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及其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节　东亚经济及其赶超型经济发展模式

东亚地区指的是亚洲东部与东南部，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东盟十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它们自北而南呈弧线状分布在太平洋西岸，大致组成一个狭长的半月形状。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20世纪50年代就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经济增长率大约是美国等OECD国家的2倍，20世纪60—70年代创造了震撼欧美的“东亚奇迹”。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的高速经济增长则一直持续到1997年的金融危机之前。从经济整体和长期视角来看，东亚经济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赶超”效应。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0年的10.5%上升到最高时1995年的24.5%，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近年来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达到18.8%(以上均未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见图3－1)。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介绍了日本，本节主要以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以及亚洲“四小虎”的泰国等国家和地区为例介绍一下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战后东亚地区迅速崛起，经济持续增长，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被国际舆论誉为西太平洋沿岸的“繁荣弧线”。其中，被誉为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的八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

经过多年的探索，东亚各国逐渐形成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各国一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缺乏。因此，对于同时存在需求和资源约束的东亚经济而言，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失为一种最佳发展战略。东亚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获得迅速发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它们实行了“出口导向”的战略和采取了“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政策”，即积极扶植出口工业和发展出口贸易的政策。这种战略首先使东亚地区企业不得不暴露于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中，强化了东亚企业的竞争压力。其次，出口导向战略比进口替代战略大大拓宽了获取外国技术的途径。最后，由于出口导向与外部世界的更密切接触，不仅扩大了制度选择的集合，而且使制度学习过程更迅速、更有效；最后，由于出口导向，与外国顾客更密切的交互作用，强化了国内R＆D、生产和营销之间的密切联系。

从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各国发展历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首先采取进口替代战略，逐步发展本国经济；随后采用出口导向措施，提高本国经济；最后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壮大本国经济。

图3－1　东亚GDP占世界GDP的比重(1970—2005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UNSD)。

注:东亚指日本、韩国、中国、东盟十国和中国的香港地区，在此未包括中国台湾地区。GDP以支出法计。

(一)“四小龙”的腾飞

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属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在亚太经济中处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与发展中国家中国、东盟诸国(新加坡除外)之间，在亚太地区产业梯度转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中间层次。“四小龙”都是依靠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型产业达到经济的起飞的。在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以后，它们及时提升产业层次，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移到资金密集型，并加强资本的输出。

以新加坡为例，从1959年至今，新加坡经济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见图3－2)。

图3－2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阶段

(1)1959—1965年是新加坡发展进口替代和劳动密集型工业、改变以转口贸易为基础的单一经济结构的阶段。此时政府不仅在税收上给进口替代工业以优惠，而且通过参与兴办企业对基础薄弱而急需发展的轻纺、食品等部门提供财务和管理上的帮助。

(2)1966—1979年是新加坡从劳动密集型工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化的阶段，其战略目标是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并带动外资、运输、金融等部门的发展，实现经济结构的多元化。

(3)1979—1985年是新加坡深化经济结构调整、提高产业层次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使新加坡政府深感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才能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为此，新加坡政府于1979年提出进行“第二次工业革命”，鼓励先进技术提高企业的技术层次，促进工业部门和其他产业部门向机械化、电脑化和自动化过渡。在这一阶段新加坡形成了以机械、运输、外贸、旅游和服务业五大支柱为主的经济结构。从1986年起，新加坡对其经济结构和方向进行了又一次调整，重点发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的产业部门，拓展服务业，特别是国际金融服务、国际商业和运输服务等。经过调整，新加坡经济在1986年之后又恢复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

韩国发展经历同新加坡类似，都是由于地域狭小，本身的经济规模有限，仅靠内需这个参量在工业化过程中无法提供足够的动力，因而走上外向型道路，由外部需求来带动工业化，以国际资源来补充自己资源的不足。在20世纪50年代，韩国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农业力量来推动工业发展。在缺乏资本与技术又缺乏自然资源、大部分生活用品必须依赖进口的情况下，韩国开始利用生产资源中唯一的优势——普通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进口替代工业，从而走上工业化进程。20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韩国经济在30余年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20年中，韩国通过实施4个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期间，政府把经济发展重点放在促进出口增长上，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轻纺工业提供金融和税收优惠。政府实行“出口第一”主义，并对一些重点工业项目实行倾斜式投资，鼓励和扶持大型企业的发展，以实现有效的生产要素配置。

韩国从1982年起实行的第五个和第六个五年计划将重点放在了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方面。在此期间，韩国政府实行的扩大外贸进口自由度、扩大外商投资范围、减少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预等政策的成功使韩国在经济结构扩展的同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农业的比例下降。在制造业内部，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都远远超过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

韩国是在1998年金大中就任第15届总统后经济开始进入一个以改革和调整为中心的新时期。新政府改变了以往韩国的权威主义，推行民主市场经济、反对工商勾结；抑制财阀势力；维护中产阶层利益；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积极扩大对外开放，从而克服了经济危机，使韩国经济开始复苏。

香港的腾飞之路有别于上述三个国家和地区(见图3－3)。香港地域狭小、人口稀少、资源匮乏，属于先天不足。可以说，香港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它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过程。战后初期，香港原本就很弱小的工业几乎全面瓦解，金融业也完全成不了气候，香港经济可以说是一片萧条。但是香港有着天然的优良港口，长期以来形成的国际贸易网络使它在发展与中国内地的转口贸易中大显身手，所以20世纪50年代以前，香港的主要经济成分就是转口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占了当时香港当地生产总值的绝大比重。50年代以后，香港的转口贸易因美国对中国实行禁运而受阻，导致对外贸易额急剧下跌。在当时的情况下，发展金融条件也不具备，但由于众多从内地到香港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加上香港当时属于英联邦国家普遍实行特惠税制的范围，有着广泛的国际销售渠道，因此选择制造业就成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从纺织、制衣和塑料花等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入手，香港的制造业很快得到了发展。进入60年代，发达国家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调整，从发达国家分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香港正好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了其廉价的劳动力，参与到这次国际大调整中，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工业，使它的经济得到强劲增长。在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中国大陆实行对外开放政策，香港与祖国大陆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特别是在内地劳动力众多、成本低廉、市场广阔的条件下，香港的制造业厂商纷纷将生产转移到内地。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香港劳动力不足、成本高昂的矛盾，提高了香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却没有推动香港本身科技产业的发展。相反，香港制造业在其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低。所以目前的香港，只能说是一个以金融、贸易、旅游、信息及商业服务为特色的多元化商务中心。

图3－3　香港的经济发展阶段

(二)“四小虎”的跨越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俗称亚洲的“四小虎”。它们都是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充沛的国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国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由于长期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这四个国家生产技术水平比较落后，产品单一。各国独立后，各国政府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利用本国特有的丰富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努力发展农业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同时实行进口替代的方针发展工业，但经济落后的面貌改变较慢。

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四个国家曾实行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试图由橡胶制品、木材加工、石油产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的轻工业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结构转化，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但由于各国发展规模过大，又未获得国际经济环境的支持，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导致1985年各国经济的下降，迫使其对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进行调整。

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导致日元与东亚一些经济体的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加上“四小龙”生产成本的不断提高，引发了亚太地区新一轮的产业梯度转移。日本和“四小龙”纷纷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这为东盟四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重要机遇。面对这次机遇，“四小虎”实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大力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带动了经济的起飞。

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对工业化战略进行了第三次调整和目标转移，强调出口工业和进口替代工业的协调发展，加强重化基础工业的建设以及重视各产业之间、各地区之间及经济社会之间的均衡发展。这次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民经济开始迅速增长。马来西亚在1986年逐步放宽对外资的限制，鼓励外资直接投入出口导向型工业，导致了外来投资的迅速增加，直接刺激了8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菲律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积极进行经济调整，紧缩财政支出，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调整外债结构，鼓励外国投资，强调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发展中、小型工业，分散工业区，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这些措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见图3－4)。

图3－4　亚洲“四小虎”的经济增长率(1980—1990年)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06。

(三)东亚各国外向型经济特征

东亚各国外向型经济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外贸和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见图3－5)。

图3－5　东亚8国与地区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进出口贸易的比例(1960—2005年)

资料来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2005)。

注:这8个国家和地区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从国际贸易的地位看，1960年东亚8个(不包括日本和中国)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为50.79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只占4.0%，到2005年，这8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总额已经增至13 399.45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12.8%。同时东亚国家的进口总额由1960年的56.28亿美元增至2005年的12 618.91亿美元，在世界进口中的份额由1960年的4.5%增至2005年的12.3%。

在引进外资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但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却在不断地扩大，东亚地区^[1]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世界总投资量的比重由20世纪70年代的6.8%上升到80年代的9.1%左右，到9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已上升到20%以上(见图3－6)。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危机发生后的几年流入东亚的FDI急剧下降，但进入新世纪后，这一比例逐步回升，2004年、2005年又分别达到18.3%与16.8%。外国直接投资占各国固定资本形成额的比重一直很高，且这一比例连续30年居于世界各国之首。东亚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三个特点:首先，投资对象由初期主要投向“四小龙”转向投向“四小虎”和中国内陆；其次，投资领域由最初主要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商业转向投向先进技术工业部门及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最后，投资来源除西方发达国家外，来自东亚内部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直接投资数额也迅速增加。

图3－6　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地区内)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比重(1970—200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UNCTAD)。

注: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即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韩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

二、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

(一)东亚经济呈现阶梯状发展

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梯上，相互间的经济互补性十分突出。今天，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地区像东亚那样，如此有序地聚集着一批呈阶梯状排列的经济体:发达的工业经济(日本)——第一代新兴工业化经济(“四小龙”)——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四小虎”)——迈向工业化的发展中经济(中国大陆、越南)。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所处的工业化的阶梯不同，其重要的产业也呈阶梯状发展。如日本当前的重点是发展高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已通过直接投资形式转移到“四小龙”和其他东南亚国家。而“四小龙”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通过直接投资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盟国家。近年来由于中国对外开放和外资的大量进入，东亚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已转移到中国大陆，其中香港、台湾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多。

战后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东亚地区逐渐形成的由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组成的国际分工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一国际分工体系在结构上犹如一列秩序井然的人字形雁阵。东亚“雁形模式”的分工体系，既不同于战前工业国和原料国或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那种垂直的旧分工体系，又不同于战后发达国家之间以工业品贸易为中心的水平分工体系。它是一种带有较多互补性的新型国际分工体系。近些年，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迅速赶超，并跻身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中国经济崛起并拉近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雁形模式”有式微之势。

(二)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

东亚民族崇尚储蓄，也喜欢储蓄。勤俭节约被认为是一种美德，整个国家的储蓄率也就普遍高。高储蓄通过银行这个中介，为这些国家国内的资本形成提供了重要来源。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储蓄率，东亚地区的经济绝不会发展得这么快。也可以这样来判断，如果东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缺少了国内储蓄这个重要的来源，则它们对外资的依赖还要大，受国外资本流动的影响还要深。因此，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潜在资本，减少了东亚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

高投资率相对于低投资率来说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应当没有什么怀疑。如果东亚国家(地区)仅拥有较高的储蓄率，却没有高投资率，则国内的大量储蓄有可能输出国外，或者去购买其他国家的证券，或者去其他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这两种资本流出，均不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高投资率需要有高的投资效率，否则容易引起资源浪费、通货膨胀等种种不良后果。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投资效率的提高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从粗放型的投资使用方式逐步提升到集约型的投资方式。从图3－7和图3－8可以看出，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均高于世界平均值，长期以来，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发挥了其正向的促进作用。

图3－7　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0—2000年)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6、2000、2003)。

注:香港1970年的数据缺失。

资料来源:国际统计年鉴(1996、2000、2003)。

注:香港1970年的数据缺失。

图3－8　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0—2000年)

(三)政府干预

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府往往以直接的方式而不是间接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

东亚各国和地区脱胎于殖民地。战后，为了迅速摆脱经济落后局面，同时有效地抵御外部垄断资本的渗透，普遍采用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一方面，东亚各政府将所谓“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紧密有机地相结合，政府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法律及行政手段调整宏观经济，积极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为经济主体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引导经济协调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东亚各政府也给予本国或地区的企业一定的保护，以防止本国或地区的弱小经济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被强大的外部经济所冲垮。

东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但这种发展的结果又要求更深刻的和全面的市场经济。政府在完成启动、培育市场和把本国经济推入快车道的使命后，要及时地让位于逐渐壮大起来的市场机制。正如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绝大多数成功的发展范例，不论是近期的还是历史上的，都是政府和市场形成合作关系从而纠正市场失灵，而不是取代市场^[2]”。政府的作用应是补充，而不是替代。而且，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政府应当逐渐减少直接的经济干预，逐渐学会从直接的干预转化为间接的干预。作为更理想的模式，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只应当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上，在一些非竞争性领域例如公用事业的经营上提供服务。在今后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东亚的这种“强政府”的市场经济模式有必要进行调整和完善。

三、东亚经济发展模式评价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亚洲的崛起。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东亚在1980—1989年10年间经济以年均7.9%的高速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都要高。1991—1994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东亚基本保持了7.7%以上的增长。然而，正当经济学家们议论纷纷，仔细分析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时，1997年一场遍及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爆发，各国汇率大贬，物价飞涨，股市动荡，人心惶惶。人们对曾经创造了经济飞速发展的东亚表示怀疑和担忧，甚至有学者认为东南亚货币危机的真正原因是东亚经济模式的危机，是东亚经济模式的结束。事实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国家金融垄断资本在东亚地区强行推进以经济自由化为特点的全球化战略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东亚经济模式存在的缺陷。

1.没有处理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属于“资源总动员”的增长，是依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取得的，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是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的。无论是高出口增长率还是高经济增长率，都是靠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来支撑的。在科技对经济增长存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今天，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创造经济奇迹，终非长久之计。东亚各国政府的短视心理，仅满足于表面增长，忽视了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终于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

2.出口战略没有及时调整

东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美国、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从美国、日本进口生产设备和中间部件材料，通过加工，然后又向以美国为主的国外市场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依附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它具有严重的依赖性，致使其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及电子电气业，既缺乏强大的配套设备工业和元件工业，又缺乏坚实的科研开发基础，根基浅薄。因此，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日本将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产业大量推向出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全面取代东南亚国家在美国、日本市场的份额，在传统产品的出口方面成为它们的强劲竞争对手，全球生产能力供过于求，致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在这种内外夹困中，东亚国家的出口战略没有作相应的调整，是东亚国家陷入危机的根源。

3.金融改革滞后

东亚国家过早开放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监管不力，外债太多。东亚各国和地区对国际金融市场上巨大的金融衍生品的负面作用缺乏基本的认识，更谈不上去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这些国家的外债数额巨大。但在此情况下，东亚各国或地区却开放了金融市场。因此，当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攻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上本币充斥，外汇需求过旺时，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不知所措，无力调节外汇市场，看着本币大幅贬值，股市急剧下降，企业破产，导致金融危机。

总之，与西方欧美模式相比，东亚模式不论从形成的时间看，还是从东亚国家和地区成熟程度上看均是处于初期阶段。从时间上看东亚模式形成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年，有的国家才十几年。其模式中的某些方面，不适应时代的变迁，需要整合，甚至舍弃，均属正常现象，无可厚非，再好的模式也不能保证永远的成功。它的成功需要外部时空条件。东亚国家和地区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冷静思考东亚经济发展中的得失与是非，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以正确的思维调整东亚经济模式。

东亚经济从1999年开始恢复，其中韩国恢复最快，经济增长率达到8%，菲律宾和泰国回升到3%，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增长率也恢复到2%的水平。东亚(除日本外)经济也由1998年的－3.4%增长到了1999年的5.0%，2000年继续增长到7.3%，2001年由于全球经济下滑，东亚经济回落到2.4%，此后东亚经济又继续保持着高涨的势头，2002—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了4.5%、4.5%和9.4%。在21世纪，虽然亚太地区还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可以确信，亚洲地区的经济将从货币危机的混乱中恢复平静，并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比以往更加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