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的底蕴

一、儒家经济伦理的底蕴

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关于伦理、秩序的论述，占了重要地位。

1.儒家的创始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儒学的创始人，他的政治、哲学、伦理和经济思想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特别是在其博大精深思想体系中的经济理论思想，更为儒商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直接的基础。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俄语：Конфуций。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孔子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

从孔子的生活中，可以看出孔子有如下的品格特征：

（1）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2）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3）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4）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30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5）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2.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

“义利之辩”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儒家先哲一般是勇于言义而羞于言利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孔子论述义利关系的一句名言。据此，有人认为孔子重义贱利，君子应该远离利，逐利只是小人所为。事实上，这是大家对这句话的一种误解。什么叫“义”？什么叫“利”？《礼记·乐记》中记载朱子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天道”。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没有私心的好恶，便是无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们总不能说我喜欢的就说是对的、不喜欢的就是错的吧！“天理之所宜”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君子，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符合道义的时候，符合仁义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欢也不能做。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程子说：“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有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为利所动，能够见利而先思义，便是君子；见利而忘义，抛弃人生原则，便是小人。那么，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传》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只要我们能尽职尽责地按照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做事，那么，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们活得心情舒畅、问心无愧，而不是富贵。富贵不是人们想求就必然能够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后就永远能拥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却应该提倡做好此时此刻该做、能做的事。

崇俭戒奢的节用思想。在物质消费上，无论对于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孔子都提出了崇俭戒奢的要求。对于统治者，他举了卫公子荆能够根据事宜要求不行奢侈的例子：卫公子“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苟合、苟完和苟美三个阶段，说明卫公子荆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自己的生活，不骄不奢，从不贪图享受。因此，孔子要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者矣。”对于一般人而言，孔子认为应当安贫乐道，他曾对弟子颜回的行为大加赞扬。那么，俭与奢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依礼而行。不合时宜的消费，超越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即是奢；在适当的时间消费，与自己的身份相称，即是俭。所以，孔子也反对过分节俭，反对禁欲主义，认为俭过头也是不好的。

富而好礼的行为风范。子贡曾问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贫困时不谄不媚，富有时不飞扬跋扈是人们起码的行为规范。“礼”是孔子判断人们行为好坏的最重要的标准，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孔子特别看重礼的作用。他认为，富人只有好礼，其财富才是正当的。“富与贵，是人之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道是礼的内涵，只有以道得之的财富，才是正当的，才应当受到尊敬，这样的富人才会好礼。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贫困时积极达观、奋发向上，富有时多行仁义之道、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思想，这对后世商业道德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分配上的“均贫”思想。“久也闻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顿。”这里涉及了分配上的正当性问题，社会财富要平均分配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但孔子的“平均”要合乎礼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各个阶层内的平均分配，而非在整个社会的平均分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后来演绎为社会总体的平均，也就产生了商业道德中“能积能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