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何以促进东亚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说儒家伦理推动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究竟怎样？目前学界是见仁见智。但从宏观总体上考察，对于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从多角度予以观照与把握，二者在本质上应是一种复合互动式的动态立体关系，包容着历史的积淀、现实的选择与未来的走向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讲原因有三：

第一，经济发展离不开伦理动因，儒家伦理构成了东亚地区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精神。从伦理文化传统和德性观念认同上讲，东亚地区本质上属于中华伦理文化圈，儒家伦理作为中华伦理文化主体，构成东亚地区人们的伦理文化传统和道德精神。儒家伦理文化圈的形成既同中华伦理文化在近代以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风化德被的浸润辐射相关，也同周边国家和地区对其高度的价值认同和深刻的德性自觉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儒家伦理文化向四周伸延辐射和四周接受消化相结合的产物。由于唐宋以前朝鲜半岛和日本国并未形成自己富于传统特色的本土文化，也由于对儒家伦理所产生的敦风化俗、修齐治平功效的特别推崇与认同，使得朝鲜和日本在学习和引入儒家伦理时基本上采取了一种创源论的观点，被学习和引入的儒家伦理成为自己民族和国家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成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伦理文化之源。特别是经由某些卓有影响的统治者的倡导与传播，在朝鲜是李成桂当政的李朝把儒教定为国教，在日本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明确地把儒家伦理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使儒家伦理在朝鲜半岛和日本深入人心，获得了一种伦理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之源的特殊地位。作为东亚地区伦理文化共同之源的儒家伦理浇灌并滋润着东亚人民的心田，介入、渗透并作用于他们的生命、生产和生活，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治生理财的价值支撑。在东亚各国看来，儒家伦理是他们的生命之根、立身之本、价值之源和发展之泉，认同儒家伦理实质是在认同自己的生命。因而把这种构成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儒家伦理，看做是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因和始因，诚如杜维明所说：“它塑造了东亚的心灵”，“对东亚伟大文明的兴起作出了贡献。”

第二，传统伦理精华和现代经济发展成功结合。从东亚经济现代化的伦理要求和儒家伦理现代化的经济要求来看，东亚地区走的本质上是一条将经济现代化与伦理现代化结合起来的路子，含有重视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和重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因素，此即论语加算盘、士魂商才或两个文明一起抓、义利并重的模式。东亚地区的人们在近现代东西文明激荡冲突的岁月里，既立足于儒家伦理对经济现代化做一理性的省思与选择，又立足于现代化来对儒家伦理做一科学的批判与超越，促使儒家伦理现代化和东亚经济现代化的和谐发展。面对着东西文明的交锋及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他们一方面认真学习西方文明和先进经验以谋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又用儒家伦理为武器来抵御西方人为物化的极端功利主义弊端，充溢着既要学西方又要超西方的价值关怀。与此同时，对儒家伦理也展开了理性主义的省思与扬弃，注重摆脱政治化儒学或封建时代官方儒学的消极影响，挖掘世俗儒家的合理因素，立足于儒家伦理趋时更新、圆融变通的精神传统而对儒家伦理内容做一有机的整合或重组，肯定儒家伦理在经商谋利、指导和协调经济活动方面的积极作用，并以儒家伦理的基本原则指导其富国强民的经济活动。

被誉为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的涩泽荣一（1840－1930）所倡导的“论语加算盘”的主张，实质上就是用儒家伦理来指导经济和商务活动。涩泽本人在多年的经济活动中注重从儒家伦理中寻找精神装备和理论指导，他酷爱《论语》一书，著有《论语与算盘》，并亲自讲授《论语》。他所谓的论语加算盘实质是功利与道义并重、伦理与经济合一，即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讲究和遵循道德。他还提出了士魂商才的理论。所谓“士魂”，指的是人们经商必须具备的伦理道德精神，即孔子所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意识或经济伦理；所谓“商才”，即人们经商致富、治生理财所需要的具体才能。在涩泽荣一看来，士魂的锻铸必须以儒家伦理为本，具体说即是以《论语》中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精神为本，包括仁义礼智、忠恕宽惠、中庸诚信的道德规范，以仁为己任的责任意识与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志道据德的价值追求或“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人生理念，还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业执著等等。商才的训练除了熟知现代商业技巧，通晓现代管理经验外，也可以从《论语》中去学习“富民”、“富国”、“利己利人”的基本原则和思想方法。既然商才不能背离道德而存在，“则论道德之《论语》，自当为培养商才之所依。”^[2]涩泽荣一论语加算盘、士魂商才的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道德，儒家道德亦应与经商致富相结合的内在必要性和可能性，成为东亚地区人们的共识或基本理念，为寻找一条东亚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自涩泽之后，儒家伦理一直被许多日本国民视为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精神武器，他们自觉地以儒家伦理精神为指导，将儒家伦理精神贯彻到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去。著名的丰田集团祖孙三代领导人均以儒家伦理指导商务活动，推崇儒家伦理的人和观念和知仁勇的道德品质。企业家吉田忠雄提出并真诚地贯彻“善的循环”理论，认为“不为别人的利益着想，就不会有自己的繁荣”。松下幸之助从儒家人本主义出发，推崇以人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提出“人力资本”的学说，要求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看得比利润更重要。

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相当多的实业界人士也无不主张把儒家伦理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儒家伦理，在推崇儒家伦理的同时致力于经济发展。他们不仅直接阅读儒家伦理典籍，浸润于儒家伦理精神的教养之中，信服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希望能以最大效果开发资源，以合理方式分配所得，使最大多数的人民能享受最大的幸福，而且将儒家伦理贯彻于企业管理和商务活动中，成为企业管理即是儒家伦理向管理领域渗透的结晶。所谓中国式管理即是情、理、法相结合，三者并重的管理。管理活动以法为基础，然后向上升进，摄法归理，纳法于仁，是故管理者注重情感沟通，讲究以心换心，把修身律己、取信于人作为管理的良方，管理者注重“修己三要”，号召同仁共同发挥“功夫精神”，把分内工作切实做好。人事升迁，悉依“禅让作风”，培养“以让代争”的风气，求“以厂为家”，做到“公司全面照顾，员工全力以赴”，再求“以厂为校”，增进同仁的能力，又为公司效力。

第三，东亚经济和儒家伦理实现了发展中的互动互促与和谐发展。从东亚经济和儒家伦理关系的发展态势上讲，儒家伦理构成东亚经济持续发展与平衡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亦将为儒家伦理的未来兴盛和理想化构建提供有力的依托。东亚经济与儒家伦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特殊关系使得东亚经济含有儒家伦理的因素，成为一种伦理化的经济，同时也使得儒家伦理体现出东亚经济的风格，成为一种经济化的伦理。二者的关系早已血融于水、难以分割。儒家伦理主张把人我己群联系起来，利益关系上倾向于兼顾并重与互利，价值趋赴上倾向于整体的人文关切，拓展出融己于群的团体主义精神取向，故而有助于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工作创造性，使其凝聚为一群体或团体的经济合力，同时亦有助于摆脱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伦理文化所特有的人性冷漠或物欲横流的弊端。儒家伦理倡导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坚持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把人看得比物质更重要。东亚地区正是在这种以人为中心的儒家伦理指导下，形成了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观念。

与西方企业推行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方式不同，东亚地区推行的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方式，西方人把企业看做“利益社会”，东亚人则把企业视为“命运共同体”；西方企业把工作外的私人关系当做“不正当的恋爱”而极力阻止，东亚企业则把亲密的人际关系看做美妙的婚姻而公开提倡；西方企业只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东亚企业则鼓励人们之间的友好合作与互相支持；西方企业注重物质刺激，东亚企业则注重情感关心和精神激励，如此等等，使得东亚经济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因素。正是这种伦理经济推动并保证东亚经济持续、平衡、和谐的发展，不仅避免了单一经济的许多弊端，而且阻止其走上反伦理经济的道路，避免了牺牲道德而发展经济，最终使经济崩溃的悲惨性结局。同时，东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儒家伦理发展的人文环境，确证着儒家伦理的内在价值和经济效应，检测着儒家伦理的理性指数和发展系数，并在促使儒家伦理世俗化、经济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改造、修整和完善着儒家伦理的内容及其构成，为儒家伦理的未来发展或理想化发展创制出特有的意义预设。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说儒家伦理促进了东亚经济的发展，倒不如说东亚经济的发展孕育和催生着儒家伦理的发展。当一种伦理在产生它的地区或国度，与经济的不景气或经济危机长期结伴而行的时候，人们是很难理直气壮地论证它的合理性的。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复兴不仅取决于儒家伦理所具有的当代合理性，更取决于当代东亚经济的振兴及其前景看好的发展势头。如果东亚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能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势头，那对儒家伦理的烘托就不仅仅只是一种意义的昭示，更是一种无法辩驳的历史证明：现代市场伦理体系的构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需要儒家伦理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