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派的伦理思想

在西方现代市场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古典经济学派的经济人理性假设以及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新秩序建立等思想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时，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等等，尤其是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进一步扩展了人类经济伦理思想的空间。为了借鉴现代西方市场伦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伦理，很有必要追溯自古典学派以来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伦理及其历史变迁，分析其中的矛盾，以便有助于深入探索和认识市场经济与道德伦理问题。一般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威廉·配第（1623－1687，他初步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大卫·李嘉图（1772－1823，分析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鉴于亚当·斯密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和重要影响，这里主要以他为代表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伦理思想加以阐述和分析。

被誉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23—1790），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也并非只讲利益，因而重点分析他的经济伦理思想具有典型意义。斯密1751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先后任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伦理学）教授，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颇得好评，生前就出了六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则于1776年3月9日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道德情操论》虽“名气”不及《国富论》，但凡说到斯密大抵要谈此书。不仅由于博学的斯密一生中出版的主要专著即此两书，而且两书的关系亦为研究者所注重。

埃里克·罗尔在其名著《经济思想史》中针对斯密的《国富论》指出，“构成该书基础的社会哲学是当时广泛承认的，他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是这种社会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被公认是有关斯密“最详尽、最优秀的传记”（中译本，陈岱孙序），书中记述了哈奇森对斯密的影响，包括道德情操与经济学说。经济学大家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绍当时的道德哲学“主要由自然神学、自然伦理学、自然法学以及政策学（或‘治安学’）构成，而政策学又分为经济学和财政学（‘税收’）。亚当·斯密的老师弗朗西斯·哈奇森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的就是该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亚当·斯密也是如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一较大的有系统的整体上分割出来的部分”。这说明了两书的关联。法学家塞缪尔·罗米利曾评价斯密本人“总认为《道德情操论》是一部远比《国富论》杰出的著作”。斯密去世前的第六版，最重要的是新增一章“论道德情操的堕落”。可以认为，斯密的经济学是有其伦理学根源的。马克·布劳格等主编的较权威的专业工具书《世界重要经济学家辞典》，就将斯密首先界定为伦理学家。

1776年3月，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书出版，立即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该书不仅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殿堂，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西方经济学的“圣经”、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亚当·斯密也因此成为英国最有名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被誉为经济学史上“第一块里程碑”。《国富论》第一次把当时的一切经济知识归结为一个统一的和完整的体系，并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国富论》的基本思路是如何使国民财富增长，其经济思想的基础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包括分工理论、交换理论、货币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生产劳动理论、资本与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自由贸易理论、财政理论等。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阐述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利己主义，较多的体现于交换理论和分配理论之中。在分配理论中，斯密认为，利己的本性产生了一种“交换倾向”，所以交换是人类共有的和特有的属性，而分工也就是人类这种本性的产物。斯密是用“人类的本性”的观点来考察交换的，把交换看做是“分工的原由”。但是，斯密颠倒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斯密认为，分工的程度取决于交换的能力或市场范围，同时，他也指出了分工能促进交换的发展。但是，斯密也常抛开交换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常常混淆小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交换，还把物物交换同商品交换混为一谈。

分配理论是斯密经济学说的核心。斯密根据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取得收入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成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即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地主阶级。与阶级划分相对应，斯密也区分了三种基本的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等经济范畴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从而涉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关于工资理论，首先，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三种基本收入里，只有工资是劳动的收入，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还未发生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工资就是劳动者所生产的全部劳动生产物，而当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权发生以后，工资就变成劳动生产物的一部分，正是劳动决定着工资在劳动生产物中所占比例大小，而工资作为“劳动的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其实，斯密所谈的“自然价格”就是劳动力价值，斯密把工资确定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和把工资确定为“劳动价格”，这二者是有矛盾的。其次，斯密把工资的变动与财富生产的变动联系在一起，认为财富生产的增长必然引起工资的提高，工人及其家属的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也变化了。在这里，斯密把工资和工人所需的生活资料相联系，这是比较有价值的分析。斯密系统地研究了利润这个范畴，并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利润的源泉问题，这是斯密的重大功绩。斯密指出，利润是随着资本的出现而出现的，因此，利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殊范畴，并且把利润与资本主义三大阶级的收入联系起来，即资产阶级获得利润，地主和工人阶级分别获得地租和工资。一方面他把利润和工资相比，把利润看成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一方面又把利润看成是剩余价值的利润形式，不认为利润是资本家“监督指挥这种劳动的工资”，认为利润和工资截然不同，它们受两个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斯密无法区分剩余价值和利润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经济范畴。斯密从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理论出发，认为利润是资本的“自然报酬”，是构成价值的源泉之一，是资本家生活费用的正当来源。斯密的这个观点割裂了利润同劳动的关系，把利润的来源同资本联系起来，认为资本是利润的来源，以此来说明利润的合理性。有关利润量的决定，斯密认为利润量首先取决于资本所支配的劳动量和工资量，利润量的大小同资本支配的劳动量成正比，同工资量成反比。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各种产业迅速扩展的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可以同时提高。对于利息，斯密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息只是一种派生的收入，而且利息是随着利润的变动而变动的。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利息率在不断下降，而这种下降是由利润率下降引起的。在斯密看来，资本利润、劳动工资的增减，同样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减，但财富状况对两者的影响却不相同，资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资，因而减低了利润。其实，斯密混同了利润率和利润量，把利润率下降说成是利润本身的下降。关于地租理论，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斯密是第一个系统的研究地租理论的经济学家。斯密把地租看成是土地私有发生以后出现的范畴，而且认为地租是资本主义社会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所以，斯密考察的地租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地租。斯密把地租和利润加以区别，认为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也是来源于工人的剩余价值，并且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是由于市场的供不应求而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于价值而形成“垄断价格”，超过的部分便形成地租。而地主之所以获得地租，是因为土地私有的垄断。斯密还认为地租是“自然力的产物”，是自然力参与农业生产的结果。斯密把地租看成是“自然的恩赐”，是因为斯密不了解自然力的参与只会影响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与价值无关。地租量变动的趋势是随着资本的积累、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社会改良而增长。另外，斯密还认识到级差地租的问题，认为级差地租是由耕地的优劣和距离城市的远近两个条件引起的。斯密还对地租做了分类，他认为社会上存在三种类型土地所产生的地租，分别是经营畜牧业的土地上的地租、经营一般生产物土地上的地租和经营特殊生产物土地上的地租。并考察了各类地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前两类土地的地租支配第三类土地的地租，第一类土地的地租受第二类土地地租的支配等。对各类地租之间关系的论述，是斯密的巨大功绩。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所评论的：“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对于亚当·斯密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学说史上有学者认为《道德情操论》中的利他主义与《国富论》中的利己主义是矛盾的，这就是所谓“斯密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