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在东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客观评价

对于儒家伦理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对于儒家伦理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和论证，必须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正确的认识论立场和科学的方法论视野中，进行立体的、全面的、动态的考察，做出客观的、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既不能重蹈马克斯·韦伯对儒家伦理全盘否定的覆辙，也必须防止霍尔曼·康因归功于一的过分肯定的倾向。霍尔曼·康因极为推崇儒家伦理，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完全取决于儒家伦理的滋润和支持，儒家伦理比其他伦理更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与霍尔曼·康因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我国台湾学者傅佩荣、黄进兴等人。傅佩荣在《儒家为现代化提供伦理基础——回应韦伯对儒家的批评》一文中认为，儒家伦理促成东亚地区经济现代化，如同新教伦理促成西方现代化一样。由于东亚地区人民都接受儒家伦理的观念或教化，所以东亚的经济现代化本质上是儒家伦理的伟大贡献。黄进兴在《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儒家伦理在今日的际遇有可能发生像新教伦理在17世纪般曲折的故事。救赎是新教伦理的终极关怀，相对的成德是儒家伦理的要义所在，二者皆可能无意中提供了经济活动的精神驱力而促进经济发展。

客观地讲，促进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儒家伦理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东亚地区运用儒家伦理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合理化理解和辩证性创造过程，它同近现代东西文化冲突交流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竞争等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并熔铸着东亚地区人民破除西方中心论，走自己经济文化发展之路的合理性选择的成果，因此是一种使儒家伦理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同步进行的伟大创造，有着自己特定的价值内涵和实现路径。

首先，东亚地区所用以指导和规约自己发展经济的儒家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在近现代东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历史情境下的合理化选择，是一种反映着既要抵抗西方国家的侵略压迫又要学习西方以谋求自身的独立富强等历史课题内涵的儒家伦理，因而是一种同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以应对挑战的新的儒家伦理。这种儒家伦理所侧重的不再是那种同封建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相联系的纲常名教或尊卑贵贱，而是经过筛选的同现代化建设密切相关的道德精神和伦理观念，即义利并举的价值方针，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仁者爱人的道德情感，以和为贵的伦理取向，礼尚往来的交往原则，诚实守信的为人之道等等。这种新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同政治化的儒学有着本质的区别。“政治化的儒学就是国家权力高于社会，政治高于经济，官僚政治高于个人的创造，这种形式的儒学，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彻底批判，才能释放一个国家的活力。”^[3]政治化的儒学使儒学成了政治统治的工具，变成了统治阶级控制人们的精神生活，扼杀个性及其创造性的手段，因此必须彻底批判这种政治化的儒学。而现代化的儒家伦理所倡导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生活方式并坚持尊重人的人格与价值，把人看得比物质、利润更重要。这种儒家伦理的提倡与宣扬形成了东亚社会崭新的职业伦理和工作道德，进而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动和促进着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

其次，东亚地区一些企业家所提出的“论语加算盘”说和“土魂商才”说，本质上体现着向历史扎根和向未来探索的双向价值开掘，其中既有立足于现代工业文明和经济建设基点上对儒家传统伦理的批判性审视，也有结合工业文明趋势改造儒家伦理并使其现代化的建设性弘扬。经过将儒家伦理与现代工业文明合理嫁接与价值整合，从而既为儒家伦理从古代农业社会的治国之道转变为工业社会的伦理精神奠定了基础，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从传统主义向现代主义的伦理转型，又为经济建设和工业文明引入了一种源远流长的精神动能，使其获得了国民心理和行为风范相一致的伦理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人民所重视的儒家伦理是经过自己理性选择和现代理解的儒家伦理，熔铸着自己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理念。这种儒家伦理与传统儒家伦理有一定联系，但也有一些本质性的差异。这种整合与变异表现在：将传统儒家伦理家庭内尊长亲幼的孝悌扩展为社会成员在社会组织中的忠信，将对家庭的依恋归属提升为对企业或社会共同体的依恋归属，东亚地区独特的企业精神就是忠诚意识和视企业利益至高无上，将传统儒家“礼之用，和为贵”扩展为企业或组织内部关系的和谐，并使同舟共济、和谐一致成为企业的基本原则。在日本、新加坡的企业中，员工的生辰吉日及其家庭成员的生老病死，都受到企业的关怀和帮助。与此同时，传统儒家所推崇的礼制被淡化，等级观念的影响日益缩小，平等、竞争、协调的关系被引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重礼的表现不在于尊尊卑卑的贵贱有等，而在于交往中的礼尚往来和现代礼仪，或者说在东亚经济中传统儒家的尊卑礼制已经演变为自由平等互敬互爱的现代礼仪；传统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所主张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被弱化、淡化，代之以义利合一、义利并重。“东亚经济社会中不主张见利忘义，同时也不主张舍利而取义，而是主张义利合一，企业成员对共同谋生体的企业忠诚和谐与利益财富是协调一致的。企业并不倡导克己复礼清心寡欲，而是重视企业成员物质享受的基本权利，并且企业采取激励员工努力工作而获取更多利益的机制，认为对企业和企业中的成员，高产致富乃为善之道。”^[4]儒家伦理文化经由东亚人民的现代阐释与选择，释去了旧伦理文化的束缚和空泛的说教，致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自身也在整合变异中发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现代化。

第三，东亚地区坚执地弘扬和光大儒家伦理并致力于将儒家伦理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其中一个较为直接的外部因素即是进入20世纪以来基督教文化圈经济的相对衰微以及个人本位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西方伦理价值观日益暴露出的负面效应。20世纪所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充分地暴露出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伦理文化的弊端，同时也使西方人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在感叹西方伦理文化走到尽头的同时，一些力图挽救西方社会精神和经济危机的思想家和工商界企业家竞相把目标投向东方，并认为只有儒家伦理才能解救西方伦理文化的危机，使西方经济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和合理发展的道路。这种特殊的伦理文化态势和走向，强有力地反馈到东亚地区并给这一地区以深刻的影响，促使这一地区的人们更为自觉地投入将儒家伦理与经济建设结合起来的实践。他们决意以西方社会现代化所导致的道德与经济背反的后果为前车之鉴，力图避免西方现代化产生的种种弊端，寻求一种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经济现代化的路子。既然西方近现代以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为核心的伦理文化发展到当代不能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和持续的发展，既然西方人也寄希望于儒家伦理文化的引进和输入，那我们作为儒家伦理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不能更好地继承、弘扬和光大儒家伦理文化呢？面对着20世纪以来西方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伦理价值观的消极影响，东亚地区的许多有识之士和企业家均意识到了宣扬和倡导儒家伦理的极端重要性，于是他们自觉地掀起了儒家伦理教育和有意识地推动儒家伦理的活动。这种对儒家伦理的宣传、教育和推进活动，本质上属于现代化或后现代化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无疑地，它对于凝聚这一地区人民的精神，形成一种集团或集体的优势，并由此推动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东亚地区经济崛起的伦理动因主要表现为儒家伦理的合理性阐释与创造以及与之相关的儒家伦理现代化，亦即是一种经过自觉选择甄别并赋予现代新意的儒家伦理。这种儒家伦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并且还是实践的，它既从传统儒家伦理的精华中演绎出来又符合现代工业文明的特点和要求，熔铸着东亚地区人民道德实践的成果，因此它是一种在儒家伦理现代化中所形成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其本质是同经营管理、企业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相关的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反映着儒家待人接物、安身立命的伦理智慧。而儒家伦理又奠基于周秦，形成于周秦，因而构建现代市场伦理体系，首先必须发掘和借鉴周秦儒家伦理中的积极因素，实现其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