，他曾亲见王艮与平民讲学之情景：“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群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曰：‘坐！坐！勿过逊废时。’”^[21]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王艮的这种“可征诸庶民”的讲学态度，才使其学“传浸广且远”^[2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的泰州学训彭梅就说他童稚时即诵王艮的《乐学歌》^[23]。因此，王艮的讲学，对当时社会有很大的影响。陶望龄说：“心斋父子盛时，升堂谈道，万众咸集。既退，虽皂隶臧获，人人意满若怀宝而去者。”^[24]

在平民讲学这一点上，王艮的堂弟王栋也基本如此。王栋，字隆吉，号一庵，为艮从弟，故独得其传，所至皆以讲学为事。王栋二十四岁入泰州学，自谓举业虽出身阶梯，心学实孔曾正脉，遂师事州守王瑶湖先生，后与林春师事堂兄王艮，受格物之旨，躬行实践，得家学之传。他的思想特征是：一方面进一步阐释王艮的格物之学，另一方面提出“诚意”之说。他调和阳明“致知”、王艮“格物”，反驳当时学者指责王艮不守师说的说法：“格物之说，明翁云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此是格物之成功。先师却云格如格式，有比推度之义，所取正者也，则自学者用功之究其，亦同归于正而止矣。但谓之格式，则于格字文义亲切，可以下手用功。明翁所谓正其不正，已自含此意，在学者体贴有得，当自晓然矣”，“格物原是致知工夫”^[25]。他最大的贡献，无疑是提出“诚意”的讲学宗旨。他在“心、意”关系上，不同意阳明“心之所发便是意”^[26]之说，认为：“自身之主宰而言谓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谓之意。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非谓心无主宰，赖意主之。自心虚灵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大抵心之精神，无时不动，故其生机不息，妙应无方。然必有所以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动者，所谓意也”^[27]，并接着提出“诚意”、“慎独”等修身工夫：

诚意工夫在慎独，独即意之别名。慎则诚之用力者耳。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动之处，单单有个不虑而知之灵体，自作主张，自裁生化，故举而名之曰独。——知诚意之为慎独，则知用力于动念之后者，悉无及也。^[28]

这一思想，颇似明末刘宗周的思想。所以，刘宗周的弟子黄宗羲对于王栋“诚意”思想，有极高的评价，以为“质诸千古而不惑”^[29]。王栋重视讲学，更力行平民讲学。他曾说：“学者之于会，如鱼之于水，鸟之于林。鱼失水则死，鸟失林则危，学无师友之会则便精神散漫，生意枯槁。于何取益？于何日新？”^[30]在他为江西南城县教谕时，曾创太平乡等处集布衣为会^[31]。南城县在江西建昌府，是另一名著名的泰州派学者罗汝芳的故乡。太平乡则在南城县的西北面，下辖九里^[32]。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王栋任南城县邻近的南丰县教谕，并在两年后的隆庆二年（1568年）创建了水东会。万历二年（1574年），王栋主会海陵安定书院，朝夕与士民讲学。安定书院原是王艮应王臣之邀讲学之所，王栋可谓是克承其师的遗志了。

实际上，无论是王艮还是王栋，他们对于讲学的态度皆是有教无类。他们的讲学，是面对所有人的，包括大量的平民布衣。也许，从绝对数量来说，他们讲学的听众中还是以府州县学的儒生居多，平民的数量还是少的。但是，像韩贞、朱恕这样的平民的从学且成为日后讲学的号召者，在王阳明的其他门人的再传中是少见的。所以说，王艮的讲学具有平民性。但是，王艮的讲学却仍然是与缙绅的讲学相呼应的。王艮讲学的三处著名的地点——复初书院、安定书院、东淘精舍——都是著名的缙绅讲学者所创建的。

复初书院在嘉靖初年是规模较大、很有影响的阳明学讲学书院，始建于嘉靖五年（1526年）。倡建者是被刘宗周、黄宗羲等人称为“得师门本旨”的阳明嫡传门人邹守益^[33]。邹守益在嘉靖初年因反对大礼议而得罪世宗皇帝，被贬为广德州判官。据万历《广德州志》介绍，复初书院旧为玄妙观，嘉靖四年（1525年）邹守益徙观于东郊，即其址为尊经阁，凡三间六楹，下为明善堂，东西翼以号房十一楹，会之以门，又置赡田三百三十四亩三分五厘，租谷二万四千四百一十斤，供四方来学及诸生纸笔灯油婚丧及修书院用^[34]。由此可见，复初书院的规模确实不小。邹守益建复初书院之后，即邀王艮前去讲学。在复初书院，王艮留下了《复初说》一篇讲稿，提出“端本、诚心”的修行方法，“端本、诚心”都在于善“复”：“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35]在邹守益和王艮的共同努力下，复初书院在嘉靖初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谓“江南问学之风，实倡于兹”^[36]。嘉靖五年，王艮与阳明另外一名弟子王瑶湖会讲于泰州安定书院。时王瑶湖为泰州知州，建安定书院，请王艮为诸生讲学。王臣北上觐见，王艮作《安定书院别言》，倡言师道：“曷为天下善？曰师。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37]嘉靖十五年（1536年），湛若水门人、御史洪垣为王艮建东淘精舍，以此为王艮讲学之所。

故终王艮一身，与缙绅交往非常密切。他曾先后四处游学，与王畿、邹守益、罗洪先等人论学，“相交几二十年，相视莫逆”。所以，王艮死后，邹守益等人在奠文中称王艮“名潜布衣而风动缙绅，迹僻海滨而望隆远近”^[38]。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南畿督学耿定向还建吴陵书院专祀王艮。因此，在王艮的身上，尽管有平民气质，其讲学也具有平民特色，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脱离讲学者“学者”的身份——其思想虽有出格之处，但其行为尚处于儒家的道德规范之内。

王栋说：“良知无时而昧，不必加致。——故学者之于良知，亦只要识认此体端的便了，不消更着致字，先师云：明翁初讲致良知，后来只说良知，传之者自不察耳。”^[39]阳明后来不再讲致良知？恐怕这只是泰州学派轻视工夫修为而作出的理解吧！然而，在理论上流于空虚，是泰州之学与王畿为代表的江左之学共同的弊病；在实践上由平民讲学而趋于狂、流于侠，则是泰州学派的专利。王栋说：“自先师发明任师同乐之旨，直接孔孟正传，而出其门下者往往以讲学自任。然又自责不厚，操养欠真，或于进退辞受察伦明物之间不免气习用事，所以多不服人，而成功因而鲜也。今海内有话柄云：凡出心斋门下，大抵好为人师，斯言岂其诬哉？亦吾辈有以取之耳！”^[40]大概后来泰州学派令人厌恶的根由，都在“好为人师”四字。王艮讲学“榜门”、招摇等仓皇之态，亦多为后辈所继承，遂至泰州讲学流于猖狂无忌。王艮之后，讲学以平民为主要对象且流于猖狂者，首推颜山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