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

经济伦理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伦理思想不是一般的经济伦理道德，而是其根本原则、核心和精髓；它是法的哲学内涵，是法形成的伦理道德的原理和依据，是人们认同和内化法律法规的道德基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的有机体系，其出发点是仁者爱人，归宿点是治国平天下，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出发点是“仁者爱人”

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基础是人道主义，是儒家“仁者爱人”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所谓“人道”，主要是指人的活动应该符合人的需要，为了人的目的而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应当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儒商精神，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精神的内容或补充。

1.“仁者爱人”的基本道理

孔子把仁当做最高道德原则，主旨是“爱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爱护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的人道主义。《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大戴礼记·王言篇》也说：“孔子曰：‘仁者莫大于爱人’。”孟子把它概括为“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

仁是关于人我关系的准则，仁的出发点是承认别人也是人，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孔子曰：“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说苑·政理》）金文“仁”从“人”从“二”，指人与人的关系。儒家还把仁当做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和价值。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可见，“仁”就是儒家的人道主义。

仁与礼也是统一的，礼是形式，仁是内容；仁是内心的德性，礼是外在的规范；“礼”是“仁”的行动规范，“仁”是“礼”的品德表现。这就是重视道德情操与道德规范的统一。“仁”贯穿于一切的伦理道德原则规范之中。

2.“仁者爱人”的儒家经济伦理

儒家经济伦理的“仁”，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最早的儒商之一白圭，就称经济为“仁术”。《礼记·大学》曰：“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仁爱精神经商，是儒商的传统。《商贾一览醒迷》要求商人应“本心仁厚”。歙商胡山，经常“耳提面命其子孙曰：‘吾有生以来惟膺天理二字，五常万善莫不由之’”（李维桢：《大泌山房集》），要求子孙按仁义天理经商做人。清休宁商人吴鹏翔在汉口买了八百斛胡椒，验货时发觉这批胡椒有毒，原主唯恐败露真相，央求退货还钱。可是，吴鹏翔为了防止原主又将有毒胡椒转卖给别人，竟将这批胡椒全数买下后销毁，宁愿自己蒙受巨大损失，也不使消费者受害（嘉庆《休宁县志》卷十五）。

现代市场经济仍应提倡企业和企业家“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人（买者和卖者）、财（货币）、物（商品）的运动，其中心是人。应当尊重人、理解人，人是经济活动的核心，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这种以人道主义为经济伦理思想的经济，就应当是道德经济。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仁”的方法很多，要求也很高，但有其最为基本的方法。孔子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壅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为“仁”之方。

从伦理学的原理分析，“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换位思维的方法，它反映了伦理道德的最基本的原则。换位思维就是主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思考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从主体自身转换到客体或主客体之外，以对方或旁观者的角度来认识和体验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思维方式，有助于理解、洞察他人的内部状态，便于人际交往和沟通。

在经济生活中，换位思维的方法经常被运用，是经济道德的基本形式。“换位思维”用之于经济伦理，就是应当从顾客的立场出发思考问题，衡量利益，反省到企业营利只有通过顾客购买自己的产品才得以实现的真谛，不能视用户和顾客是被动的消费者，习惯于坐堂等客，甚至磨刀“宰”客，缺乏服务热情，而应真正做到“顾客至上”。

4.凭良心做事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是因为儒家以“仁”为人的本性。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儒家以“天地间人为贵”，“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是因为“凭良心做事”。因此，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性，是“人”不是“人”，就看他是否有“爱心”，是否讲良心，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善良意志体现在经商活动中，就是要讲良心，俗话说“凭良心做事”，就是这个意思。一旦“凭良心做事”，你就有了道德自觉，就会知廉耻、辨荣辱。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坚定的从善去恶的精神，培养起以善心经商的光荣感和唯利是图的耻辱感，这是保持善良人性的重要方法。因为良心的本性是对责任行为的自我检查、预测、调节和审判。若行善，良心上就感到满足、愉悦、放心、宽慰；反之，行恶则良心上就会感到内疚、自尊心受损，惶惶不可终日，无脸面见人。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道德，没有人的良心，那他尽管有人的躯体，实际上失去了人的本性，没有了人的灵魂，活着与死了有什么区别呢？

（二）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归宿是“治国平天下”

儒家仁政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这也是儒家经济伦理的归宿点。如果把经济的目的看成只是增加财富，那是粗浅的；如果把经济的目的看成仅仅是个人的发家致富，那是自私的。以“治国平天下”为经济活动的高尚追求，是古今儒商经营的共同特点，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外王之道”，“利民惠民、藏富于民”，“庶之、富之、教之”等主张之中。

1.外王之道

在儒家看来，“经济”就是“经世济民”，这是其“外王”即“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任务。“治国平天下”，就是要达到强国富民的目的。儒家历来把是否能够强国富民，作为评判人物仁义与否的标准。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不同于一般人，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这就是说，只要把国家治理好了，国家强大了，人民富有了，外敌不敢侵略，国家得到统一，就是给国家和人民造福，是最大的“仁”。历代儒家都是把国计民生作为从政的第一大事，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做最大的政绩，主张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生产，移民开荒，兴修水利，在政治方面解放劳动力，严明法制，淳化民风，严惩贪污。这些都是“治国平天下”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活动中，儒家认为，发展商品经济的目的就是关注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早的儒商范蠡就是一个“富好行其德者”，主张“施民所喜，去民所恶”（《吴语》）。子贡“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明人李晋德的《商人之歌》提出经商的目的是“济人利物”。到了近代，儒家经济伦理的经济目的，已经具体化为注重民生，兴办工厂，修筑铁路，开办银行，走现代化的道路等具体的经济目标和措施。

2.利民惠民、藏富于民

何谓“利民”？孔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司马迁认为要让人民“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也就是说，要依据老百姓谋生取财的本性和客观条件，使他们得到利益。如山地之民，利在山货木材；滨海之民，利在渔盐水产；平原之民，利在粮棉五谷等。在今天，就是促使城市大力发展工业、第三产业；在农村，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乡镇企业等等。

所谓“惠民”，亦称“惠民而不费”，就是主张轻徭薄賦，减轻人民负担。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谈论“敛从其薄”，说“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这里，“稷”、“秉”、“缶”都不是计量单位，而是标志着微型的抽象，用以美化“井田”制的薄敛。可见，孔子“惠民”而不“费民”，就是要通过适当的减税让利来发展经济。

所谓“藏富于民”，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均富于民，开发财源，节用爱民。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不尽利以遗民”。（《春秋繁露·度制》）明清之际的唐甄也曾明确提出“藏富于民”的主张，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山丘，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在今天，就是要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

儒家、儒商利民惠民、藏富于民的经济伦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来看，“富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像苏联，尽管国防强大，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不符合历史的潮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富民”的政策，不仅带来了人民的富裕，而且国家也得以强大。从一个企业的微观经济来看，也应利民惠民，与民让利。例如，日本“拉链大王”吉田忠雄毕生信奉的“善的循环”哲学，就是主张利润不可独吞，应将利润分成三份：一份让给消费者，一份留给供货商和经销商，一份留给自己。这种共存共荣、互相有利的方针，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循环。

3.庶之，富之，教之

所谓“庶之，富之，教之”，庶者，民也；富之、教之，就是富而思教、先富后教。古今儒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教育。“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在老百姓富裕以后，还应当提高他们的素质的“先富后教”的问题。

在孔子看来，“教民”是十分重要的。孔子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礼记·缁衣》）又说“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不教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说苑·政理》），把“不教而杀谓之虐”（《论语·尧曰》）视为“四恶”之一。

孔子“弃民”“虐民”的看法，对于我们在今天重视素质教育，仍然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一些地方，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远大理想和思想品德教育，不重视法制教育，领导也做不到以身作则，那里的青年犯案率很高，实在是“弃民”“虐民”的不道德行为。在一些企业，从来也不对职工进行职业培训，不组织职工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到头来把“不能适应现代化生产的要求”的责任推到职工的头上，让工人下岗失业，这也是“弃民”“虐民”的不道德行为。只有既“富民”，又“教民”，这才是真正的爱民，这才能使国家真正强大，人民真正富裕。这是儒家、儒商经济伦理给我们的教益。

（三）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尺度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价值是一个关系范畴，标志着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根据张岱年先生的研究，“价值”是近代出现的名词，在古代中国与价值意义相当的词就是“贵”。价值尺度的焦点是义利关系。儒家认为，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如果取之有道而至富贵，那才是真正的“贵”，即实现了不只是“经济人”，同时也是“道德人”、“社会人”的价值。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价值尺度主要表现为“取合义之利”，“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放于利而行，多怨”，“天下为公”，“得民心者得天下”，“兼济天下”等思想。

1.取合义之利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可见儒家是追求富贵的，但前提是“以其道得之”，否则，就宁愿贫穷。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增广贤文》），主张“仁中取利，义中求财”。这说明，要把富贵与道义区别开来，联系起来。道，就是经营活动要不悖于道义，人的牟利活动要受道义的制约，这样取得的“利”就是“合义之利”。

儒家还充分肯定人们富贵的欲望甚至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孔子不仅认为求富贵是人所共有的欲望，甚至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司马迁说过，如果“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史记·货殖列传》卷一百二十九）。孔子认为，只要是正当地求富贵，不在乎从事什么职业，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可见，对可求的富足，孔子是可以不惜降低自己的身分来追求的。

依照儒家的主张，在经济领域，经商者（包括企业家、商人等）言利求利是天经地义的。正当地求利，就包含了“义”。以仁义精神经商，取舍不苟，不赚昧心钱，是儒商的传统美德。

2.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

儒家认为，人们在利面前，应当先思其是否合义。如果“合义”就可取，其所谓“义然后取”。那么，若是“不义之财”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不义且富贵，于我如浮云。”（同上）就是说，不贪不义之财，是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最应牢记的经济伦理道德原则。

儒家把仁义道德看做是比衣食、富贵、功名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主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道德的要求，把“义”放在首位。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合于道义的富贵、安逸是可取的，否则，就算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孟子也说：“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孟子·尽心上》）“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述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取舍不苟，不赚昧心钱成为中国商人的传统美德。据史料记载，东汉时有一个商人一次典买了8匹马，当牲口的主人来赎时，马的价格已上涨了10倍。同伙主张应用现价赎回，而他却认为这样做不义，只收回了自己原来付出8匹马的本钱，多一文不取。

现代市场经济当然是以利益为驱动机制，但同样要求“见利思义”，“义然后取”。那种不管义不义，先赚了再说，赚钱才是硬道理的行为是要不得的；那种有钱能使鬼推磨，“鬼附势慕利”（李瑞清《清道人遗集》卷二《书郑大鹤山人尺牍册子后》）的“钱神论”是要不得的；那种只有黑心才发财、专取不义之财的行为更是要不得的。

3.放于利而行，多怨

儒家虽然肯定了人们牟利活动的合理性，但又指出了一味趋利会引起“多怨”、“民怨”、危及社会等负面效应。孔子告诫我们：“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利则民怨。”（《孔丛子·刑论第四》）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利”是一柄双刃剑，不能只见其有利的一面，而忽视其有害的一面。现代市场经济以利为驱动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一旦仅以利为诱因，不仅利的诱惑力会慢慢减退，最终失去效用，而且还会引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如何规范人们的牟利行为呢？正确的做法是，应当为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一种法律的、道义的制约规范和协调力量，把内生约束力和外部强制力结合起来。一方面，要重视道德的引导，强化内生约束力。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为政》）人们有了道德良心，明是非，知丑恶，就是做一个“道德人”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制，加大外部强制力。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这些就是儒家义利观给我们的启示。

4.天下为公

“天下为公”，核心在“公”。这里的“公”，是指“公正”，“公平”，它集中体现在孔子的“大同”理想之中。据《礼记·礼运》所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弃其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的“大同”理想，包含了丰富的公正、平等、人道、博爱、民主、自由的原则。古往今来，“大同”社会的美好蓝图，一直成为儒家坚定不移的理想和信念。

儒家的“大同”理想，反映在经济活动中，是一个经济公平问题。首先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格公平。孔子思想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他对“人”的发现和创立了“仁”的理论。他提出“以人为本”和“泛爱众”的主张，就是要统治阶级把被统治阶级当人看待，承认对方是人而不是物，这在人格上便是人与人的平等。由于承认和重视人的平等，因而构建了儒家公正平等的经济伦理的基础，成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

儒家经济公平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交换公平。对于交换公平，古今儒商是十分重视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几乎都是在“熟人”的圈子里进行，因而，“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最为突出的经济公平原则，也是儒商伦理道德的特点。正如清代商人石成金所言：“生意全凭公道导，货真价实莫欺人。”（《传家宝全集·好运宝典》）

儒家经济公平的第三个表现就是分配公平。儒家分配公平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中。这一观点过去常被人认为是平均主义的源头，实在是对它的误解。孔子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秀氏》）在这里，孔子是谈他的政治和经济见解，他所说的“均”与其说是“平均”的意思，还不如说是“均衡”的意思，“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思就是，不怕少而怕不能均衡，这种不能均衡，在政治上是不能平等，在经济上是收支不能均衡。以孔子的睿智，既知社会上有不同的等级和类别，决不至于在这里要求一个国家或家庭做到“平均”。如果说他有“平均”思想的话，那么，充其量也不过是希望贫富不要过于悬殊，缩短贫富的差距，而不是要求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即是要求在分配上注意利益的均衡，实行公平分配。

5.“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者得天下”，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的“人”，是类的概念，即爱人类，是“以人为本”。在儒家政治思想中，以人为本又具体化为以民为本。按照儒家“以民为本”的观点，自然会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结论。

把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演绎到经营活动中，对商家而言，赢得顾客就一定能够赢得市场；对管理者而言，赢得被管理者的心，得到企业员工的支持，企业就一定能够蒸蒸日上。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已经为古今中外许多企业的经营活动所证实。我国著名的近代儒商、实业家卢作孚办企业的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生产，富强国家。”这一宗旨充分体现了儒家“以民为本”的观点，它对企业的指导意义是超时空的，具有普遍性。东莞宏远集团提倡“我为你，你为他，人人为康佳，康佳为国家”的康佳风格，也体现了“得民心”的意思，使康佳成为名优电子产品。国外许多著名企业和企业家的服务观就是与儒家“民心”说相一致的。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目的是为社会服务，利润乃是服务的报酬。”著名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有一句闻名全球的口号：“IBM就是服务。”这个公司专门选择、培养了一批为客户服务的“客户”工程师，其职责是站在客户需要的角度思考问题，改造IBM的产品设备，而不是以往让客户修改业务来适应IBM的设备。尊重消费者，理解顾客，最突出的表现就在于为顾客提供优质服务上。美国玛丽凯化妆品公司提出“P和L”哲学。在商业惯用语中，P和L本是指“盈”（Profit）和“亏”（Loss）。但是，在玛丽凯化妆品公司对P和L却另有独到的解释，它提的是“人”（People）和“爱”（Love）。他们提出：“我们是重视人的公司。”著名的美国柯达公司的承诺“请你按一下按钮，其他的事全由我们负责”。这也是消费者最中听的广告词之一。“傻瓜相机”的成功开发和推向市场，其成功的原因也内在地含具了为顾客服务的伦理精神。然而，至今有的商家仍不知“以民为本”的道理。有的坑害顾客，以“斩客”为捞钱的手段，最终顾客越来越少。这就是“失民心”所带来的经济恶果。

6.兼济天下

“兼济天下”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一种社会责任和政治抱负。儒家提倡“以天下为己任”，主张“达则兼济天下”。孟子说：“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孟子·梁惠王下》）。正是儒家的这种社会责任的抱负，形成中华儿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心。用这种兼济天下的思想指导经济活动，对于经营者来说，不仅要有经营者本分的责任，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要有为社会排忧解难的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对于今天的市场经营者来说，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是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要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们的开放程度将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是一个较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在开放中不注意保护和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民族经济，让它有一个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时间和过程，我们的许多民族工业就会被扼杀在萌芽、幼苗状态。当然，保护和发展我们的民族工业，主要应当采用法规的、经济政策的手段，但是，从道德上培养我们的民族经济的意识，也是重要的。每个企业的经营活动，都要同发展民族经济的大局一致起来。唯其如此，才能提高民族工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二是要尽可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它必然带来部分人员的失业。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企业下岗的情况相当严重，加上城市和农村无业的以及隐性失业的人员，有数千万人，如不解决失业问题，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隐患。这些人员的再就业，不能单靠政府解决，而主要依赖于企业的吸纳。不仅已有的企业要扩大招工，而且还应兴办更多的新的企业包括个体经营的企业，以减少社会压力，为社会稳定做贡献。这种稳定的社会环境，无疑是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三是要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中国古代儒商把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如徽商发财后常常乐于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助饷助赈，抚孤恤贫，修路建桥等“义举”。儒家学说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训，徽州境内至今仍屹立着众多的牌坊，为意欲不朽的儒商记功表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徽商在伦理道德上的一种不懈追求。今天的经营者，也应当继承和发扬儒商的这种精神，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主动参与一些社会公益事业。

四是要有利于淳化社会风气。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它的行为对社会是有影响的。近年来，许多城市的商业、服务系统开展了“文明窗口”创建活动，有的城市开辟了“信誉一条街”、“百店无假货”，为城市和市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现代文明城市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也有一些企业并不注意对社会道德的影响，做虚假广告，生产伪劣产品，使消费者产生了一种不信任心理，对社会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这与儒家“兼济天下”的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对经营者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因此必须加强对企业和所有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教育，把它当做企业伦理的重要思想内容，使企业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