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发展

在古典学派之后，随着“边际革命”的开始和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的重要性在经济学主流学派那里被大大淡化了，而且一些经济学家还对经济学的伦理问题采取了回避或是忽略的态度。但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又引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伦理的重视。事实上，经济与伦理的联系从来就没有被分开过。纵观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古典时代是十分重视人文精神和经济伦理的。德国历史学派虽与英国古典学派不同，但也注重经济与社会文化、道德伦理的联系。从F.李斯特、W.罗雪尔、G.封·施默勒到M.韦伯，他们继承光大了这样的学术传统。1897年施默勒就任柏林大学校长的讲演中，强调在财富与资本之外要重新把人放到科学的中心地位；而M.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说影响深远，不仅对东亚经济腾飞要因的探寻，而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文化解释都是如此。回顾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发展过程，十分有助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市场伦理。

“边际革命”是经济学的转型。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效用学派，其中的数理学派（代表人物如英国的W.S.杰文斯、瑞士洛桑学派的L.瓦尔拉斯及其继承人V.帕累托等）在将经济学向严密性、客观性发展的同时，其数理方法得以发扬拓展。到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新古典学派的A.马歇尔、30年代中期的J.M.凯恩斯以及再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T.C.库普曼及Л.В.康托罗维奇、G.德布雷等等都是数学家，数理化、模型化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趋势，人文精神与道德伦理趋于淡化。可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从“边际革命”以来，几乎不再把经济伦理问题纳入正式的或称标准的经济分析之中。究其原因，至少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理性的自利行为被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点，而效益最大化的追求似乎成为经济行为的全部内容，其余则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但是，淡化伦理思想的趋势并不能客观把握经济事实，也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而不断受到冲击。当“经济人”基本假说之局限越发显现，“不讲道德”倾向的“经济学”越来越受到质疑批判。尤其是近几十年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负反馈结果，更加速了经济学人对古典价值的回归和对现实冲突的解难，经济伦理思想再次受到了重视。譬如新制度学派反对回避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主张从制度变迁进行经济结构分析。不同视野的学术复兴和创新可以回溯到半个世纪以前，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或建议，如“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F.H.奈特1966年发表《作为绝对伦理学的抽象经济学》。“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K.E.博尔丁主张经济学的重建，于1969年发表《作为一种道德科学的经济学》。芝加哥大学教授G.S.贝克尔于1974、1976年分别发表了以家庭行为为主的利他主义经济学分析的论文，他还在1976年出版了《对人类行为的经济探讨》，1981年出版了《论家庭》等著作。普林斯顿大学教授W.J.鲍莫尔也对利他主义进行了研究，其主要成果收入1975年出版的《利他主义、道德和经济学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创始人J.M.布坎南从公共选择和经济正义视角进行经济伦理与期望价值等方面的研究，1978年发表《市场、州和道德范围》。1988年德国学者P·科斯洛夫斯基出版《伦理经济学原理》，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书后有长达34页的“参考书目”，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现代经济学可以证明合作、守约等道德行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遵从道德与功利主义原则可以并行不悖。

不仅如此，即使是在“边际革命”以来，主张数理方法的人也并不一定完全排斥文化或伦理。被誉为经济学史上第三块里程碑的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也曾提出：“我认为，我们将自由地回到宗教信仰和传统美德的那些最确切的原则上来——贪婪是一种罪恶，高利盘剥是一种不端行为……我们将再次把目的看得高于手段，宁愿取善而不为实用。”这段话被置于《伦理经济学原理》的“前言”。P.科斯洛夫斯基认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分离，是现代机械主义宇宙观胜利的结果，并把这种胜利转到霍布斯和曼德维尔以来的经济学上去的结果”。他提出“在文化和道德哲学概念中，经济属于文化范畴……因为经济是文化的一部分，并由文化道德标准和价值来确定，因此国民经济学确实也是文化科学和文化经济学”。^[27]他还写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学》（1982）、《作为文化的经济》（1989）等书。如今“经济学”不仅内涵牵涉繁博，而且外延显呈动态，概念如经济哲学、经济观念，学科像文化经济学、伦理经济学等等，都反映出经济学科的时代发展。

回顾经济发展史，无论经济学派的倾向与侧重或是时代与国别等有多大差异，经济与伦理的联系并没有割断。从古典学派，经边际革命、凯恩斯革命到新制度学派，市场经济离不开伦理道德已被说明。近几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伦理冲突的加剧，贫富差别的扩大，以及个人理性行为与集体理性结果的悖反等等，使效益与公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强调伦理的经济学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成果更是令人瞩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马蒂亚·森，就是为了表彰他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和对经济伦理的重视。

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作者论证了“经济学与伦理学的严重分离，以及这一分离如何铸就了当代经济学的一大缺陷”。^[28]也许因为现代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变得理性，人们现在都喜欢用逻辑的方法或是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学的一些数理问题，而对经济学中的一些窘迫的人性关怀的问题变得淡漠。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论文中这样阐述了这个问题，当然他的出发点依然是依据斯密的理论，“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对亚当·斯密关于人类行为动机与市场复杂性的曲解，以及对他关于道德情操与行为伦理分析的忽视，恰好与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表现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分离相吻合”。^[29]也许一些注重数理分析的经济学界人士好像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看成是与社会经济发展存有距离的，似乎经济学的理念是描述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而涉及当前的具体问题就要滑过伦理学的人性关怀层面，这样就使得经济学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而假如我们的政府或是有关人员不从经济学的伦理观念来对待这一问题，就会缺少伦理观念，而最终将会使当代经济学的这一缺陷不断扩大。

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可以通过更多、更明确的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而变得更有解释力，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自利假设，阻碍了它对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经济关系的关注。就是说，要高度重视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那么，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作为经济学的最为复杂和最富有人性精神的是福利经济学，而这样就为我们打开了了解经济学和伦理关系之间的连结处找到了一个切入点。阿马蒂亚·森分析了斯密在当年对饥饿的世界作为分析的对象时，并不同意“反应缺陷”的可信性，而是同意“拉动缺陷”，就是说斯密的反饥荒政策的内容，不是采取行动，而是靠增加贫困者收入的机会，让市场对贫困者增加的收入作出反应。然而这个问题的表述也是比较困难和复杂的，因此就有后人忽略了斯密的一些看法。因为斯密的确在互惠交易和劳动分工的价值的分析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些贡献与缺乏友善和伦理的人类行为是一致的，人们大量引用的恰恰是斯密关于这一部分的内容，而对斯密的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他部分，如悲惨现实的关注所强调的同情心、伦理考虑在人类行为的作用，尤其是行为的规范使用，却让人们忽略了，因为这些在现代经济学中已经变得不时髦了。于是经济学中的一个主要的缺陷，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如何使经济学与伦理学发生联系呢？在阿马蒂亚·森的论文中，他没有也几乎不可能对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联系作出一个明确的判定，而是要让人们注意这个问题，只是说“通过更多地关注伦理学，福利经济学可以得到极大的丰富；同时伦理学与经济学更紧密的结合，也可以使伦理学的研究大受裨益”。^[30]这种说法是比较现实的，假如不对伦理学进行研究或是忽略它就不能使福利经济学获得更大的空间。但是，当我们在对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贫富两极严重分化的问题，已经下岗的城市职工的社会福利待遇问题，以及一些大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如何建立社会养老统筹等具体的问题提出判定和分析时，就会发现事情不会是想象的那样简单。其中有的问题还不能仅仅依靠政策规定，而是必须用立法的形式来执行。这些问题的解决是需要经济伦理的，因为它所属于的社会管理空间不是一种回报的是否值得，而是事关“坚持共同富裕”社会理想的能否实现。

能否用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来理解阿马蒂亚·森的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仍然是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了解和解决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两者都是有益的。在经济学中，那种无视伦理和文化，用纯粹的定量分析的方式来计算的观念，只能是狭隘和缺少现实生活气息的。因此阿马蒂亚·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相信经济增长会自动地使贫富差距缩小的理论是十分缺乏说服力的。因此重视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持整个经济、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说明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对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要放在首要位置的重要性，而其中的伦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无法逃避的。

阿马蒂亚·森对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是站在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而他的贡献的划时代意义也许会在今后一个时期日益显示出来，这也是阿马蒂亚·森为什么一直坚持认为的，因为假如允许对自利行为的偏离经济学进行分析的话，重新定义或表述解决这些问题的激励就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是否可以被认为所追求的某种目标的最大化是相对的，它取决于单个行为主体或团体把什么看做是可适当控制的变量，以及把什么变量视为是可实际操作的手段。”^[31]这一观点是贯穿阿马蒂亚·森的理论始终的。

阿马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尽管篇幅不大而且不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但其影响不能小觑。当时不少有识之士评价说：对于那些关心当代经济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关系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一个思想“宝库”。当代经济的发展，以及阿马蒂亚·森等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真理：经济学和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